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東南亞政策:扭轉二戰的侵略者形象,成為東協歷史悠久的合作夥伴

日本的東南亞政策:扭轉二戰的侵略者形象,成為東協歷史悠久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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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殘留的侵略者形象,日本政府在1979年推出了青年招聘事業,透過東南亞優秀青年的招募,在 日本進行短期留學。根據調查結果,取得日本學位者回國之後多半成為 改善日本與該國關係的重要尖兵,對於日本培養東南亞親日勢力協助極大。

文:王文岳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經歷了長期的疏離, 雖然雙邊成立不少國際組織,但缺乏相對應的民間交流。在這一段時 間,日本對於東南亞的外交作為,以提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日本侵略的國家戰爭賠償為主。透過大量的低利借款,賠款、無償援助、日本 企業的製品提供,以及對於日本有利的天然資源開發,日本政府發展援 助在此一時期成為東南亞政策的重要工具。以日本國內經濟復興為主軸 的「吉田原則」(Yoshida Doctrine)對於此一時期的日本-東南亞關係 具有明顯的指導作用。

1974年田中角榮首相的東南亞之行遭遇強烈反彈,尤以印尼與泰國為最,東南亞國家對於日本的強列敵意對於東南亞國家輸日的天然資源可能造成影響,如何安定國內經濟與改善國際形象就成為扭轉日本東南亞形象的首要任務。此時,美國越戰失利,印支半島淪入共產主義之手,美國亦期待日本能夠分擔東南亞安全責任。在這樣的情形下,繼任田中首相的福田赳夫首相才決定要建立日本的東南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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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9日,上千名泰國學生聚集到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下塌的曼谷Erawan+Hote前抗議

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於東南亞進行訪問之際,提出了日後著名的「福田原則」 (福田ドクトリン),強調日本不以軍事大國為目標,將與東南亞國家建立平等的夥伴關係,致力於區域的繁榮與安定。而福田原則也使日本成為東南亞國家協會的第一個對話夥伴,之後,為了建構夥伴關係,日本開始對於東南亞進行發展援助。自此,以「政府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為核心,以協助東南亞國家發展為原則的福田原則就成為日本東南亞政策最核心的基礎。

在福田原則宣布的五年之間,日木的援外金額大幅增加,在日本的脈絡中,「經濟外交」可能更為貼切地描述此一時期的日本-東協關係。1980年,日本的援助目標為33億美元,日本在之後的數年,援助金額持續擴大,成為世界主要的援助國之一。福田原則對於繼任的首相之影響,殆無疑義。譬如鈴木善幸首相即曾提出「宮澤原則」(宮沢ドク トリン,Miyazawa Doctrine),主張利用日本的經濟成就援續強化東南亞國家的援助。而政府發展援助,也自此與日本的外交政策更為緊密的掛勾。日本政府發展援助即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後,中止1978年的7000萬美元援助計畫。此舉亦使日本在東南亞國家中獲得較高的評價。

1985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締結之後,日圓急速升值,日本企業的東南亞投資生產網路大為擴張,東南亞各國在強化基礎建設之際,對於日本積極投入東南亞的援助工作大表讚揚。日本在此一時期,對於東南亞的政治、社會、經濟的全面影響力顯而易見,馬來西亞、寮國、新加坡等國均明確與日本強化交流,日本作為成功的現代化國家形象也逐漸取代上一個世代的侵略者形象。

此一時期無論是東南亞的重要基礎建設工程,或是各種發展援助計畫,日本挾龐大的援助預算,在援助發展援助持續增加的情形下,大幅延伸日本的國際影響力。此一時期,為了改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殘留的侵略者形象,日本政府在1979年推出了青年招聘事業,透過東南亞優秀青年的招募,在日本進行短期留學。根據調查結果,取得日本學位者回國之後多半成為 改善日本與該國關係的重要尖兵,對於日本培養東南亞親日勢力協助極大。

在學者Katzenstein對於東亞區域主義的專著中,他總結了東亞 區域整合過程中美國霸權的影響。他同意,亞洲的區域整合經驗建立起 不同於歐洲區域體系的案例。一方面,亞洲區域主義的起源,來自於對於蘇聯與共產中國的圍堵,透過對於美日安保架構,美國建立起「軸鈕-輻軸體系」(hub-and-spokes);另一方面,美-日-東南亞的三角 貿易體系,使得日本成為美國與東南亞在此一時期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特別是中國在冷戰初期急需資金的情形下,日本企業企圖前往中國的投 資,可能削弱經濟圍堵中國的力道,因此,美國鼓勵日本南向,結果創造了美國、日本與東亞自由國家的三角貿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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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9日,日本海軍在泰國芭達雅慶祝東協50周年國際觀艦式ASEAN International Fleet Review上閱兵

在此一脈絡下,日本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積極介入東協的整合 運動,甚至出現一段「政治行動主義」(political activism)的傾向。 自 1981年的鈴木善幸首相、1983年的中曾根康弘首相、1989年的竹下登首相、1991年的海部俊樹首相、1993年的宮澤喜一首相、1994年的村山 富市首相,以及1997年的橋本龍太郎首相均將拜訪東協國家首都作為就任早期的例行外交行程。此外,日本政治領袖亦積極參與東南亞整合運 動,反映其對東南亞的重視。

1996年,東協同意成立「東協產業合作計畫」(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Scheme, AICO),允許同一個企業集團在兩個或以上的東協 國家交易產品,此一計畫對於日本大型企業利用東南亞國家作為生產基 地,進行內部的價值鏈統合,建立跨東南亞國家的生產網路,產生了深 遠影響。運用此一計畫的日本製造商,包括了豐田、日產、本田、五十 鈴、電通、SONY等企業,統合了日本與東南亞的生產網路,並且使得日本企業得以大量的投資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與菲律賓四個國家,根 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的統計,一直到2012年之前,日本始終作為東南亞第一大投資國。此同時,在小泉純一郎首相任內,日本與東協簽署了《日本—東協全面性經濟夥伴協定》(Japan-ASE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JACEP),提出「東亞發展倡議」(Initiative for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IDEA),透過全面與雙邊並行的策略,推動東南亞區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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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貿和工業大臣Hiroshi Kumagai於1993年6月和前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的合影。1993年10月,東協當時的6名會員國,接受了日本提出協助升級製造業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