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談殷海光(下):在他心目中,最高貴的人是有「人」性的人

聶華苓談殷海光(下):在他心目中,最高貴的人是有「人」性的人
Photo Credit: 殷海光基金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到台灣之後開始寫作,殷海光是第一個鼓勵我的人。一九五二年,胡適第一次從美國到台灣,雷震要我去機場獻花,我拒絕了。殷海光拍桌大叫:「好,好!你怎麼可以去給胡適獻花!你將來要成作家的呀!」

文:聶華苓

詩人骨子

殷海光的朋友不多,到松江路來訪的客人多半是他的學生;夏道平和劉世超有時在傍晚從和平東路散步到松江路來看他。他不一定請客入室,有的朋友連大門也沒進,只是靠著野草蔓生的木門,三言兩語,一陣哈哈,拂袖而去。有的朋友就站在園子裡,看他將平日存下來的臭罐頭、酸牛奶、爛水果皮……埋在花樹下,一面和他談話。他有時請人坐在台階上,一人捧一個烤紅薯,談邏輯,談數學,談羅素,談他最近在外國邏輯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偶爾他也請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鍋咖啡,一小盤沙利文點心——那樣的場合,多半是談更嚴肅的學術、思想問題,客人也多半是他的弟子。

殷海光骨子裡是個詩人。但當他坐在書桌前面,寫邏輯論文,看邏輯書籍,當他分析事理時,他又是個科學家,嚴謹、認真、恪守原則。他好像只有在邏輯的範疇內才能控制自己;一離開那個,他喜怒無常、愛憎不定。他有時天真爛漫得像個孩子;有時平易近人,幾乎有女性的細膩;有時面孔一板,眼睛一沉,冷冰冰的,很可能指著某人鼻尖大罵:「你這個壞蛋!」但是,說不定就在前一刻,他還請他在房裡喝了Maxwell咖啡呢!就是他討厭的人,他也沒準。只要那人有耐心,忍受他的冷眼,趁他「熱」的時候,挑一句正中他心坎的話,說不定也成了他座上賓、階下客。那種邦交維持多久呢?不知道。但他永遠還是回到自己的原則上,好惡分明。

他待人不是根據世俗的原則。在他心目中,最高貴的人是有「人」性的人——有「人」的自尊心,「人」的愛和憎。為我們燒飯的女孩阿英便是他尊重的一個「人」,他喜歡她傲然的神采和渾身活力。她從不以「庸人」自居。她做飯時看情書,把飯煮成糊鍋粑,他說吃起來卻特別香。有人在走廊上咚咚走路,他便會推開房門大嚷:「我的神經要炸了!」但是,阿英放肆無羈的木屐在走廊上呱噠呱噠地去,呱噠呱噠地來,他永遠沒聽見。阿英的小房裡也有殷海光送的玫瑰,她唧唧哇哇的朋友們也常品嚐殷海光的Maxwell咖啡。路口小舖一對年輕夫婦也是殷海光所欣賞的「人」。他常去小舖聽他們談戰亂逃亡的故事,他也愛去小舖看剛生的嬰兒。他將一件心愛的毛衣送給那小伙子,只因為他是一個完整的「人」。他認為尊重個人尊嚴,就是把每個人當做一個個體看待,尊重此個體的愛和憎。因此,常有被人認為微不足道的小事,卻能激得他怒髮衝冠。一句話,甚至一個字眼,若傷了他的自尊心,不論你有多大財富權勢,他會橫你一眼,昂首闊步離去,那神情就像你趴在他腳下。

我到台灣之後開始寫作,殷海光是第一個鼓勵我的人。一九五二年,胡適第一次從美國到台灣,雷震要我去機場獻花,我拒絕了。殷海光拍桌大叫:「好,好!你怎麼可以去給胡適獻花!你將來要成作家的呀!」我倒不是因為要成作家才不去給胡適獻花,只是因為羞澀、靦腆而不願在公開場合露面。(直到現在我也是如此。有時打鴨子上架,沒辦法!)殷海光那一聲「好」叫得我一驚:「真的嗎?我可以寫嗎?」

