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比例高的「哈雷迪」猶太教社群,會是以色列肺炎疫情的破口嗎?

確診比例高的「哈雷迪」猶太教社群,會是以色列肺炎疫情的破口嗎?
逾越節期間,在哭牆前以符合社交距離方式進行例行禱告的祭司│Photo Credit: 以色列新聞局(The Western Wall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Haim Zach)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綜合不同的觀察來看,儘管以色列哈雷迪社群新冠肺炎確診比例確實顯著高於非哈雷迪社群,其背後的原因,很可能是一個融合了該社群特性及政府政策等因素、有些錯綜複雜的情況。

本文於2020年4月14日完成,所有資料皆根據2020年4月13日以前之資訊為準。另外本文聚焦於有關以色列哈雷迪猶太教社群在此次疫情中引起的爭議,因篇幅有限,無法涵蓋以色列政府因應疫情所祭出的各項政策,以及以色列社會各個族群在疫情籠罩下的現況。

以色列國防部長班奈特(Naftali Bennett)說:「以色列有『三個新冠肺炎國家』:哈雷迪、阿拉伯與剩下的其他人。」

班奈特的說法,確實反映了以色列目前在新冠肺炎的因應及輿論上,暴露該國內部哈雷迪社群與其他社群間的一些對立。

簡易疫情發展時間線與相關政策應對

一月底至三月初,以色列當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在不同國家爆發的情況,在衛生部主導下,相對快速地陸續對數個國家與地區發出旅遊警示、採取禁航等措施,即便早期不少措施引起部分國家大使館的抗議,與以色列外交部的不滿。

1月24日,北京當局宣布將在武漢興建可容納1000病床的方艙醫院,同日,以色列衛生部向國人發出旅遊警示,呼籲不要前往武漢及其周邊區域。

1月26日,以色列衛生部進一步升高旅遊警示,呼籲非必要時不要前往中國;同日,衛生部也宣布在過去14日內曾前往中國且出現發燒與嚴重腹瀉等症狀的公民,返國後應隨即與健保單位或醫院急診室聯繫。

1月30日,以色列衛生部進一步禁止所有來自中國的航班入境,並宣布所有從中國返國的以色列人,必須進行14天居家隔離。當天稍早,以色列航空(El Al)也已經宣布該公司將暫停所有中國航班。

2月9日,以色列衛生部將旅遊警示適用範圍擴大到其他幾個亞洲國家與地區,包括泰國、越南、日本、香港、新加坡、澳門、韓國與台灣;此警示一出,馬上遭到以色列外交部的抨擊,認為這些反應過度的政策將有害以色列的外交關係。

2月16日,以色列內政部宣布將禁止所有在過去14天內,曾前往泰國、新加坡、香港與澳門的所有外國人入境;該決定再次讓以色列外交部感到不滿,憂心這些國家可能會對以色列進行「報復」。同日,衛生部宣佈所有從泰國、新加坡、日本、韓國、香港、澳門與台灣入境的公民,必須像從中國入境的公民一樣,進行居家隔離。

2月23日,一個於2月8日至15日造訪以色列的76人韓國旅遊團,有18名團員在返國後被確診冠狀病毒,以色列衛生部除了公布這個旅行團在境內的足跡、要求造訪這些地點者進行自主居家隔離,也開始禁止韓國與日本公民入境,外交部也再次呼籲國民若非必要,不要前往韓國與日本,並表示仍在韓國的以色列國民,應考慮儘速返國。同時也傳出,已經在以色列境內的一千多名韓國遊客,不是被在入住飯店就地進行隔離、禁止離開飯店房間,就是被飯店拒絕入住。韓國大使館則對這些遊客發出緊急通知,呼籲他們在24日早上11點以前抵達以色列的本・古里昂國際機場,搭乘專機返國。

3月2日,以色列進行一年內第三度的國會選舉,由於前兩次選舉無人能成功組成政府,該次選舉的投票率變得至關重要,使得各政黨聯盟無不卯足全力催票。當天,以色列有12位新冠肺炎確診病患,且其中案1、案2與案5,是從鑽石公主號歸國的以色列遊客;其餘九例中,有七例是從義大利歸國的,兩例的本土病例在經過疫調後,確認是從義大利歸國案3感染的。也就是說,在3月2日已經確診的12例,只有兩例的本土病例,其餘都是境外輸入。可以說,國會選舉當日,以色列的疫情似乎仍在控制之中。

