《善經濟》:為什麼給予、布施的喜悅不會「邊際效應遞減」?

《善經濟》:為什麼給予、布施的喜悅不會「邊際效應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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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這隻無形的手,到政府有形的手,無不都是在進行利益與資本的公平分配,以節制無止盡的個人慾望擴張。而這隻無形的手,從善經濟的角度言之,不是政府的手,不是無產階級、不是專業官僚,更不是慾望的心,而是每一個人內在自發的慈悲心與本自具足的善心。

文:何日生

第七章 善為本體——經濟活動中善的動機
第一節 利他動機與經濟活動

當論及經濟活動的動機—從生產動機,到消費的動機,應該如何建立善的態度,如何建立利他的動機,以達成經濟商業的富裕,與人民生活的真正幸福?這是本章所探討的重點。

生產的動機與消費的動機,在資本主義的架構下似乎都是基於自利,都是基於自我的慾望。

吾人則認為,生產與消費的動機即便在資本主義的架構下,仍然是利他,也應該是為著人類全體以及自我的福祉著想。
基於利他的經濟思想與實踐即是「善經濟」。善經濟不僅是指慈善經濟,一切的經濟活動、商業活動都是基於利他的動機,與為社會創造出良善結果的經濟行為。

善經濟包括「動機的善、過程的善、結果的善」,三者缺一不可。

本文將分別論述其中的內涵與實踐模式。善經濟是從動機、方法及目的三者並備的一種經濟新思維。

吾人主張利他的經濟實踐,比起利己,將更有利於個人及整體社會的經濟發展。善經濟避免人類在極度發展的經濟生活中,走向對環境、對弱勢、對人心的一種反向作用。它引領人類在追求經濟榮景之際,不至於最終導致人類的極端衝突甚或毀滅。

善,從利他的角度,不但有利於個體富足的達成,亦有益於促進企業的長期發展。它保護地球環境的永續,以及人類社會的整體和諧。

經濟活動中動機與目標的關係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認為,任何一種活動都具備最終的目的,亦即「最終的善」(Summon Bonum)。病人看醫生的目的是為了健康。問一位將軍為何而戰?他回答戰爭的目的是勝利,但是勝利是為了國家人民的和平與幸福。因此戰爭的最終目的是和平與幸福。手段必須與目標一致才是善。戰爭是手段,看醫師也是手段,健康與幸福才是最終的目標。
因此動機與目標必須一致,目標比起手段更重要。手段不能變成目標,就如同不能把戰爭變成目標,不能把手段變成目標,動機必須與目標一致,才不至於混淆手段與目標。

既然目標重於手段,那手段就不能取代目標。動機必須對準目標,不是對準手段。在經濟活動中,賺錢的目的為何?賺錢不是目標,是賺錢之後獲取的生活幸福與快樂才是目標。因此,經濟動機中的善與目標的善必須一致。

經濟的目標是什麼?不是賺錢,賺錢只是手段,手段不應取代目標。對於拚命賺錢的人,或以賺錢為動機或目標的人,最終將失去幸福,因為他花大量的時間在賺錢,失去了追求幸福的機會與目標。以累積財富為目的的人,是將手段當作目標,不只其動機錯置,其目標也是異化。

賺錢不等於幸福,就如同盡情消費不等於獲得自由。

這正是亞里斯多德所指出的,人類生活必須有一個至高的目標,否則容易把手段當作目標。

但是亞氏所提出至高的善,近代哲學家們是予以否定的,特別是啟蒙運動的學者霍布斯及洛克都認為,沒有至高的善,每個人都對善有不同的標準,追逐一個至高的善不可得,也不必要。這使得近代人們對於善的目標模糊而多樣,甚且以慾望的滿足,以及拚命的賺錢為最終目標。

因此經濟活動的倫理,就成了每一個手段的標準化,把每一個手段標準化當作經濟的目標。

於是會計的善是什麼?會計的善不應是節稅、避稅,這是將公司的利益極大化,而非基於企業與社會的長期發展來著想。也因為如此,才會出現二○○一年全球最大的電力、天然氣以及電訊公司之一的安隆公司發生財務造假弊案,同時引發負責安隆公司簽證的全球前五大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因涉及協助偽造不實資訊、逃稅,並銷毀會計資料,而受到美國司法部收回執照、起訴調查。兩家巨型公司快速倒閉,震撼全世界,也引發巨大的全球金融危機。

法律的善是什麼?若沒有最高的善,只有專業標準化,法律的背後基礎會是什麼?是那些法條的制定與對法條的遵守,但是不論究法條背後的正義為何嗎?

