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金庸會說他最喜歡的人物是令狐沖和喬峰,最討厭韋小寶?

為什麽金庸會說他最喜歡的人物是令狐沖和喬峰,最討厭韋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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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金庸在《鹿鼎記》之後便停筆,說自己寫不出來了,同時至此自我終結了「武俠」的概念,這種無法再繼續下去的狀況,其實很像是一則人生寓言。如果夢清醒了,前方已經看不到跟生存無關的東西,書寫只能複製實際的生活,我們幹嘛還要寫它呢。我們可以多想一下,為什麽金庸會說他最喜歡的人物是令狐沖和喬峰,最討厭的韋小寶這樣的話。

文:伊恩

書寫者和自己作品的關係總是很微妙,千絲萬縷夾纏不清,尤其是書寫小說,作者要寫好一個人物,就必須要把自己的身體和意識都借給這個虛擬出來的人使用,代替他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人。

金庸與韋小寶之間便有一種矛盾。韋小寶讓金庸攀登至武俠小說的巔峰,同時也讓金庸就此停筆,無以為繼。

金庸曾經說,自己筆下最喜歡的人物是令狐沖和喬峰,對於韋小寶則是極度討厭,但是偏偏許多人認為,《鹿鼎記》是他的壓卷顛峰之作,而最重要的原因還就是因為它的主角是韋小寶這個人物,一個武功低微不堪卻又無所不能的市井小民。

主角是無所不能的,或說是神奇的這一點總是必須的,不管其神奇的形式為何、性質為何,在於他本身或在於圍繞著他所發生的事件,都得如此,否則一個故事就無法說下去,也沒有說下去的價值。對於有些讀者來說,有的小說主角是幾近不可思議地、怎麼會有人這樣去寫地極度無聊,例如我在印象中曾經讀到過貝克特有這麼一部小說,全篇是主角喃喃自語說著自己一動也不動的狀況,什麽事都沒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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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鹿鼎記》劇照

「俠」和「江湖」消失了

許多人大概是以文學價值為主體來稱讚《鹿鼎記》的特殊之處,認為寫作《鹿鼎記》的金庸已經臻至「漸而進於無劍勝有劍之境」的狀態,突破了武俠書寫傳統的窠臼,不但是作者自身的進步,也標誌了整個武俠小說的創新。

因為這部作品解構了許多過往沿襲下來的書寫慣例、模式,使得原本只是在報紙上連載、以誇張情節奔馳取勝的一部娛樂小說,同時擁有了某種深邃的內涵(亦即「叫好又叫座」這個所有創作者的最理想目標),小說的意義就不再只是閱讀的當下,是一種可以讓時間快樂地流逝掉的好東西,它還有後座力,小說的生命延長了,延長在讀者、評論者之間不斷的猜測和爭論之中。

我們可以說,《鹿鼎記》幾乎顛覆了之前的金庸,比方:

一、它肯定了外族統治中原的合法性,質疑漢人中心本位主義,這超出了先前的許多作品是建立在宋與元、明與清之間,民族勢不兩立的架構。

二、「俠」和「江湖」消失了,或說它們是被除魅了之後,它們全部的現實面貌——包括其活力和侷限——都一一顯露出來了;這兩個概念原本都是對立於集權、法律和日常生活的出口,而且事實上,它也就是人們會動心起念閱讀武俠小說的主要理由,人們需要暫時棲身於一個現實以外的化外之境。

三、年少有為、與皇帝稱兄道弟的韋小寶卻是出身低賤,生母甚至是來自勾欄,在被問起生父是誰時,生母自己竟然也不知道,毫不在意,仿佛從來沒有計較過這件事情,所以無法回答這個問題。雖然這明顯是對父權社會的嘲諷,不過似乎也隱含著對人的價值本身的質疑。

因此,《鹿鼎記》這部作品被視為是各種各樣的價值和意識形態的解構和除魅,這些意識形態從古至今就不斷糾纏在人類的文明生活之中,影響著人的觀念和行動,某種程度制約了人的生命力,韋小寶的出格所代表的因而便是某種衝決而出的自由不羈,某種人類與生俱來就有的生存本能、自然傾向。

在《鹿鼎記》裡,不僅武俠小說故事向來標榜的、理想的「俠」不再是主角,失去了光環,恐怕連人本主義思想下的「人」是否還存在,也變得模模糊糊。

衝突、矛盾、思辨,這些元素其實在《天龍八部》和《笑傲江湖》都不缺乏,喬峰的悲劇性或「偽君子」岳不群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可資證明,但是非得要藉由韋小寶這樣的人才能凸顯、或說是回頭看最基本的疑問所在,那就是進一步去問:我們為什麽要思考些問題?這些問題是否值得我們去思考?數千年來,人與這些問題糾纏不清,這對於人來說,究竟意味了什麽?

我個人猜測——再次強調,這是個人猜測——韋小寶便是熟悉中國斑斑歷史和傳統文化的金庸,他個人在思索上述這些問題時所得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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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金庸透過了文字書寫和小說形式,長年一點一滴從慢慢形成問題意識開始(看出原來有問題存在、問題是什麽這一點極為重要),期間在幾部作品中,反覆認真地思考、辯證,最後的答案便不自覺地在這最後一部作品裡、在賦予小說主角韋小寶生命的書寫過程裡流露出來。

這意思不是指金庸的真實性格就是韋小寶,或是說金庸認同、主張、支持韋小寶的人生觀,而是說那是當時的金庸在試圖思考和釐清意識形態的問題之後,他認為他所看到的世界本體真相和歷史趨勢。

