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東南亞政策:扭轉二戰的侵略者形象,成為東協歷史悠久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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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殘留的侵略者形象,日本政府在1979年推出了青年招聘事業,透過東南亞優秀青年的招募,在 日本進行短期留學。根據調查結果,取得日本學位者回國之後多半成為 改善日本與該國關係的重要尖兵,對於日本培養東南亞親日勢力協助極大。
文:王文岳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經歷了長期的疏離, 雖然雙邊成立不少國際組織,但缺乏相對應的民間交流。在這一段時 間,日本對於東南亞的外交作為,以提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日本侵略的國家戰爭賠償為主。透過大量的低利借款,賠款、無償援助、日本 企業的製品提供,以及對於日本有利的天然資源開發,日本政府發展援 助在此一時期成為東南亞政策的重要工具。以日本國內經濟復興為主軸 的「吉田原則」(Yoshida Doctrine)對於此一時期的日本-東南亞關係 具有明顯的指導作用。
1974年田中角榮首相的東南亞之行遭遇強烈反彈,尤以印尼與泰國為最,東南亞國家對於日本的強列敵意對於東南亞國家輸日的天然資源可能造成影響,如何安定國內經濟與改善國際形象就成為扭轉日本東南亞形象的首要任務。此時,美國越戰失利,印支半島淪入共產主義之手,美國亦期待日本能夠分擔東南亞安全責任。在這樣的情形下,繼任田中首相的福田赳夫首相才決定要建立日本的東南亞政策。

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於東南亞進行訪問之際,提出了日後著名的「福田原則」 (福田ドクトリン),強調日本不以軍事大國為目標,將與東南亞國家建立平等的夥伴關係,致力於區域的繁榮與安定。而福田原則也使日本成為東南亞國家協會的第一個對話夥伴,之後,為了建構夥伴關係,日本開始對於東南亞進行發展援助。自此,以「政府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為核心,以協助東南亞國家發展為原則的福田原則就成為日本東南亞政策最核心的基礎。
在福田原則宣布的五年之間,日木的援外金額大幅增加,在日本的脈絡中,「經濟外交」可能更為貼切地描述此一時期的日本-東協關係。1980年,日本的援助目標為33億美元,日本在之後的數年,援助金額持續擴大,成為世界主要的援助國之一。福田原則對於繼任的首相之影響,殆無疑義。譬如鈴木善幸首相即曾提出「宮澤原則」(宮沢ドク トリン,Miyazawa Doctrine),主張利用日本的經濟成就援續強化東南亞國家的援助。而政府發展援助,也自此與日本的外交政策更為緊密的掛勾。日本政府發展援助即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後,中止1978年的7000萬美元援助計畫。此舉亦使日本在東南亞國家中獲得較高的評價。
1985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締結之後,日圓急速升值,日本企業的東南亞投資生產網路大為擴張,東南亞各國在強化基礎建設之際,對於日本積極投入東南亞的援助工作大表讚揚。日本在此一時期,對於東南亞的政治、社會、經濟的全面影響力顯而易見,馬來西亞、寮國、新加坡等國均明確與日本強化交流,日本作為成功的現代化國家形象也逐漸取代上一個世代的侵略者形象。
此一時期無論是東南亞的重要基礎建設工程,或是各種發展援助計畫,日本挾龐大的援助預算,在援助發展援助持續增加的情形下,大幅延伸日本的國際影響力。此一時期,為了改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殘留的侵略者形象,日本政府在1979年推出了青年招聘事業,透過東南亞優秀青年的招募,在日本進行短期留學。根據調查結果,取得日本學位者回國之後多半成為 改善日本與該國關係的重要尖兵,對於日本培養東南亞親日勢力協助極大。
在學者Katzenstein對於東亞區域主義的專著中,他總結了東亞 區域整合過程中美國霸權的影響。他同意,亞洲的區域整合經驗建立起 不同於歐洲區域體系的案例。一方面,亞洲區域主義的起源,來自於對於蘇聯與共產中國的圍堵,透過對於美日安保架構,美國建立起「軸鈕-輻軸體系」(hub-and-spokes);另一方面,美-日-東南亞的三角 貿易體系,使得日本成為美國與東南亞在此一時期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特別是中國在冷戰初期急需資金的情形下,日本企業企圖前往中國的投 資,可能削弱經濟圍堵中國的力道,因此,美國鼓勵日本南向,結果創造了美國、日本與東亞自由國家的三角貿易體系。