儘管確診病例數很低,投票當日,以色列有5630名合法選民正進行居家隔離。為了安撫民心並鼓勵選民出門投票,政府還為正在進行居家隔離者設置專門的投票所(註1)。

選後五日,以色列的每日新增個案仍多為境外輸入,且病例數都呈個位數增長,於3月8日、9日來到兩位數,3月10日則有25個新增病例,隨後在3月12日突破百例。同時,義大利及美國疫情開始有爆發的跡象,以色列衛生部因此在3月9日宣布所有從國外歸國的國民,都必須進行14天的居家自主隔離(註2)。不過,從數字可以看出,3月初的相關防疫措施恐怕來得有些晚,10天後的3月22日,以色列的新冠肺炎病例突破千例。

政策缺失

儘管以色列政府在早期就採取了相對嚴格的措施,希望能減緩境外輸入病例、及遏制本土傳播的規模,從下圖可以看出,確診病例還是不幸在三月中開始有激增的趨勢,3月16日比前一天增加了86例,3月18日及19日都分別比前一天增加了96例,20日開始則每日有上百新增確診病例。

以色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3月2日至3月22日
以色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3月2日至3月22日│謝宇棻提供;原始資料來源:以色列衛生部

除了檢測量大增以外,不少評論也指出,部分政策缺失,也是讓確診案例在三月中旬開始激增的原因之一。

比如說,儘管以色列政府在禁航與禁止外籍人士入境方面,動作相對迅速,但對於入境國人的居家隔離措施,早期似乎是呼籲與宣導性質高於強制,也沒有比較完善的配套措施。機場入境大廳除了因為外籍觀光客銳減顯得比較冷清,以及部分民眾開始自主配戴口罩,許多情景看來都沒有顯著的不同。不少媒體也報導,歸國民眾自由地搭乘計程車或其他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返家。以色列警方直到3月9日,距離最早的居家隔離命令40天以後,才宣布將開始對違反居家隔離命令者,進行調查(註3)。

其實,居家隔離命令在執行上的瑕疵,現在依然存在,儘管美國、特別是位於美東的紐約州已經成為新冠肺炎的重災區,上週仍有從紐約兩大國際機場直飛以色列的國民,被以色列媒體發現,在飛抵本・古里昂機場後,直接搭乘計程車等各種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返家,沒有受到適當的管制或進行保護措施。

再者,儘管在東亞爆發疫情之際,以色列政府快速採取行動企圖防堵,卻未能「預知」到歐美國家的疫情大爆發,導致境外移入案例幾乎都是從歐美歸國的公民。

也有公衛學者批評,以色列政府在這次疫情的應對上,讓完全沒有醫療背景的人帶頭,包括衛生部長李茲曼(Yaakov Litzman,註4)、衛生部署長巴爾西蒙托夫(Moshe Bar Siman Tov,註5)等,儘管他們帶領的團隊中包括有醫療背景的人員,但亦有人質疑這些帶頭者是否有能力做出相關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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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總理納坦雅胡、衛生部長李茲曼、衛生部署長巴爾西蒙托夫,攝於2020年3月8日│Photo Credit: 以色列新聞局(Koby Gideon)

最後,在防堵社區傳播上,儘管政府宣布了相關的「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與禁止10人以上在室內群聚、兩人以上在戶外進行運動等措施,初期在執行上似乎不甚夠力。其中,在不少本地及國際媒體上都被提及的「哈雷迪」(Haredi)猶太教徒社群,也因為屢屢傳出違反有關社交距離的相關規定,被認為是以色列此次防疫的大漏洞。佔以色列人口約十分之一的哈雷迪猶太教徒,目前在以色列所有住院治療的新冠肺炎患者中,佔了一半。不少民眾、媒體人與評論家都主張,這是哈雷迪教徒與其他以色列社會脫節、導致該社群疫情大爆發的鐵證。

以色列哈雷迪社群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爭議

一段在推特上廣為流傳的影片中,有個哈雷迪裝扮的小男孩,對著因冠狀病毒前來執行任務的警察大喊「納粹」,還加碼咳嗽。這段在2020年4月1日上傳的影片,截至4月13日晚間,共有6萬9700人次觀看,底下的留言除了不少嘲諷小男孩及其所屬哈雷迪社群的言論,也有不少人抨擊發文的記者對哈雷迪信徒帶有歧視的眼光。

