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的難題》:「亞當的蘋果」是文學史上影響最深遠的誤譯?

《譯者的難題》:「亞當的蘋果」是文學史上影響最深遠的誤譯?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換言之,從希伯來文、拉丁文到英文(當然還有日耳曼視覺藝術),有個重要的文化與宗教神話比喻,或多或少可說是建立在誤譯,或至少是誤讀之上。

文:馬克・波里佐提(Mark Polizzotti)

亞當的杏桃——翻譯重要嗎?

十七世紀中期,盲眼詩人與政治運動者米爾頓也展開了文學史上影響最深遠的誤譯。他以聖經傳統為本,著手撰寫史詩《失樂園》(Paradise Lost),提到「那禁忌之樹的果實/致命的滋味/把死亡帶到世上。」在這段文字中,米爾頓是按照數世紀以來學者的作法,把希伯來文的peri籠統譯成「果實」,有時又讓它化身為無花果、柑橘、杏桃或石榴(在西斯汀教堂天花板上,米開朗基羅所畫的人形蛇就盤繞在無花果樹上)。

但寫了七千行文字之後,米爾頓回到犯罪現場,揭露禁忌之果的身分,從此之後它便成了我們所熟悉的果實:「為了滿足我品嘗那美好蘋果的強烈慾望,我決定/不要推遲……」蘋果真的只是憑空想像來的嗎?或許吧,但不是米爾頓的想像。和同年代大部分有學識的基督教徒一樣,米爾頓主要是依循耶柔米《武加大譯本》裡的譯法。耶柔米在研究希伯來原文的禁忌樹之後,才寫下拉丁雙關語——基本上是把「知善惡樹」(malum),變成了蘋果樹(mālus)。

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因為在耶柔米的時代,連「mālus」也不光是指「蘋果」,而是任何其他果肉多的水果,例如梨子或桃子。中世紀日耳曼藝術家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一五○四年的版畫〈亞當與夏娃〉(Adam and Eve)顯示這對男女站在一棵絕對是蘋果樹的樹旁,而在一五○七年的繪畫版本中更可以確定。大約在一五三○年,日耳曼文藝復興時期畫家老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 1742~1553)也畫了相同的場景。

即使過了一個世紀,到了米爾頓的年代,蘋果一詞仍可能有相當廣泛的意義——夏娃所吃的醉人禁忌果實,所指的比較偏向是葡萄——但就在某個時間點,「美好蘋果」變成是指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鮮豔紅蘋果(Malus pumila )。換言之,從希伯來文、拉丁文到英文(當然還有日耳曼視覺藝術),有個重要的文化與宗教神話比喻,或多或少可說是建立在誤譯,或至少是誤讀之上。

我們或許認為,無論夏娃是咬下禁忌的蘋果或石榴,所要傳達的訊息實質都是犯下罪過;就算我們把喉結從「亞當的蘋果」改成「亞當的杏桃」,人類的歷程可能也不會改變。同樣的,誰又能說原罪果實在過去兩千年(或者從米爾頓以降的幾個世紀)來所造成的影響,確實是因為它是蘋果?象徵是很有力的事物,而前述象徵在這世上格外聲名狼藉,使得蘋果不只是蘋果,即使我們不確定它是否也會是柑橘或無花果。

其他的誤譯則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後果。耶柔米在描述摩西下西奈山時的頭部特徵時(〈出埃及記〉第三十四章第二十九節),不慎把希伯來文的「karan」(光芒)看成「keren」(長角的)——每個編輯看到這個有點好笑的錯誤,應該都會起疑。不過,這讓米開朗基羅在聖伯多祿鎖鏈堂(San Pietro in Vincoli)的摩西雕像前額上長了角,而讓人比較笑不出來的是,長久以來反猶太者對猶太人的刻板印象就是頭上冒出惡魔的角。

另一個可避免、也應避免的宗教誤解是「魔鬼詩篇」一詞。它指的是古蘭經中遭禁的詩歌(據說是先知穆罕默德所禁絕,認為那是撒旦暗示的文字),但其實穆斯林世界並未使用這個詞。這其實是十九世紀英國東方學家的發明,這些被禁的詩歌在阿拉伯世界其實稱為「gharaniq」,意思是「鶴」。

