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剝削之下的責任歸屬：N號房事件中「只觀看沒施暴」的人有罪嗎？

文：黃譯萱（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C – Chapel Hill〕政治系博士生）

韓國近日爆出利用Telegram的大規模性犯罪「N號房」事件；N號房的主嫌「godgod」及「博士」以各種詐騙手法取得被害女子的私密照及個資後，便以散播私密照為威脅控制被害人，要求她們拍攝大量含性暴力內容的影片，包括要求受害者傷害性器、學狗叫或吃糞便，甚至用刀在身上刻「奴隸」字樣等 。而這些影片都在Telegram上的聊天群組中流傳，使用者透過俗稱「1號房」、「2號房」至「N號房」的群組分享影片，要加入聊天室除了要繳高昂會費外，還必須發表侮辱性言論、甚至上傳其他猥褻影片才不會被強制退出。目前警方掌握的會員人數高達27萬人（包含重複加入），而受害者則多達74人，其中有16名尚未成年，最小的受害者僅11歲。

N號房殘酷的犯罪手法不僅震驚各界，也引發如何究責的論戰。部分會員主張他們並未參與施暴、不必為影片中的性暴力負責，但韓國社會顯然不認為會員們毫無責任、怒指他們也是共犯，更有逾200萬人在青瓦臺網站上連署要求政府公布會員身分。輿論也指出，如此大規模的性犯罪反映的不僅是少數人的惡行、更是結構性的性別壓迫——包括社會對受害女性的羞辱、對男性陽剛形象的崇拜、輿論乃至檢警系統長期對性犯罪的漠視與姑息等，而支持或默許這種文化的社會大眾是否也應對N號房事件負部分責任？

事實上，在美國重要政治思想家Iris Marion Young對N號房這類「結構不正義 （structural injustices）」多有著述，Young對結構不正義的論述更奠定了歐美自1990年代以後討論弱勢群體議題的重要基礎。本文藉由介紹Young在〈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Justice: A Social Connection Model〉一文中所提出的「社會連結模式 （social connection model）」來思考社會大眾對結構不正義的責任。

結構不正義的成因

所謂社會結構包含約定俗成的規範、既定法律或組織制度、社會資源分配的方式等，根據Young的說法，結構不正義指的是「社會結構導致某個群體長期受壓迫、無法自由地選擇生活方式，不正義的結構同時促使其他社會大眾得以壓迫這個群體、享有比這個群體更多的選擇與自由。」這種壓迫的成因並非單一個人的行為，在結構中的個人或團體大多僅是依循既定的制度和規範行事，儘管不一定有惡意，卻在無形中加深了不平等的結構、對他人造成傷害。因此Young認為結構不正義的的責任無法歸咎於單一個人，應歸於全體社會成員。

以血汗成衣工廠為例，許多成衣品牌將工廠設在對勞動條件管理較寬鬆的國家，這些工廠大量雇用女性甚至童工；員工們常必須連續工作長達10到16小時，主管的性騷擾及暴力是家常便飯、若生病無法工作便很可能會失去飯碗。而Young指出，血汗工廠的勞動條件很難得到改善，員工若抗議或組織工會很快便會被開除，且當地政府通常僅會消極應對工會的要求。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血汗工廠的勞動條件已經嚴重違反許多國際公約所認定的人權標準，然而血汗工廠的製品仍然大量外銷全球，例如在2000年美國有85%的鞋襪商品都是來自這些工廠。而血汗工廠所造成的人權及剝削問題很難究責，大型的成衣品牌很少擁有自己的供應鏈，成衣的製造往往都是透過層層的合約外包給外地廠商。在這一層層的外包鏈中，每一個承包商都認為自己面臨極大的競爭壓力、必須透過各種手段壓低成本，而工廠的管理階層認為自己受到上級的壓力、成衣品牌則認為自己並未違反母國法律、許多消費者也認為他們僅是消費，並沒有直接參與壓迫員工的行為；也就是說，雖然許多個人和團體都造間接支持了血汗工廠的存續，卻幾乎沒有單一行為者能夠承擔全部責任。

再以不平等的性別分工為例，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6 年的統計，女性負擔家務及育兒的時間仍是男性的3倍，為何即便性平觀念日趨普及、女性也大多投入職場，家務的主要重責依舊落在女性身上？許多資料顯示，結構不平等讓女性的職涯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受傳統觀念影響，女性常因生產及家庭因素離職，導致在年資和經歷上無法與男性競爭，女性升遷受阻便再拉大了男女薪資差距。根據勞動部統計，2020年男女薪資差距仍然有14.2%，薪資差距將造成雙薪家庭在分配家務及育兒責任時，更傾向犧牲女性的工作以維持較高的經濟所得。

選擇請育嬰假的女性不一定認同傳統性別角色，但她需要由先生工作來維持較高的薪資來源。負責敘薪的主管也未必對女性員工懷有歧見，但受傳統「男性要養家」觀念影響，更願意為已婚男性加薪。企業可能也非偏好男性主管，但當女性仍負擔較多的育兒及家中勞務，管理階層更樂於給予男性員工升遷機會。

這些例子都顯示，許多個人及團體未必有意對弱勢群體造成傷害，但他們為回應不平等的體制所做的選擇，往往會持續深化不正義的結構。因此，Young認為社會大眾仍應共同分擔責任，因為結構不正義正是由參與結構的每個個體共同造成的。

兩種不同的「歸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