適者生存的世界

韋小寶貪婪、好色、滿口謊言,而且不加掩飾,這樣猥瑣的人不管以古代或現代的標準來說,幾乎不太可能受到歡迎。而他重義氣的特質應該他作為小說主角不得不被賦予的元素,否則他就會是一個完全負面的人物,從裡壞到外的壞人是無法作為小說的第一主角。

我們想一下就會知道,至始至終重義氣的特質會出現在一個幾乎沒有其它優點的人身上,並不合乎事實常理。不過,這種虛擬性本來也就是小說之所以能夠容納矛盾,進而可以呈現矛盾、思考矛盾的原因。

在由韋小寶作為主角的《鹿鼎記》的世界中,韋小寶是一個無論如何都能得以生存下來,次次化險為夷、旗開得勝,累積越來越多的功名、財富和女人,並且最重要的是,韋小寶不是架空故事人物,他的一舉一動還左右了幾件我們知道的歷史事實的發展。

所謂的歷史有一個特色,那就是我們回頭看當時的世界,彷彿所有的可能性原本都是開放的,但最後卻只實現其中一個可能性而已,歷史的窄門永遠就只會通過那麼一個。

換句話說,在這個我們所知道的、由過去流向未來所形成的唯一歷史現實裡,無數人都在思考,思考個世界的可能性是什麽、選擇這個世界將往何處去,金庸也思考了,而當時的他的結論是告訴我們:生存是最高的價值,其巔峰代表人物便是韋小寶,歷史和世界選擇了韋小寶。當然,金庸沒有直接這樣說,這話是透過韋小寶的嘴說的。當一切「人工意義」都消失之後,剩下的就只有本能和生存。

書寫《鹿鼎記》時的金庸可能已經意識到,這部小說將會是他最後的武俠小說之作,因為在一個以生存為最高價值的世界裡,依附在某些信仰和原則之上才得以成立的「俠」和「江湖」就勢必不可能再存在了,也沒有必要再繼續存在,未來的世界是屬於「韋小寶們」的世界。

司馬遷為遊俠們寫列傳,序中引用了韓非的話,但司馬遷並不同意韓非的價值評斷:「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司馬遷作為書寫歷史的人,他知道所謂的歷史將淘汰哪類人,這一類的人是在韓非試圖建立的大一統世界裡的異質雜物,儒或俠只能生存在一個被書寫保護起來的、可以容納多樣可能性的世界裡,這裡的法則不是適者生存、成王敗寇,輸給劉邦的項羽不也是這樣被保護起來了嗎?

經過長久自我辯證,而似乎自覺已經走到武俠世界盡頭的金庸,再寫下去還能寫什麽呢?好像沒有了,武俠是一場集體的美麗的夢,其盡頭是喜劇式的荒涼和虛無。

金庸停筆的寓言

很多人非常欣賞韋小寶,特別是年過中年之後的人,覺得韋小寶是所有金庸筆下人物中,最像是真實之人的角色。中年之人擁有足夠的、實實在在的社會經歷,以及被這些人情練達的力量所拉扯出來包容心,因此能夠察覺、品嘗更多複雜的施加在生命之上的作用力。他們看得懂韋小寶,因為他們在韋小寶的身上看到了整個社會和自己,彷彿那是自己生命過程裡的一些浮光掠影、斷簡殘篇。

但這畢竟是對一個小說主角、同時也是對作者的書寫能力的讚詞。在現實生活裡,真如韋小寶這樣的人我們反而是敬而遠之,若他是政治人物,更是只要一被貼上貪婪、好色、說謊等標籤,其政治生命幾乎結束。人們會對韋小寶的持有雙重態度,其實也是反映了一種功利主義的心態,當貪婪、好色、說謊有可能對我有利時便認同,當有可能造成損失時便予以否定。

隨著人生活得越久,看過的人事物越多,變得務實而世故似乎是很自然而然之事,如同從《笑傲江湖》的令狐沖之後,便是以《鹿鼎記》的韋小寶作為終局一樣理所當然。不就是有一句類似的話說:「三十歲之前而不是左派,這個人一定沒有靈魂;三十歲之後還是左派,此人必沒有腦子。」但是我自己倒不是如此認為,活得越久應該是越懂得生命是大於生存太多太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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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價值是什麽並不難理解,也不難以讓人衷心接受,慢慢解釋給五歲小孩聽都能懂,示範起來也相對容易。飢餓、寒冷、階級歧視等等這些不利於生存的恐懼可以像是把火移到小孩面前,讓他伸手去碰,碰個一次、二次就明白其事理和利害關係了,但你要如何示範,例如希望、正義、自由,這不是那種一次、二次就能看見、看清楚的東西。

有些東西是必須要等到你用半個人生——這個一去不回的人生——體會了身而為人的限制、困惑和挫敗是什麽之後,你才能發現它們原來閃閃發著光,而這些東西才是難能可貴的。這些東西是屬於「應然」的世界,那裡歷史沒有把所有可能性都悉數埋葬。

金庸在《鹿鼎記》之後便停筆,說自己寫不出來了,同時至此自我終結了「武俠」的概念,這種無法再繼續下去的狀況,其實很像是一則人生寓言。如果夢清醒了,前方已經看不到跟生存無關的東西,書寫只能複製實際的生活,我們幹嘛還要寫它呢。

當時的金庸經過長久思索而力竭停筆之處,我們可以說它是終止了,但我們不妨也可以說,這其實是一個新的起點。事實上是如此也沒錯,金庸停筆了,但是其他人還在繼續寫,既便內容難免複製前人,缺乏創新,但是只要繼續寫下去、繼續實踐,新的可能性就始終可以被期待。現實的盡頭不會是人心的盡頭。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多想一下,為什麽金庸會說他最喜歡的人物是令狐沖和喬峰,最討厭韋小寶這樣的話。

本文經《方格子》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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