魯西迪的小說《魔鬼詩篇》以阿拉伯文出版時,譯者直譯書名,但這作法在這脈絡中並不正確,無意間讓「魔鬼詩篇」不再是指遭刪除的「鶴」詩歌,而是指古蘭經本身就是由撒旦所寫。這種褻瀆之舉並非作者原意,卻導致國際間的騷動。伊斯蘭對魯西迪下達追殺令,他被迫隱居、離婚,連日文版譯者五十嵐一都遭到殺害,義大利文譯者埃托.卡普里歐洛(Ettore Capriolo)也因而遇刺。

翻譯重要嗎?歷史上曾有許多歪曲的陳述,例如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的「我們會埋葬你們」(We will bury you)是過度翻譯,因而激化冷戰時的恐慌(俄語句子其實是倉促中說的大話「我們會比你們長命」〔We willoutlast you〕),顯示光是一個字就能造成天壤之別。譯者傳達或未傳達某些資訊,會影響帝國的興亡,或是否採取或忽略關鍵作為。

以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為例,如果九月十日攔截到的阿拉伯語訊息能更早、而非十二日才解讀出來,或許就能避免該事件對人命與國家態度造成的悲劇性後果。有時甚至只是幽微的差別:一九四五年七月,盟軍對日本下達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回答記者緊迫的提問時說:「不予置評,我們需要更多時間。」但鈴木用的詞是「默殺」(もくさつ,意為「擱置、沉默」),也可以解讀成「好啦好啦,隨便」,而杜魯門(Harry Truman)聽到的就是這個意思。十天後,原子彈「小男孩」把廣島市打得灰飛煙滅。

這些都只是比較知名的例子,歷史上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再再證明語言間的溝通會帶來何種衝擊,以及溝通又多常破裂。如今全球各國越發頻繁接觸、武器越來越具毀滅性、商業交易更加錯綜複雜,因此擁有可靠的跨文化理解形式成了當務之急——不光是在國家事務層面,日常醫療、商業、研究、通訊、娛樂等領域也都包括在內。

但在思考這個問題時,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出發。這角度和地緣政治較無關,而是和文化的豐富度有關。先前我曾在這本書中針對某個常見觀點進行一番論辯:從倫理的角度看來,出版與消費文學翻譯是應該的。許多譯者都秉持這樣的觀點,連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和《無國界文字》月刊(Words without Borders)等組織也是如此;格羅斯曼就這樣說:

翻譯不只扮演重要的傳統角色,讓我們能接觸到原本無數以我們無法閱讀的語言所寫成的文學,同時也發揮了重要能力,具體重現文學的存在,能為我們和過去未能連結的人,打造出和諧或更有意義的關係。翻譯總是協助我們去認識,從不同的角度觀看,為過去不熟悉的事物賦予新價值。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譯者的難題:美國翻譯名家的9個工作思考》,商周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馬克・波里佐提(Mark Polizzotti)
譯者:方淑惠、賈明

翻譯研究的絕佳入門之作
帶你一窺翻譯名家的工作實況與省思

有人認為,翻譯是文學的窮表親,是必要之惡,虛有其表的繡花枕頭——正如義大利古老諺語所說的「譯者即叛徒」。但也有人認為,翻譯是跨文化理解及豐富文學涵養的捷徑。本書不談上述兩種極端的看法以及日漸抽象的翻譯理論,而是聚焦在:翻譯的終極目標是什麼?人們形容一份譯文「忠實」(忠實於什麼?)是什麼意思?翻譯過程中是否無可避免會流失原意或增添語意?翻譯重要嗎?如果是,原因又是什麼?馬克.波里佐提毫不避諱提出自己的意見,寫下這本既是實用指南,也是宣言的著作,邀請我們同情譯者,別將他們視為「叛徒」,而是作家的創意夥伴。

波里佐提曾翻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派屈克.莫迪亞諾、福樓拜等名家之作,在書中探討翻譯是什麼、又不是什麼,以及翻譯如何能發揮功用,或是徒勞無功。他說:「翻譯遊走在藝術與技藝、原創與複製、利他與商業,甚至是傑作與劣作的邊界。」他提醒我們不只要解讀翻譯作品,也要去解讀翻譯這個「行為」,別視之為待解的問題,而是值得慶賀的成就。

getImage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