不少人對哈雷迪教徒的印象是樸素的裝扮與恪守他們相信的猶太教教規及傳統生活方式。男性的高黑帽、女性的假髮或包頭,及黑白為主的衣著,是他們在大眾媒體中常見的形象;此外,他們拒絕許多現代化媒體如智慧型手機、電視、網路等的生活方式,也常在電影或大眾文化中被凸顯。

值得注意的是,就如同許多其他宗教,在哈雷迪猶太教內部存在許多分歧與宗派,他們在生活細節與教義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區別,對現代化生活方式的接受度也有差別。

舉例來說,近年來社群網路上可以看到一些女性哈雷迪「影響者」(social media influencer)的崛起,她們開設Instagram帳號或YouTube頻道,講述有關美妝、烹飪等各種與女性有關的資訊,與民眾分享她們的日常生活。

有31,200名跟隨者的哈雷迪影響者Chani Vainberger,就住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相對慘重的哈雷迪城市貝內貝拉克(Bnei Brak)。4月12日,以色列衛生部表示,每100位貝內貝拉克居民中,就有將近一位被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當日,貝內貝拉克的確診案例數是1831,以色列全境則有1萬0408;換句話說,人口僅佔全以色列約2%(貝內貝拉克:20萬,以色列:900萬)的貝內貝拉克,確診病例卻佔了全國的17.6%。

此外,就確診數據來說,災情最慘重的耶路撒冷(4月13日有2093確診,相較於貝內貝拉克的1888例),確診病例也多數集中在哈雷迪教徒居住的區域。

除了這樣「懸殊」的數據,網路上也流傳不少哈雷迪教徒反抗軍警、像是本段開頭的影片;此外,一位在部分哈雷迪社群內深受敬重的拉比,在疫情爆發初期的反應,都種下了讓不少人對哈雷迪社群不滿的原因。

3月12日,普珥節過後、也是以色列確診病例突破百例之日,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宣布全國國小至大學於3月13日週五起全數停課;14日週六晚間安息日結束後,納坦雅胡進一步宣布幼兒園、特教學校與寄宿學校也開始停課。

不過,高齡92歲、居住在貝內貝拉克的拉比卡尼耶夫斯基(Chaim Kanievsky),卻要求葉什瓦(Yeshiva)等宗教學校的學生不要停止學習。15日,卡尼耶夫斯基所屬的「立陶宛哈雷迪」(Lithuanian Haredi)教派下葉什瓦內的學生,仍舊群聚繼續學習(註6)。

  • 說明:一間位於貝內貝拉克、屬於「立陶宛哈雷迪」教派的葉什瓦,在3月15日的情況

同一週,在貝特謝梅什(Beit Shemesh)有一場約200人參與的哈雷迪教徒婚禮,從流出的一段影片可以看到,至少數十位男性在完全沒有保持任何距離的情況下,開心地跳舞慶祝;3月29日,上百人參與一場在貝內貝拉克的葬禮,附近的街道水泄不通、交通一度幾近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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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德高望重拉比孫子的婚禮,攝於2007年│Photo Credit:以色列新聞局(Ohayon Avi)

這種種的發展,加上有許多哈雷迪社群居住的耶路撒冷、貝內貝拉克等地,相繼成為新冠肺炎重災區,都造成以色列不少非哈雷迪人士的不滿,在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上,出現不少對哈雷迪教徒的批評聲浪,認為他們是以色列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的原因。

當然,很快就有為哈雷迪社群辯護的聲音出現。

首先,除了像是卡尼耶夫斯基這樣在初期(註7)公開呼籲信徒違反政府命令的拉比以外,有許多其他哈雷迪教派拉比,都立即公開呼籲信徒務必遵守政府防疫命令,並關閉宗教學校。尊奉卡尼耶夫斯基的哈雷迪猶太教信徒只是哈雷迪猶太教當中的一個支派,並不能代表整個哈雷迪社群。

其次,前文提到,以色列的新冠肺炎病例數在3月12日突破百例,政府也在此時才開始對國內採取嚴格的控管措施。然而,3月10日日落到3月11日落(在耶路撒冷是3月11日日落到3月12日日落),是猶太人的普珥節,教徒通常會舉行盛大的慶祝派對。對人口眾多且社群緊密的哈雷迪教徒來說,普珥節是大規模群聚的時節。