訴訟,能不能達到正義的伸張?還是讓人持續地對立?我們沒有思考當下專業主義原則背後的假設,而是專注於專業主義的原則之遵守。

法律的正義經常是充當彼此抗爭的手段,即使犯罪的人也能夠得到最大的保護,這是基於人的自我之極大的尊重。學法律的人或從事法律的人,就毫無顧忌地幫犯罪者脫罪,而不會設計讓彼此同理,讓犯罪者懺悔。因為法律體制即是要辯護律師為當事人,即便當事人有罪,也要盡力維護他,使他減刑,使他規避罪責,而不是引導他認錯、改過。因為我們的價值是崇尚個人至上,而不是與他人同理,不是利益他人為先,而是以自我利益為先。

這種假定,正是亞里斯多德所講的,缺乏至善的概念。每個人以自我之喜好為善,一切的專業法則都成為自我的保護傘,都是為提供每一個人自我慾望與利益極大化而努力。

近年美國法律界發展的善意溝通,善意溝通的律師們專注在犯罪者對於自身犯罪的理解與懺悔,而不是規避懲罰或接受懲罰。兩者都使得犯罪者認為關完了,他也還完了,甚至覺得制度在欺負他,完全沒有悔意。因此法律的善在於犯罪者自身的覺醒,這本身是通向心靈的善,是至善的追尋。強調物質性與身體性的懲罰,只是一種工具性的正義,不是真正的正義。真正的正義是讓所有的人都體認到正義,願意遵循正義。換言之,不管經濟的善,或法律的善,一定是考慮群體或他人利益,而非只關注個人利益。因為考慮他人利益,考慮自我的心靈成長與清淨,才是至善與最高的幸福。

至善,對亞里斯多德而言不是情緒,而是行為。是良好道德、公共參與,與愛的關係。

不遵守至善,而是以慾望為善,以自我利益之追逐為善,就是喪失自我的靈魂。

如果我們以這種至善之完成為人生目標,我們不會拚命地追逐利益,而是給予他人利益。我們會體諒他人,會對自我的行為懺悔,因為靈性的完美是我們追逐的目標,而不是欺騙、畏罪,甚至傷害靈魂。

就如同佛教思想中的業報觀,即便一個人逃過法律的制裁,但是他知道業報因果仍然存在,逃得過世俗的法律,逃不過因緣果報,因此他發露懺悔,真心決心改過。拯救他的心靈,比起世俗的懲罰更重要。這是具備真正善觀念的人生。

佛教追求生生世世不斷完美自身的心靈,不是藏覆罪愆。其至高的善是追求永恆的慧命。因此,馳騁慾望與拚命賺錢為自己謀利,是與追逐永恆慧命相違背的作為。

這即是亞里斯多德所強調的,人類必須有追尋至善的動機,才不至於流於慾望與利益的追逐,慾望與利益的追逐不能給予真正幸福的人生,因為靈性的滿足與慾望的追逐背道而馳。

儒家追逐聖賢之境界,聖賢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君子之於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守志奉道是君子,依義不依利是君子。能博施濟眾於民,是為聖者。能近取譬,是為仁者。為他人利益著想,與為他人服務,是儒家至善人生的目標。

在這種動機底下,追逐金錢與慾望的滿足,當然不是人生的至善。儒家的經濟目標是利益國家與人民,不是追逐自我的慾望與功名利祿。因此達到這個目標的動機是道,是對於道的追求與修持,自然不是追逐金錢與慾望的滿足。因此沒有終極的目標,不會有真正的善動機。