在此一脈絡下,日本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積極介入東協的整合 運動,甚至出現一段「政治行動主義」(political activism)的傾向。 自 1981年的鈴木善幸首相、1983年的中曾根康弘首相、1989年的竹下登首相、1991年的海部俊樹首相、1993年的宮澤喜一首相、1994年的村山 富市首相,以及1997年的橋本龍太郎首相均將拜訪東協國家首都作為就任早期的例行外交行程。此外,日本政治領袖亦積極參與東南亞整合運 動,反映其對東南亞的重視。
1996年,東協同意成立「東協產業合作計畫」(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Scheme, AICO),允許同一個企業集團在兩個或以上的東協 國家交易產品,此一計畫對於日本大型企業利用東南亞國家作為生產基 地,進行內部的價值鏈統合,建立跨東南亞國家的生產網路,產生了深 遠影響。運用此一計畫的日本製造商,包括了豐田、日產、本田、五十 鈴、電通、SONY等企業,統合了日本與東南亞的生產網路,並且使得日本企業得以大量的投資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與菲律賓四個國家,根 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的統計,一直到2012年之前,日本始終作為東南亞第一大投資國。此同時,在小泉純一郎首相任內,日本與東協簽署了《日本—東協全面性經濟夥伴協定》(Japan-ASE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JACEP),提出「東亞發展倡議」(Initiative for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IDEA),透過全面與雙邊並行的策略,推動東南亞區域整合。

當風水成為我們的語言——跟著風水名師的腳步,重訪全球知名景點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無論古今中外,能夠永傳不朽的建築物,除了奠基於各地深厚的⽂化底蘊,和當時重要的哲學思考之外,其實也都依循著天⼈地合⼀理念,觀察當地的環境與氣候、為了服務使⽤者的需求⽽建設。
江名萱老師深入研究風水的契機,可以說是因為旅行所帶來的啟發——在旅行至北京故宮的時候,對於整個建築群落的方位、形狀、位置等都遵循著青囊經的原理所設計,有著強烈的感觸。
因此,原本就熱愛旅行的江老師,帶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走訪世界,考察各地的建築物。他發現,能夠永傳不朽的建築物,除了奠基於各地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當時重要的哲學思考之外,其實也都依循著當地的環境與氣候、使用者的需求而建設,和江老師順應自然的風水概念不謀而合。例如巴黎的聖母院、印度的泰姬瑪哈陵等建築,都能在天人合一的設計下,達到一種平衡、和諧的效果,並且更好地利用自然的能量。
與天對話:巴黎聖母院
「建築物的存在,是要為裡面的人所服務。所以,所謂好的建築風水,其實是應天、應地、應時、應人制宜。」因此,雖然我們可以看到聖母院中央的玫瑰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風水符號,代表光明、能量和生命力;聖母院的塔尖,也象徵著穩定、領導力,以及上達天聽的請求。但更重要的是,屬於宗教建築物的聖母院,為所有信仰著神的人們,所帶來的莊嚴、平靜感受。「聖母院營造出非常強烈的和諧的氛圍,你可以想見當時的設計師,在設計這個建築物及其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時,所有的考量都是為了讓人的內在可以安靜下來、與天/神對話。」江老師指出。

巴黎聖母院建築風格是哥德式建築,它的建造開始於1163年,耗時超過200年。教堂的尖頂屋頂,不只是融合了各種藝術風格的幾何美學,更代表著天地宇宙之間的聯繫。這種尖頂建築形式,在古代被視為智慧和神聖,有向上流動的能量。象徵著天空和地球之間的聯繫,連接聚集天地宇宙之間,讓整個建築物更加神聖,充滿生氣和活力,並為⼈們帶來好運和幸福。
在古代文化的哲學中,太陽代表著宇宙和自然界的秩序、生命和創造⼒、上帝神性力量等等。所以在建築的設計和規劃中,必須要考慮季節的變化,和太陽的位置,以確保光線在建築空間中,可以達到最佳的利用。聖母院的三扇玫瑰花窗,被認為是世界上 最美麗的玻璃藝術品之⼀,當你走進聖母院中,透過玫瑰花窗所照進來的彩色光芒,加上吟誦詩歌的聲音,還有焚燒香料所產生的煙霧,體現了像是引導人們的心靈,通往宇宙智慧神性的力量,彷彿可以治癒和平衡我們的身心。
「整體而言,巴黎聖母院的每一項設計、每一處細節,都讓人感到非常平靜。」江老師又補充道:「這就是好的風水,所帶來的能量。」
深埋於地的愛:泰姬瑪哈陵
談完了聖母院,江老師又繼續分享她在泰姬瑪哈陵的經歷。「如果聖母院是一棟與天對話的建築,那麼泰姬瑪哈陵想要傳達的,則是一份深埋於地的愛。」位於印度的泰姬瑪哈陵,不只是印度文化的代表性建築,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泰姬瑪哈陵始建於1632年,耗時約22年完工,在建築風格上,它結合了印度傳統建築和伊斯蘭建築的元素,以白色大理石為主要建材,建築外牆有細密的浮雕和嵌花紋飾,表現了印度文化的細膩和精緻。在陽光照耀下,白色大理石的建築散發出耀眼的光芒,展現出浪漫、華麗的氣息,「但是當你走進泰姬瑪哈陵之後,除了感受到它的莊嚴、神聖之外,還有一份濃烈的愛情。」江老師說道。
蒙兀兒帝國的第五代皇帝沙賈汗,和他的妻子慕塔芝.瑪哈王后深深相愛,即使沙賈汗要前往戰爭的最前線,慕塔芝也會相伴在旁,兩人感情十分深厚。但令人惋惜的是,慕塔芝在1631 年的征戰途中難產而亡,沙賈汗在悲痛之餘,承諾為她建造天上人間、無與倫比的美麗陵墓——泰姬瑪哈陵。