因此有觀察家指出,政府沒有在普珥節前禁止大規模集會,讓普珥節慶祝活動成了傳播病毒的溫床(註8)。

此外,在病例開始急速上升時,以色列政府不斷藉由記者會、手機App等方式,向民眾報告最新發展與政府措施;但哈雷迪教徒使用智慧型手機或觀看電視新聞的比例相對其他以色列人低很多。不少人就因此認為,政府在初期沒有考慮到如何對哈雷迪這個特殊社群進行比較有效的宣傳,成了防疫上的漏洞。

再者,政府宣佈的許多隔離措施,對哈雷迪社群來說,在技術上、實踐上有相對較多的困難。不少哈雷迪家庭是「多子化」,且居住在相對較小的空間,比如一家十口(父母加上八個孩子),住在三房的公寓中,要求這樣的家庭不出門,進行線上購物,且讓孩子在家上學,相對不易。第一,全家10口24小時擠在這樣相對狹小的空間裡,對有眾多幼小孩子的家長(或對任何人)來說,並不容易;第二,他們可能對線上等購物方式相對不熟悉,且需要採買的數量和一家四口的小家庭非常不同;第三,許多哈雷迪家庭就算有電腦或類似的電子產品,也不會有兩、三部、甚至是更多的設備,可以讓所有孩子同時間進行線上教學(當然,學校教師是否能進行線上教學,也是另一個問題)。

更有不少人、包括來自哈雷迪社群的其他領袖,批評自己就是哈雷迪猶太教徒的衛生部長李茲曼,為什麼沒有考量到各種宣傳上、隔離技術上的困難,想辦法設計合適的方式;而在4月2日確診罹患新冠肺炎的李茲曼,也被質疑違反了政府規定,因為持續群聚祈禱而感染,甚至危及與他有密切接觸、包括總理在內的幾位政要。不過,李茲曼自己是否認有關違反政府規定這項指控的。

最後,在為哈雷迪社群「平反」的聲音中,也有不少人也提出,違反或不甩政府規定而外出或群聚的人,並非只有哈雷迪猶太教徒(註9)。早先當以色列政府實施禁航或禁止外籍人士入境等措施時,不少人也批評政府小題大作,認為新冠肺炎只不過就像是一般的流感罷了。之後在疫情比較升溫,當以色列政府宣布企業公司行號必須縮減進辦公室上班的人數時,在濱海城市特拉維夫的海灘,常可以看到趁著不用上班而出來曬太陽放風的大批群眾。這樣的景象也讓總理與總統都一度出面嚴正呼籲,民眾不應該把停止上班這件事看成是放假,而輕忽任何一種群聚的危險性。

綜合不同的觀察來看,儘管以色列哈雷迪社群新冠肺炎確診比例確實顯著高於非哈雷迪社群,其背後的原因,很可能是一個融合了該社群特性及政府政策等因素、有些錯綜複雜的情況。

一個抗疫「成功」的哈雷迪社群

位於耶路撒冷西邊近郊、居民多為哈雷迪猶太教徒的基里亞特・耶利姆(Kiryat Yearim,又:Talz Stone),在三月中下旬,一度成為以色列疫情最為慘重的區域之一,在疫情高峰時,有六千人口的該區共有38個(約0.63%)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三分之一的居民進行隔離(註10)。

說明:有關基里亞特・耶利姆成功抗疫的以色列媒體報導

當地領導很快就決定,他們必須採取比衛生部更加嚴格的手段來抑制疫情擴散,例如禁止居民進入超市購物,所有需要購物的居民,必須利用WhatsApp、電子郵件、電話或在超市外頭留下購物清單,統一由工作人員進行採買與運送;他們還迅速關閉了當地的猶太會堂、浸身池(mikveh)等,禁止居民在室內聚集進行祈禱,並致力向居民進行宣導,呼籲他們遵守各項措施;考量到不少哈雷迪家庭人口眾多、居住環境相對較小、且相對缺乏電子產品,他們還向居民發送書籍、玩具、給孩子的塗鴉本等實用物品,並且開放讓居民能收聽妥拉課程、讓孩子聽故事等的電話熱線;相較於以色列政府開發了網路與社群軟體等新式訊息傳播途徑,基里亞特・耶利姆地方政府仰賴電話這種比較傳統的宣傳方式,讓居民可以打電話進行各種查詢與諮詢。