在各個文明的價值結構中,幾乎都歸結出,至高的生命目標不是建築於外在物質或慾望的滿足,而是更高的道德理想與利益他人。這與人類追逐無限性的內在趨力有關。

人心對於無限的追逐

人一旦有了動機,就會無限制地擴大它的範疇。對於無限的追求,是人的天性與必然的驅力。

政治上追求權力的無限擴張,事功上追求偉大的成就,信仰上追求永恆的生命,企業上追求極大化的利益與版圖,慾望上追求無限制的消費,都是人對於無限性的驅力。這驅力專注在「要」什麼,專注在「得」到什麼?就會無限制地擷取、掠奪、占據,但是「得」與「要」帶來的結果是永遠的失落。因為再多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再多的權力都有相對抗的力量,再多的金錢都是局限的,再長的生命都是有盡頭的。

以賺錢作為驅動力,不可能達到生命的真正滿足與幸福。以消費來滿足慾望,也永遠無法獲致快樂。

人必須把自我對於無限追求的驅力,放在「給予」,而非「得到」。把人追求無限的驅力放在得到什麼,那就是永遠的追逐,與永無止盡的空虛。

給予的快樂,越給越快樂。

得到的快樂是,越得到越難快樂。

得到一個,要兩個,得到兩個要三個,然後十個,然後無止盡地要去得到。

有錢的人比任何人更想追逐金錢,金錢的追逐卻永遠不足,因為當他擁有第一個一千萬時,他很快樂。但是第二個一千萬,快樂就遞減。接下來他必須賺更多的錢,才能達到當初獲得第一個一千萬時的喜悅。同理可證,下一次同等的快樂,或許得賺到第一個一億才能得到,這種無止盡的追求,使人要更多、還要更多,直到自我的金錢擴張體系再也無法承受而崩潰為止。

經濟學家馬歇爾的「邊際效益遞減理論」(Law of Marginal Diminishing Utility)告訴我們,更多的消費不會帶來更大的滿足,反而使得滿足的需求越來越難達成。追逐金錢的累積與物質消費的擴張,都是逃不開「邊際效應遞減法則」,更多的錢都很難取代第一次的滿足,要尋求再達到第一次的滿足,則需要更多、更多的錢。

相反的,給予、布施的喜悅,是不是也難逃「邊際效應遞減法則」呢?為他人付出的快樂,會創造更大的驅力持續為他人付出,以獲得原初的快樂嗎?

想想這有何不妥,一個人一直為他人付出,以尋求更大的快樂,這是對整體社群有益的事,這連功利主義者都會認同的理念。

為什麼為他人付出的快樂不會遞減,而是越付出快樂越遞增呢?

因為付出的時候,內心愛的能量一直在增加。要想「得」到的時候,是內心的空虛一直在增加。如克里希那穆提所言,「求就是不足,求越多表示內心的不足越大」。這就是為什麼越要得到,心越痛苦,心越不容易滿足。

因為求,表示缺。求越多,缺越大。

將付出、利他作為經濟目標的人,自己更快樂。因為利益他人,自然與他人建立信任與愛的關係。信任關係會帶來財富,愛的關係會帶來幸福。

經濟的目標是幸福,而利他的事業更能利己,是真幸福。

愛才能自由,為他人付出所傳遞的愛的關係,讓人得到自由。

所以言,善的經濟動機引領人類獲得最終的幸福與自由。

經濟行為中利他價值之實踐

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之交的西方世界,宗教衝突炙烈,基督教與天主教、基督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都持續處於高峰。另一方面,政治的衝突也十分激烈,君王與貴族、傳統貴族與新興市民的抗爭也同樣持續著。然而,此時有一個相對平和、對等、互利、容納各種階層與宗教背景的領域,卻開始默默地擴展著,這領域就是商業的場域。