這座象徵沙賈汗畢生激情和財富的美麗紀念物,每年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國內外遊客前來參觀,感受這份愛情的真切。「剛才講到聖母院有尖塔,我們可以注意到,泰姬瑪哈陵的屋頂也是尖頂,同樣象徵著天空和地球之間的聯繫。皇帝沙賈汗希望透過泰姬瑪哈陵向上連接,跟他⼼愛的瑪哈王后能夠永恆緊密在⼀起。」泰姬瑪哈陵在風水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利用水池來達到陰陽平衡的作用。「水是陰性的象徵,而白色大理石所建造的陵墓則是陽性,因此,水池的存在可以平衡建築物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陰陽能量,創造出和諧的能量和氛圍。」除此之外,江老師也認為在像印度這樣炎熱的地區,利用水池的清涼氣息,撫平人們的情緒、創造安定氛圍,進而幫助人們減輕壓力、放鬆身心。因此泰姬瑪哈陵也是一個「應天、應地、應時、應人而制宜」而建成的建築典範。
傳世六百年之作:北京紫禁城
紫禁城是中國古代明、清兩朝24位皇帝的居所,建於明成祖永樂4年(1406),於永樂20年(1420)完工。占地面積72萬平方公尺,建築面積約15萬平方公尺,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的宮殿型建築,整個建築群給人威嚴而神聖的感覺,是皇權的象徵。雖然紫禁城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但依然保持著它的輝煌和美麗,其中風水的佈局,是紫禁城能屹立不搖至今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年永樂皇帝在建造紫禁城的時候,他要求紫禁城建築佈局形狀和方法,都要符合風水學中的宇宙觀,以及天地人萬物合一的理論。因此,紫禁城的主要建築,都建在南北的中軸線上,這代表著能夠吸收天地間的能量,東西方向的建築物較少,是為了可以利用南北向的通風和自然循環,達到環境的舒適感。
以紫禁城太和殿的設計為例,這個皇帝接近朝臣的宮殿,不僅考慮到太陽的位置、建築物的形狀、360度的方位等等,還有周遭的水源、水流、風向、陽光以及山水環境、生活機能等多個面向。例如太和殿的正門面向南方,就是為了要確保日照充足,可以為太和殿帶來更多的光線和暖氣。而在正午時分,陽光會直射在皇帝的龍椅上,讓這裡充分地接收滿滿的太陽能量。
青囊經中提到:「明地德,立人際,因變化,原始終,此謂之化成。」紫禁城風水設計,是創造出一個巨大的立體空間,裡面有陰陽、南北、前後、東西、左右、內外、動靜、虛實,是因為建築師/設計師能夠將這些元素完美的連結起來,因此成就了永垂不朽的紫禁城。而整個紫禁城的建築群,也因為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呈現出一種高超的的藝術美感。
「如果我們回到600年前,紫禁城建造之初,想必是永樂皇帝將想法、理念,與設計者溝通之後,所誕生的結果。他們當初的偉大理想是什麼?風水方法又是什麼?在整個建造的過程中,永樂皇帝和設計者之間的信任也是非常的重要。作為皇帝,永樂皇帝必須展現領導者的遠見和決策力,但又必須給予設計者充分的自由和支持。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和創造力。如此一來,才能共同完成這件舉世無雙的建築作品。」江老師補充道。
「風水的學問,是全世界共通的,我們東方有陰陽五行術數之源的《河圖洛書》,西方也有由四元素和以太所對應而形成的梅塔特隆立方體。」建築設計最精彩、也是最核心的表現,就在於它如何讓人心的空間、建築的空間、自然的空間、宇宙的空間,互相連結滲透,能量循環不已。對江老師來說,無論古今中外,這些能夠矗立千百年之久的建築物,都是能順應著自然的脈動、四季的變化,讓建築引導著宇宙、自然的能量,為身在其中的使用者所服務,同時創造出最適合使用者的安適環境,使用者自然能夠感到心神平靜,從而展現宏大的精神面貌。江老師也相信,風水的千年智慧,是值得我們現代人細細研究、推廣的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