「當然可以!只是生活太狹窄了!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洗尿布,奶孩子,」他望著我手裡抱著的薇薇,「尿布裡可出不了作家呀!」他笑著指點我:「你是個聰明女子,寫下去呀!」他頓了一下,望著我說:「嗯!一江春水向東流。」說完仰天大笑,然後幽幽地:「唉!生活擔子太重了。」

我那時窮得連一支自來水筆也買不起,用的是沾水鋼筆。一天,殷海光領到稿費,買了一支派克鋼筆,給我母親看。她笑了:「殷先生,你這個人呀!原來那支筆不是好好的嗎?你褲子破了,襪子破了,早就應該扔到渣滓堆裡去了!眼巴巴望來的一點稿費,又買支筆幹什麼呢?」

「舊筆,可以送人嘛!」他走回房拿出舊派克,結結巴巴對我說:「這——這支舊筆,要不要?舊是舊,我可寫了幾本書了!你拿去寫小說吧!」

我感動得半晌說不出話:「我就需要這麼一支筆!我就需要這麼一支筆!」

第二天晚飯後,他在我們房中踱來踱去,坐立不安,終於吞吞吐吐對我說:「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嗎?」他尷尬得不知如何開口。

我以為他要我解決什麼困難問題:「什麼事?」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把你的筆和我的筆交換一下?」

我失聲大笑:「兩支筆全是你的呀!」

「不,給了你,就是你的,再要回來,不禮貌。我——我——」

他自嘲地笑了笑,「還是喜歡那支舊筆,我用了好多年了。」

我把舊筆還給他。

「謝謝!」他那鄭重神情,倒像是我送了他一件極珍貴的禮物。

無價之寶

一九五四年,殷海光去美國哈佛做「訪問學人」。我和母親突然想到我家唯一的祖傳之「寶」:朱熹所寫的遊畫寒詩。母親從唯一的一口樟木箱子裡取了出來。古色古香的金黃緞子書套,紫檀木夾板,刻著「朱文公遺跡」。黃色紙地,白絹鑲邊,朱熹龍飛鳳舞寫著:「仙洲幾千仞,下有雲一谷 。道人何年來,借地結茅屋……」

「殷先生,」母親將他請到我們房中——凡是難以啟口的事,總歸母親打先鋒——「請你幫個忙:把這卷朱熹墨寶帶到美國去賣掉。我對不起祖宗,聶家只剩下這一件有價值的東西了,華苓的爺爺當寶貝。也是太窮了,才想賣掉。人總不能端著金碗叫化呀……」

「不為別的,只想換來一點點自由,做點自己愛做的事,譬如寫作。」我的確如飢如渴地需要那點兒自由;我也知道那是最能打動殷海光的話。「賣的錢,你十分之一,線條清楚!」我套用一句殷海光術語,「朱熹的真跡呀!你瞧,詩、書法、裝幀……不僅有學術研究價值,還是件藝術品呀……」

「請問,」殷海光冷靜地,「你能斷定這是朱熹真跡嗎?」

「哎呀,看嘛!」我想:殷海光太迂了,「這上面還有歷代收藏家鑑印和評語呀!真德秀評:『考亭夫子書宗魏晉,雄秀獨超,自非國朝四家所可企及。』周伯琦評:『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灝灝,自理窟中流出。』還有,還有!『入首數行,骨在肉中,趣在法外,中間鼓舞飛動,終篇則如花散朗,如石沉著——甲子歲暮以事玉燕,購於張文傳先生,如獲連城,題後數言,祕之篋笥,不肯使墨林俗子一見也。』這是我爺爺寫的呀!你再看看這些不同時代的鑑印,深深淺淺的印色,有的已經模糊,有的還清楚……這些會是假的嗎?」

殷海光似信非信地點點頭:「好吧!我帶去,但要人先鑑定一下。哈佛東方研究所一定有人懂這些玩意兒。」

殷海光去美國以後,我們天天焦灼地盼望他的來信。他第一封信說已經將那件寶貝請哈佛大學東方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拿去鑑定了,並說他們很感興趣。我們一家人高興萬分,各做各的發財夢。我的發財夢是:辭掉夜校教書工作,晚上寫點東西、讀點書。台灣郵差每天早晚送信兩次,我們一家人每天就緊張兩次,郵差自行車在門前咔擦一聲停下,然後將信件扔進信箱,我和母親就跑出去搶著開信箱。好不容易盼到了殷海光的第二封信,是兩個月以後的事了。