如同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十八世紀所看到的場景,在一個場合裡猶太人、新教徒、天主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都聚集在一起,他們談的是商業的互利,每一個人都得到接受與認同,除了破產者之外,人人在這商業場域裡都是平等的,都可以一起合作。儘管他們離開這場所之後,有人為孩子受洗為基督徒,有的以猶太習俗為孩子行割禮,有的禮拜阿拉真神,這些都不妨礙他們一起合作從事商業與貿易。沒有一個場域,至少在當時,更具備寬容、接納、互信、互利的氛圍。

所以對於長期飽受宗教與政治衝突的歐洲,商業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文明創造與融合之地。

商業是互信、互利的,本質為利益他人,雖然每個人都懷抱著自己的利益。可是大家都知道,除非自己能為他人尋找到利益,否則自己一定得不到利益。商業的法則永遠是利他才能利己。

雖然資本主義的社會視利己為圭臬,但其實真正促進經濟與商業活動的動機是利益他人,然後才是利益自己。要利益自己,就更要利益他人。

如同先前所述,人類在演化的過程中知道利他,才使得人類能夠更長久地適應大自然的挑戰而生存下來。達爾文主義者也不斷地提出證據,利他的族群比較能在物競天擇中生存下來。所以人類的基因裡就傳承著利他的因子。善經濟的動機就是要利他。

但吾人並非認為利己在商業社會不應該存在,或不曾存在。利己是存在的,只是更多利己的經濟與商業活動無法長久維持。利他的經濟與商業活動能夠讓一個企業、一個社會更長久地發展與給予人們幸福。

韋伯試著以新教倫理解釋西方企業家的精神,認為追求企業的成功,同時守好上帝的戒律,就是企業家的天職。

韋伯賦予企業家神聖的使命,讓企業的推動基於善,這是新教倫理的精神對於基督教企業家的影響。韋伯以富蘭克林為典範,對外追逐事功,以彰顯上帝的榮耀。對內謹守戒律,以作為上帝的好子民。富蘭克林之後,十九世紀的洛克斐勒,二十世紀的華倫.巴菲特,都是勤儉自持,財富無數,積極投入慈善。他們足以作為基督教善企業的代表。雖然在基督教裡,也不乏有貪婪、暴斂的企業家例證,然而,善的動機與善的企業,是韋伯認為基督教企業家成功的原因。

那麼是什麼力量使得十八 、十九世紀的西方商界,形成企業家的富有與貧困工人之間巨大的鴻溝呢?企業家的成功榮耀歸上帝,企業版圖越大,越是彰顯上帝的恩寵。上帝並沒有要給予、或沒有保證給予每一個子民同等成功的機會與果實,上帝的選民是有選擇性的,不是普遍性的。只有守住律法的人,才可能成為上帝的選民,但這也只是可能,因為人類不可能知道上帝的意旨,到頭來只有從結果的福報推知自己是上帝的榮耀者。

在這種不普遍的選民思維中,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是可以預見的。這兩個世紀中,人類社會因巨大的貧富差距,所帶來的鬥爭、戰爭與苦難,遠遠超過過去十多個世紀。個人的經濟成就不等於社會的經濟成就,社會的經濟成就未能圓滿,必定帶來個人經濟成就的衰退與毀滅。

在此,我們所述及的善經濟之善動機,所關照的是利他,而不是個人的榮寵與福報。從儒家的角度,個人的成就與家族、國家的幸福緊緊相關聯。從佛教的角度,個人的福報是透過利他獲得。從道家的角度,上位者真正該做的是不以其認定的價值,加諸於一般人民,而是應該提供條件,讓人民自給自足,安居樂業,村落並立,社會和合,並與自然相合。其中心都是廣大的人民,不是自己。因此,從儒家、佛教及道家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活動,所著重的是整體人類的共同命運與幸福。

西方的馬克思思想也是從整體人民的幸福出發著想,但是他著重在以政治力來實現。我們強調的利他善經濟,是從自我生命的自願性出發,利他必定是自發的、自願的,是歡喜的。當我們認知到,人類的每一個活動都是息息相關,能夠利他就是更好的利己,人們自然會比較願意從利他的角度從事經濟活動。

