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錢流》:唱自己的歌還需要付錢?披頭四的保羅麥卡尼也曾遇到相同窘境

《大錢流》:唱自己的歌還需要付錢?披頭四的保羅麥卡尼也曾遇到相同窘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保羅與其他的音樂人一樣,天真地以為「樂曲是屬於作曲者所有」。但其實那是「誰都可以」進行買賣的商品,如果是公司的資產,就能因為是在「公司資產負債表右下欄」者而獲得相關權利。

文:田中靖浩

只花14分鐘就在美國掀起風潮的披頭四

「真的嗎?真的有了嗎?」

看著眼前父親的眼皮愈來愈沉重,頭微微向前傾打起瞌睡的樣子,保羅一陣嘆息。

「怎麼辦啊……」

雖然看上去是抱著頭苦惱,但有勇氣的他,其實已經做好最後的決定。

17歲的保羅,選擇和腹中已有小生命的女友結婚。

當時在英國,私生子是極為不名譽的。

一知道交往中的16歲女友懷孕,保羅很快就決定要和她結婚。

她的家人以「這年紀就要養育孩子,還太年輕了」為由反對。但是保羅的父親吉姆緊緊抱著保羅女友說:「推著嬰兒車的妳,是我的驕傲。」於是這樁婚事就這麼決定了。

保羅的決定也意味著必須中斷學業,也得放棄音樂。保羅17歲就做了這樣的決定,吉姆也決定全力支持。但是,這大膽的決定,注定會遇上與願望背道而馳的結果。

遺憾地,女友流產了。

但這前往天國的小小生命,卻帶給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一項禮物:「和音樂一同前進的人生」。

保羅在沒有放棄音樂的情況下,事情就有了變化。他和朋友組成披頭四的背景,是利物浦正沉浸在搖滾樂與充滿技巧性演奏的熱潮中。

在英國非常受歡迎的披頭四,不久就計畫前進美國。披頭四登上美國當地最有名的音樂電視節目「艾德.蘇利文秀」演出,是在1964年的時候。雖然只是短短的「14分鐘」演出,但當時看到這段演出的少年比利喬(Billy Joel),還曾經自白過那衝擊之大,甚至「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

此外,在播出這段演出之後的隔天,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lues Springsteen)便衝到樂器行求買吉他。由於這樣的少年實在太多了,幾乎所有樂器行的電吉他都銷售一空。

披頭四在音樂節目上演出之後的數年間,他們在美國的專輯銷售量快速增加。披頭四還在美國種下「買黑膠唱片專輯」的文化種子。

當時「英國歌手的唱片在美國都賣不動」是一種常識,但披頭四的「14分鐘」就打破了那面厚重的高牆。

自己的歌賣「2000萬英鎊」是昂貴還是廉價?

披頭四在美國盛大出道前不久,保羅和披頭四成員們被經紀人布萊安.艾普斯坦(Brian Epstain)帶到「像昏暗小馬廄的房間」。

當時,他們在律師帶來的合約書上簽名,但是之後的保羅一輩子都很後悔當時簽了那紙合約書。

保羅和約翰.藍儂(John Lennon)簽名的合約書上,寫著令人無法置信的內容:「樂曲著作權讓給公司」。年輕的保羅應該不理解這句話的涵義。他只是照著對方要求簽了名。

讓保羅和約翰將樂曲著作權交出去的唱片公司「Northern Song」,在1965年公開上市。從此這間公司成為上市公司,是誰都可以購買股份。而這也是不幸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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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Song

這家公司成立後,披頭四的著作權就轉移至此,之所以採用這種方式,據說就是為了「節稅」。當時英國的稅率相當高,為了因應稅率,公司採取了一連串的手段,這才是事實真相。雖說如此,這種節稅方式的掛帳還是滿昂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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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本論」,只要握有公司股票,就等於掌握藍儂=麥卡尼(Lennon McCartney)的著作權。因此無視於保羅根本不知道「資本論」規則的煩惱,這間公司的股票不斷被轉讓出去。

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到了1981年,保羅終於可以以2000萬英鎊(以當時的匯率換算約25億台幣),獲得購回股票的機會。

保羅雖然和在2017年過世的藍儂法定代理人小野洋子取得聯絡,並進行談判,但洋子對於付款面有難色,因此雙方一直談不攏。在這過程中,保羅看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新聞:

「麥可.傑克遜以5300萬美元(以當時的匯率換算約35億台幣)買下了披頭四的著作權。」

保羅對於曾合作演出的「師弟」麥可.傑克遜(Michael Joseph Jackson)買了自己的樂曲著作權十分錯愕。聯絡麥可.傑克遜之後,對方的回答都是「我都交給經紀人處理」這類推託之詞。

結果,保羅明明是在自行製作的電影中演唱自己的作品〈昨日〉,還落得必須支付麥可.傑克遜「使用費」的窘境。且麥可要求支付的是「1英鎊」,保羅本人曾說過「這真的很心酸」。

著作權轉讓的過程並沒有結束。麥可.傑克遜過世後,著作權轉移給Sony ATV Music。對此,保羅與該公司展開收購談判與訴訟,最後終於在2017年達成和解。

由於和解內容不明,保羅究竟是否成功買回〈昨日〉或是〈Let it Be〉等歌曲著作權,詳情並不清楚。

保羅與其他的音樂人一樣,天真地以為「樂曲是屬於作曲者所有」。但其實那是「誰都可以」進行買賣的商品,如果是公司的資產,就能因為是在「公司資產負債表右下欄」者而獲得相關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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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約翰藍儂與保羅的作品很多都是「和女友合作」?

披頭四解散之後,約翰與保羅的作品,很多都是「約翰/洋子」、「保羅/琳達」等和女友合作的作品。這個理由和North Songs之間的著作權讓渡合約延長至1973年有關。如果單純以自己的姓名作曲,樂曲著作權就會整個落入公司手中,至少藉著與女友共同創作的名義,保留「一半」的著作權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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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子與麥可各自的主張

事實上「還差一點點」,保羅就有買回著作權的機會。

在保羅與洋子商量的過程中,保羅是打算支付2000萬英鎊的半價。如果這時洋子也同意付另一半的「1000萬英鎊」的話,這事情就到此結束。

但是洋子卻一直抱怨「2000萬英鎊太昂貴了,希望能砍到500萬英鎊」,於是談判破裂,幾年之後卻被麥可.傑克遜以5300萬美元買下。

雖然能夠理解洋子的心情,或許反而要稱讚洋子當時可以壓下不滿的情緒,用500萬英鎊暗示應該「妥協」的舉動。但是同樣的標的物,麥可.傑克遜卻是以相當高的價錢「5300萬美元」買下。

洋子與麥可的想法很明顯地有所出入。

我們試著來思考「洋子的說詞」及「麥可的說詞」。

洋子:

明明是要買自己的歌曲,為什麼得要付2000萬英鎊呢?這不是很奇怪嗎?但是保羅都那麼堅持了,所以我就說,如果是500萬英鎊的話,那我就買吧!即使如此,我還是覺得很貴。

麥可.傑克遜:

5300萬美元一點都不貴喔!畢竟,你想想,披頭四的歌能帶來多大的利益啊?5300萬美元和之後的獲利相比,根本是太划算的交易了。關鍵就在於「之後究竟能為我賺得多少錢」。

……也許這兩位的說詞內容會是以上這樣吧!

大家可以明白,洋子是意識到自己付出的「成本」,而麥可.傑克遜則是著眼於未來能獲得的「報酬」(return)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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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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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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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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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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