從普珥節後的疫情大爆發,到4月12日,該區宣布僅剩11個確診病例、40位居民正在隔離中,這個哈雷迪社群在約四週的時間內,相對迅速地以嚴格的措施控制了疫情。

從某種程度來說,基里亞特・耶利姆「成功」抗疫的事蹟,若能持續保持下去,無疑是提供了一個與許多媒體論述比較不同的案例。

危機就是轉機?1991年波灣戰爭的改變契機

在這波有關哈雷迪社群的爭議中,不少人回憶起1990-1991年波灣戰爭期間,部分以色列哈雷迪猶太教領袖違背政府措施的經驗。

當時,伊拉克的海珊政權向以色列發射俗稱「飛毛腿飛彈」的攻勢,以色列政府還擔心海珊會動用化武攻擊,便呼籲男性剃鬍以利配戴防毒面具,並關閉學校。不過,部分資深拉比卻公開鼓勵男性信徒繼續蓄鬍,並拒絕關閉宗教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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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士兵協助一位哈雷迪教徒調整防毒面具,攝於1990年11月│Photo Credit:以色列新聞局(Alpert Nathan)

結果,哈雷迪社群很幸運地沒有遭受飛彈攻擊,海珊也沒有向以色列發動化武攻擊,讓這些拉比們更加認為,堅持祈禱、學習及倚靠神是正確的決定。

不過當海珊政權在波灣戰爭期間對以色列發動攻擊時,以色列軍方藉由電視及廣播發布飛彈警示。為了不違反安息日不做工也不讓機器做工的規定,卻又能收聽飛彈警示,不少教徒在安息日開始之前打開收音機,讓收音機在整個安息日持續播放。這讓比較排斥現代化科技的哈雷迪猶太教社群來說,打開了他們將收音機引進家中的契機。

也許,在這波新冠肺炎疫情過後,哈雷迪社群會再度面臨一個類似當年波灣戰爭那般的變革契機。

註釋
  • 註1:有趣的是,選後計票過程,一度發生選務人員不願意對居家隔離者的票箱進行計票的窘境,最後是由比較資深的選務人員上陣。
  • 註2:二月中下旬時,義大利疫情開始走向失控;三月初,美國的疫情也有爆發的跡象;因此有觀察家認為,以色列政府要求從世界各地歸國的國民都進行居家隔離,是不想只針對美國發布居家隔離命令,以避免影響與美國的關係;政府當局對這點是否認的。
  • 註3:截至4月10日為止,以色列警方已經對22,951項違反各種與新冠肺炎措施有關的罰款,其中181項罰款是違反了居家隔離命令。
  • 註4:一個值得注意的背景知識是,以色列的各部首長按慣例屬政治任命,因此並非只有衛生部長由沒有醫學背景的人擔任,其他各部會首長也常有無相關背景者任職。
  • 註5:巴爾西蒙托夫的專業背景是經濟學,他在受現任衛生部長李茲曼任命時,也因為缺乏相關背景,引起以色列醫界的反彈;在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之際,以色列醫界也傳出不少希望撤換衛生部高層的聲浪。
  • 註6:在拉比卡尼耶夫斯基要求宗教學校學生不要停止學習的公開信中,其實有提及因應疫情所必須做出的改變,例如: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將學生分散成較小的群體、及一旦身體出現不適就應進行隔離等。
  • 註7:在呼籲宗教學校學生不要停止學習大約兩週後,拉比卡尼耶夫斯基開始要求信眾不要再群聚禱告。
  • 註8:下文提到的基里亞特・耶利姆(Kiryat Yearim)這個「成功」抗疫的哈雷迪社群,經過疫調發現,該社區疫情的爆發,就與普珥節慶祝活動有關。
  • 註9:因應逾越節猶太人家家戶戶團聚的習俗,以色列政府祭出更嚴格的措施、以防止因家庭團圓而發生更多群聚感染,卻也傳出總理納坦雅胡和總統李弗林(Reuven Rivlin),似乎違反此規定,分別與他們的兒女共度逾越節。
  • 註10:3月21日時,以色列全境(約900萬人口)確診病例為883例,基里亞特・耶利姆(約六千人)則有25例,也就是說當日,在這個僅佔以色列0.07%人口的區,確診人數佔全國的2.83%。
參考資料
  • Cohen, Yoel. 2014. God, Jews and the Media: Religion and Israel's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