……前信已提及寶貝由哈佛大學東方研究所的教授鑑定去了。這些日子我等得好不焦心,但又不便表示焦灼的樣子。別人怎了解這件寶貝茲事體大,不但府上每人寄予無限熱望與夢想,就是我這個外人也可分享十分之一的利益,將來返台靠此結婚成家呢!今晨我去看那位教授,他把寶貝拿了出來,半晌微笑不語。我耐著性子問:「怎麼樣?」他吞吞吐吐,只是:「這個……嗯……這個……」又把頭搖幾下。我立刻心裡一怔,心想:糟了!我脫口而出:「假的?」他點點頭,於是乎拿出考證的卡片;今一併附上。別人是用科學方法鑑定,萬無一失。聶伯母,如果您老不甘心,還要拿到日本去鑑定,也未嘗不可。不過,基於道義的理由,我要就便告訴您老:日本的漢學水準一定不比美國的哈佛差。萬一又考證出正身,再白賠掉好幾塊美金的郵費,可就損失更大了。你們一定很傷心。我當時也很傷心。但現在想起來令人失笑。

我抱著寶貝回來時,天正下著大雨,我正「雨地行軍」,寶貝似乎越來越重,而雨越下越大。回來啊!呢帽變成水帽,重約數磅;鞋子成了水袋,咯吱咯吱;大衣也濕透了。我趕快全脫下,放在熱水汀上烘烤。而人呢?坐在沙發上,好不慘烈,心想:這輩子要做王老五了。我又怕因此受寒生病,因波士頓比北平還冷。美國醫院特貴,倘若生病,我豈不要損失慘重!後來趕快用熱水大洗一頓。還好,沒有出毛病。哎,多麼可悲又可笑的人生!不過,不管天翻地覆,我們總得活下去,不能再盼望奇蹟了!寶貝由台來美,一路使我緊張萬分。現在我得請它閣下先行返台了,今已付郵寄上。包裹單「價值」一項,我填的是「無價之寶」……

一頭憂鬱的白髮

殷海光和我母親之間有一份很動人的感情。母親年輕守寡,在戰亂中十分艱苦地把幾個子女撫養大。在母親的心目中,兒子還是比女兒重要。尤其是她的長子華懋。一九五二年春,華懋夫婦從空軍基地嘉義到台北來和母親歡聚了幾天。母親為他煮藕湯呀,焗餅呀,做餃子呀……我從沒看她那樣快樂過。他們回嘉義的頭天晚上,我那深沉忠厚的弟弟還拖著我在幾個榻榻米的房間裡跳了一支華爾茲舞:魂斷藍橋。他回去以後,就魂斷嘉義了,因為飛行失事。我接到消息,忍住悲痛,一面料理華懋後事,接弟妹三人到台北,一面把華懋的死訊瞞著母親——她有心臟病。但總有一天她會知道大兒子已經完了,殷海光就為她做心理準備工作。

每天黃昏,他必定邀她去散步。那時的松江路四周還是青青的田野,他們一面散步,一面聊天,談生死哀樂,談戰亂,談生活瑣事,談宗教——殷海光那時並不信教。(他信天主教,還是多年以後的事,大概是受了他夫人的感召。)這一類的談話,都只為了要在母親的精神和心理上加一道防線,防禦終歸來臨的喪子之痛。日日黃昏,他就那樣充滿耐心和愛心看護了她六個月!誰也沒提過弟弟的死,母親自己感應到了。一天晚上,我從夜校教課回家,母親躺在床上,一見面就肯定地說:「華苓,你弟弟完了!」我再也忍不住了,失聲痛哭。

母親斷斷續續,哭泣了一夜。殷海光關著房門,一個晚上也沒出來。

殷海光和夏君璐結婚之後,大概是一九五六年吧,他們搬到溫州街台大配給的房子。那以後兩家人很少見面。我和母親帶著兩個孩子去看過他們。殷海光正在園子裡挖池子、造假山,要把一個荒蕪的園子造成假想的大莊園。他們已生了文麗,他已有了一個幸福的家,看起來很恬靜。但他那沉思的眼神仍然透露了憂國憂民的心情。