當然拿認知與慾望相比,慾望通常大於認知的力量。雖然從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到近代的康德都主張人有理性的能力,會做理性的選擇。但是一旦遭逢慾望的牽引,理性常常抵不過慾望。

東方的思維常常從情感出發,如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佛陀認為人人皆有慈、悲、喜、捨的佛性。建立善經濟的利他行動,情感的啟發與理性的認知同等重要。如何讓經濟活動者都認知利他比利己有力量,有更大的效益,這是理性的層面。在情感上,如何讓富有者同理窮困者,這種情感的啟發,有助於培養利他之心。

亞當.斯密所主張的在市場中,每一個人都從利己出發,會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進行分配,最終達到公共利益的平衡。亞當.斯密提到無形的手其實就是慾望,生產消費的分配、資本利得的分配,最終都回到慾望,人人心中的慾望就是那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掌握市場與資本。最終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地球的環境急遽被破壞。

這隻無形的手,在韋伯看來是上帝的意旨,他讓誰富有,誰就富有;在卡爾.馬克思看來是無產階級專政;在熊彼得看來是專業官僚;從凱恩斯看來是政府的調控。

從這隻無形的手,到政府有形的手,無不都是在進行利益與資本的公平分配,以節制無止盡的個人慾望擴張。

而這隻無形的手,從善經濟的角度言之,不是政府的手,不是無產階級、不是專業官僚,更不是慾望的心,而是每一個人內在自發的慈悲心與本自具足的善心。

政府的調控,不會根本地讓企業家放棄貪婪,放棄以各種壓制別人的手段擴張企業版圖,不會停止企業無止盡地獲取巨大財富。

去除慾望與貪婪,要根本地從啟發企業家內心的慈悲著手。

以慈濟功德會在全球的志業發展為例,慈濟啟發許多企業家投入慈善救濟工作,企業家「在見苦中知福」,「在接觸苦難中啟發自性的慈悲」。從而開始改變做生意的模式,不再貪婪,不再從事惡的經濟、有害的經濟。而是以誠正信實經營生意。

這種蛻變來自於人人本自具備的愛心與慈悲,來自於提供企業家場域,去見苦、去拔苦,他的心靈狀態改變,從貪婪到施捨,從自我到大我。這是慈善志業陶冶企業家內心善念的方法。

善經濟的動機培養,可以從慈善工作的啟發與陶冶著手,慈善工作可以培養企業家的利他精神,可以讓企業家感受到窮人的辛苦。這比體制的分配正義,更能實現資本的公平分配。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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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日生

善經濟,就是從利他的角度從事經濟活動
以善的動機、善的方法,達到善的結果

在東西方文明中,善一直是各文明的核心議題。對於西方,善是真理。對於中國,善是利益萬民、利益萬物。

《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從利他的角度,重新審視人類歷史上各文明經濟體系中的善和利他的思想與實踐,把推動每一個經濟文明背後的善與利他思想總結出來,闡述人類文明經濟體系中的善之模式,以及善如何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產生積極的作用。作者何日生詳盡爬梳西方文明與東方思想,從蘇美文明、古希臘神話、猶太智慧、儒家哲學到佛教教義,尋找什麼才是經濟背後強大的文化思想?答案是「善」與「利他」。

善的動機、善的方法、達到善的結果,是善經濟的核心思想;「善經濟」就是從利他的角度從事經濟活動。

利他,讓人類找到共贏、共榮之道。每一個人都有自利之心,也有利他之心。如何擴大利他,縮小自利之心,是探討善經濟的善動機必要之關鍵。如何強化利他之心,從接觸苦難人開始。幫助苦難人,是轉自利為利他的關鍵。

善經濟的目標,是以利他達到全體人類物質的均富與繁榮,以利他達到自我與群體社會的和諧與生命的圓滿。使人類社會達到人人「身體健康、物質豐饒、心靈潔淨、祥和圓滿」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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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