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屠殺台灣人是「必要之惡」?舉曹操和董卓為例替蔣介石上一課

二二八屠殺台灣人是「必要之惡」?舉曹操和董卓為例替蔣介石上一課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當時的國民黨眼中,根本沒有把台灣人當同胞。所以當然是「外來政權屠殺台灣人」。這就跟「沒有人會把董卓給看成東漢宰相一樣」,因為他們根本不把人民當自己人。

其實二二八事件的本質非常簡單。既不是「族群衝突」,也不是「官逼民反」。就是今天受害者家屬說的:「外來政權屠殺台灣人」。

而要證明這個本質也非常簡單。我們不需要去爭論二二八的起因,究竟是因為日治末期濫發貨幣引發通貨膨脹,還是國民黨偷運物資回中國導致通貨膨脹。單就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所採行的「強力鎮壓」與「清鄉」兩種手段,就足以證明這是一場毫無正當性的屠殺。

國民黨支持者最愛用的理由,就是拿二二八發生初期有暴民攻擊外省人,作為後續鎮壓的正當性基礎。但史實非常明顯,根本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後面被國民黨鎮壓的對象,跟前面攻擊外省人的對象是同一批人。這時國民黨支持者最愛說的就是,當時由於正處國共戰爭期間,台灣中部又有台共武裝活動。二二八後期台北、高雄的台灣人自衛團,又不肯主動向國民黨軍隊繳械投降。因此彭孟緝劉雨卿等人進行強力鎮壓,是「必要之惡」。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我舉兩個「東漢末年」的例子,各位就能自己判斷國民黨的說法合不合理。東漢末年正當曹操在河北掃蕩袁紹留下來的勢力時,袁紹的女婿高幹在并州起兵,打算趁曹操主力不在時,透過進軍河東連結長安與其他軍閥合力攻擊曹操。而河東郡人衛固、范先藉口擁護老長官王邑留任太守,起兵與高幹呼應。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三國志.魏書.任蘇杜鄭倉傳》

而當時曹操的軍師荀彧跟曹操推薦「杜畿」來解決河東的問題。杜畿到達黃河渡口,遭到河東民兵武裝阻擋。曹操派夏侯惇率大軍做杜畿後援,但杜畿果斷的拒絕了夏侯惇的武裝增援。

「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三國志.魏書.任蘇杜鄭倉傳》

杜畿的理由是:「河東民眾那麼多,不見得人人都想附和亂事。今天拿大軍壓迫,想和平過活的人為了保命,一定因為害怕而更聽衛固等叛軍的話。叛軍勢力擴大,必定會跟我軍決戰。如果打不贏,是助長叛軍氣焰,損害政府威信,最後造成叛亂勢力更大;如果打贏,必定會害河東平民死傷慘重。叛軍名義上還沒真正跟中央翻臉,我只要先採低姿態進入河東,依靠謀略,一個月就能把起義解決掉。」

「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三國志.魏書.任蘇杜鄭倉傳》

而後,杜畿假裝願意跟叛軍合作,建議他們讓民兵輪班回家休假。接著再派人連絡不想脫離中央政府的人。最後成功控制郡政府所在的城市,當地民眾自發前來幫助杜畿守城,自發的民兵團有四千人。

「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三國志.魏書.任蘇杜鄭倉傳》

等到把衛固、范先等叛軍與一般民眾隔離後,才跟夏侯惇的大軍夾擊叛軍。戰後只有把叛軍幹部處死,其餘民眾一率赦免,讓他們回家。最後在杜畿的寬厚政策下,河東的元氣迅速恢復。曹操後來之所以能西征馬超、韓遂而軍糧供應穩定,全靠河東民眾全力支持。

「曹操」當時是「東漢宰相」,鎮壓河東有完全的正當性。但是曹操與他重用的人決定不這樣做,而採取了「和平溝通」的政策。先讓身負全權的官員進入河東,以一個月的時間弄清楚河東變亂的真正情況。接著再採取智謀,來區分真正的叛軍與一般民眾,試圖把誤殺民眾的傷害減輕到最低的程度。最後在平定叛軍後,也是採取寬大政策來讓社會秩序迅速恢復。而之後杜畿治理河東,更「完全沒有任何秋後算帳的手段」。

「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
《三國志.魏書.任蘇杜鄭倉傳》

Photo Credit:  InSapphoWeTrust @ Flickr CC By 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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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相反的例子,便是同樣時任「東漢宰相」的「董卓」。董卓在率領關隴的軍隊進入洛陽後,為了確立他的統治權威。派軍隊出兵揚言要討伐叛軍,然而事前根本沒有調查清楚叛軍的所在位置,最後殺的完全都是無辜的男女老幼。接著便把這些俘虜運回洛陽殘忍殺害,宣稱討伐叛軍大獲全勝。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奸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

國民黨的支持者宣稱二二八的處置是「非常手段」。但是台灣當時危急的程度,有曹操面對河東叛亂時危急嗎?當時的河東:北方跟高幹軍團相連、西方跟馬騰、韓遂軍團相呼應、南方透過張晟軍團連結劉表。當時曹操主力,遠在現今內蒙古的白狼山跟烏桓騎兵決戰。但曹操還是支持杜畿,堅持以「和平溝通」的政策來解決河東變亂。

而二二八事件發生的1947年2、3月間,共產黨的主力還被遠遠的隔在「陜西、山西、東北」一線,只有零星部隊在山東、大別山等山區。國民黨在3月19日甚至還攻下延安,形勢根本「危急個屁」。所以國民黨對二二八的強力鎮壓,「根本不是危急不危急的問題」,而是「指揮官腦子裡究竟是不是裝大便的問題」。

很遺憾,國民黨並不是選擇曹操、荀彧、杜畿等智者的處理方式。而是選擇了董卓、李傕、郭汜這群爛貨的處理方式。同樣是「東漢宰相」,曹操跟杜畿思考的是如何避免「殘一郡之民」。但董卓跟蔣介石、彭孟緝、劉雨卿之流,想的只是怎麼「殺人立威」。因此曹操就算大敵當前,仍是讓杜畿有一個月的時間來減少殺戮。蔣介石卻是急不可耐的派劉雨卿來台灣,配合彭孟緝大開殺戒。

由此觀之,在當時的國民黨眼中,根本沒有把台灣人當同胞。所以當然是「外來政權屠殺台灣人」。這就跟「沒有人會把董卓給看成東漢宰相一樣」,因為他們根本不把人民當自己人。

在光榮公司的《三國志11》中,杜畿能力值「智力:74、政治:87」。而重用杜畿的曹操「智力:91、政治:94」、荀彧「智力:95、政治:98」。至於喜歡不經調查就採取強力鎮壓政策的董卓「智力:69、政治:19」,而幫著董卓執行這套鎮壓政策的部將,李傕「智力:24、政治:1」、郭汜「智力:13、政治:14」。

從這簡單的量化數據,我們可以知道國民黨那些替蔣介石與他的走狗,在二二八事件辯護的支持者。放棄了「智力值74以上、政治值87以上」的處理方式,卻去宣揚「智力值低於70、政治值低於20」的處理方式。

所以這些說二二八鎮壓是「必要之惡」的人,恐怕都是些「能力值不到20的雜兵頭」。由此可見這些人的垃圾見解,根本就是在拉低台灣人民的平均智商。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羊正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