一九六○年九月四日,《自由中國》被封,雷震、傅正等四人被捕。我也隨時有被帶走的可能,住屋附近總有些莫名其妙的人來回徘徊。據說殷海光本來也在被捕的黑名單上,警總動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的名字取消了。但當時我們不知道。我和母親非常擔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開報紙,就看有沒有殷海光的名字。沒想到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報上發表公開聲明,表示願對《自由中國》出問題的文章自負文責。殷海光寫的許多篇社論幾乎都是雷案中「鼓動暴動」、「動搖人心」的文章。我們也聽說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監視,我和母親為他捏一把冷汗。

一直到十一月胡適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國》劫後餘生的幾位編輯委員才見面。那時雷震已判刑,以莫須有的「煽動叛亂罪」判決有期徒刑十年。大家見面,真是欲哭無淚,沉痛、絕望——不僅為雷案,也為中華民族的前途。殷海光一句話也沒說。有人提議去看胡適,他只是沉沉搖幾下頭,也沒說話。大家要探聽胡適對「雷案」究竟是什麼態度,一起去南港胡寓。殷海光也去了,仍然不說話。胡適淺淺的幽默、淡淡的微笑,只是反襯出殷海光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深沉悲哀與寂寞。

一九六二年,母親得了癌症。她在台大醫院病床上不停地談往事,也談到殷海光當年對她的好。他們已有好幾年沒見面了。我在一九六○年以後也沒再見到他,只是聽說他已經幾年沒上西門町了。一天下午,我正在醫院陪母親,房門口突然一聲「聶——伯——母——」竟是殷海光站在那兒!他的頭髮全白了——一頭憂鬱的白髮。他坐在床前椅子上,望著母親,沒說話,勉強微笑著。她非常激動,但已無力表達任何情緒了,偶爾拍拍他的手,對他笑笑,說她很滿足,很快樂,一定會好起來;病好以後,一定請他全家回松江路去玩。他只坐了一會兒,彷彿不知如何應付苦鬥一輩子、熱望活下去卻又不得不撒手的我的母親。

「聶伯母,我——我——」他笨拙地站起身,「我得走了。」他站在床前,兩眼盯著她望,望那最後一眼:「聶伯母,好好保重。」

我送他走到醫院大門口。

「好久沒上街了,」他對我說,「上街有些惶惶然。」

「你知道怎麼回家嗎?」

「我想我知道吧!」他自嘲地笑笑,低頭思索了一下。「唉,聶伯母!我再來看她。」

「你來看她,對她很重要。但是,請不要再來了。」

「來看聶伯母,對我也很重要。」

「好好保重,殷先生。」

他與我母親就那樣分手了。他與我也就那樣分手了。

回首雲天,何處覓孤墳?

一九八二年五月 愛荷華微寒細雨中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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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陳鼓應

從思想自由到家國情懷
首度披露殷海光遺稿《我對中國哲學的看法》中文版

我的學問算不了什麼,但我有超時代環境的頭腦。三十年寶貴的經驗,沒有能夠寫下來,真可惜。這也是我不想死的原因。—殷海光

我發現,以往殷老師所著重的都是知識問題,如今他所關切的是人生或心靈的問題。他眼看這個世界技術化愈來愈強,而人的道德理想愈來愈敗壞,人的心靈愈來愈萎縮,人的生活愈來愈繁忙,四周的空氣愈來愈污染。這種情境,使他焦慮,逼他反省,令他尋求解答。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應當放在特定的時代脈絡中進行。我自己所經歷的,尚且是一個內憂外患的世界,殷先生更是如此。大的動蕩,造就了他大的視野與胸懷。中國傳統的「士」階層所擁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在抗戰時期被重新激發出來。殷先生在西南聯大,感染的正是這種傳統的力量。所以,他自始至終都具有濃郁的家國情懷,與一般的自由主義者非常不同。

在他的思想中,「民主」與「民族」是彼此交織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殷先生寫信給我,說到:「內心有難以言狀的淒涼。幸得二三知己,稍感慰藉。人和人內心深處相通,始覺共同存在。人海蒼茫,但願有心肝的人多多互相溫暖也。」

這是我在追憶殷先生時印象最深,也最想說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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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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