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政治下的虛幻與對立——從理論到中國處境

話語政治下的虛幻與對立——從理論到中國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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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福柯的理論框架下,掌控話語就能決定共識,這理論套在香港、中國乃至美國的政治文化,我們又可以觀察到什麼?

文:曾繁裕(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哲學博士,前英國漢學研究生會主席,曾於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哥本哈根大學、希伯來耶路撒冷大學、北京大學、台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演講,文章見於學術期刊及《香港01》、《立場新聞》等媒體,也從事文藝工作。)

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思想的最大亮點在於闡釋了「話語」的價值。從《古典時期瘋狂史》(1961)到《規訓與懲罰》(1975)和《性史》(1976-84),他把歷史編譯為意識形態塑造人類思維的歷程,比如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當權者如何基於勞動人口的考量而開放性討論的容許程度,從而改變一般人對性的看法。他從歷史推演出話語的絕對權力,為學術界以至政治管理與社會運動注入新血液。

在福柯的思想中,一切人類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隨話語而流動的,即便主體意識和意志也是受之形塑,比如防疫意識與工作都是受醫學話語所影響,又或更深層而言,是各種話語(包括政治理論和謠言等)競爭的結果,不同人因應不同的背景和資訊吸收而有各自獨特的取態。據此,若能控制話語,就能限制原來隨意無邊的想像於特定方向之內,比如古代以男權話語定義女性而使其地位處於男性之下,近百年來的婦女解放運動便透過創造批判男權慣性、建設平權合理性等方面的話語來提升女性價值。

Michel Foucault 傅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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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福柯這「話語決定一切」的後結構主義哲學發展的,是愈漸熾熱的話語權爭奪戰。當然,在福柯之前,權力階級已意識到操縱話語的重要性,可遠至秦始皇焚書坑儒以毀滅六國的遺民意識和漢武帝藉著「獨尊儒術」施展法治手段,至於中國知識分子也自晚清開始藉報刊生成獨立於官方的話語空間,以抵制清廷亂政。然而,福柯適逢二戰後反殖民運動、冷戰、後現代思潮、電視與大眾文化發展、教育普及化等使世界加速結連的事件與現象,思想改寫的速度因多元話語的量產而加劇,以至話語決定論更具時代價值,至今仍是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顯學。

或許沒有福柯的理論加持,不同持份者還是會愈發努力藉媒體曝光、對立思維合理化、創造或搶佔權力團體來讓自身的話語獲取更多認同,尤其網絡與虛擬社群加強了個人對自身與群體的覺察,也讓群體對個人的取向更敏感。這衍生了兩個與今日時局相關而又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語言偽術能否改變事實?

在福柯的理論框架下,掌控話語就能決定共識,比如監獄裡的犯人之所以被定義為有罪、需與世隔絕,又或精神病院裡的病人之所以被標籤為瘋、有危險、需要醫治,就是基於法律與醫學傳統上對正常與不正常的定義與相應的處理手法,只要改變定義與處理手法而又說服大眾接受的話,原本犯罪的人可以無罪而正常人也可因新定義而成為需被改變的病人。

無疑,與性別和性向相關的社會運動已改變大眾對女性和性小眾的態度,這基於相關團體與人物透過學院、網絡、大眾媒體、法律訴訟等方式塑造新話語的合理性,同時意味事實是本於權力如何決定想像以至推翻過去所認定的事實,但,這是否就是事實的全部?對話語的絕對控制是否就意味公權力能以「事實」的姿態或偽裝使民心歸順?

倘若我們假定權力團體若能絕對控制話語,便可決定大眾相信甚麼,就無異於2013年搞笑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的發現:有些人可行在池塘上而不下沉,但前提是人和池塘都在月球上。絕對控制話語的能力是不可能的前提,即便在文革年代、毛澤東名義上擁有絕對權力的中國,下鄉的知青也會因林彪的叛逆而懷疑毛澤東的威權與中央宣傳的可信性,而這在資訊發達的今日更沒可能。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官方積極控制話語以決定大眾的信念,但這控制並沒絕對功效,而大眾相信與否也非首要考慮。要達成一個政治目的,操作手法是透過謹慎控制所能控制的媒體(人也是一種媒體)所發出的話語,同時透過威權讓反對者敢怒不敢言,又讓支持者及既得利益主義者把反對者鬥垮。從新冠肺炎的事件,可見中國政府在國土內對信息近乎完美控制,大量利益團體與受愛國教育薰陶的人民散播團結自強、以正能量消解災難而生的內在矛盾、「地方問題,中央解決」、「西方抵譭,中國必須反擊」這一系列從上而下、政治先於實證的邏輯,乃至國外,也積極以此種手法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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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疫情緩和,即使國內人民普遍都不相信政府沒有虛報數字,不過,政府也無意作維穩以外的多餘解釋,反正迅猛的強硬措施把事情解決了,新事實就會掩過舊事實。反觀美國仍深陷於話語無法改變事實的階段,無論特朗普如何努力地說疫情快將緩和然後經濟復興、諉過於人以轉移視線,事實就是每天必須誠實顯示的確診與死亡個案仍不斷上升,也許他也恨不得自己的話語權可大至隱瞞個案、對國民施展嚴格的監控手段以緩和疫情,讓新事實盡快掩過舊事實,不礙他的連任大計。

虛假話語無以改變現實,但能延遲事實爆發的影響或模糊事實的爆炸力。羅斯福號事件無疑套用了與中共相同的政治邏輯,只是總統並無權力將此推而廣之到全國領域,極其量只能慷慨地派銀紙與印銀紙,但這是另一種虛假,實體經濟的問題始終要還。

二、話語控制會否激化矛盾?

倘若中國的疫情至今仍像美國般不可收拾,恐怕無論宣傳機器如何精巧,民怨也會由地方燒至中央,迫使中央再找代罪羊、咎責西方,甚至以政治改革來維護政權。

但實情是,中國政府的補救能力強大,加之極力宣傳,乃至「過不抵功」。這就讓中共政權認同這種配合集權操作的話語模式行之有效,是唯物辯證法所印證、最符合中國國情的統治方式。

然而,這種模式帶有強烈的對立思維,狹隘地以目的為中心,把一切作政治化、立場化、非人化處理,視人為需要透過統治技術解決的問題而非關顧與和解的對象,當然從中央電視台的影片,可常見溫煦的人情交往與家國情懷,但反觀官媒「不呈現」的一面,比如新疆再教育營的狀況、香港黃絲陣營的政治理念,就可見中國的馬基雅維尼式道德只適用於順民。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那些被中國政權視為異類的人已然「人間失格」,在「改造」完成之前不應被愛,這改造(一如過往對待右派、走資派、反革命分子的手法)意不在於讓對方心悅誠服,只在於不敢反對。

如今,大大小小的話語戰在香港密集爆發。上至中聯辦主任目無表情、如錄音機般高調批評立法會運作而特首在抗疫記者會中先發制人地花長篇幅護航,下至政府把香港警隊的三萬人及其家屬拉至與黃絲在日常生活中的對立、雅虎新聞總有群閒人耐心地發放敵意的留言、電視台可因正在力捧的藝人的政治立場而將之極速雪藏……伴隨而來的是雙重標準、權力優先,比如特首指責的對象必然是支持民主的人士而對執法有誤的警員卻非常寬容,深陷於「路西法效應」的泥淖。

至於如在「路西法效應」實驗中被不斷以升級手段規管的示威者有何感受呢?顯然,在言論自由許可的情況下,會透過可控制的媒體以反話語制衡,對稱地遏力把己方包裝得完美而把所有責任訴諸對方,當中或許存在以不實對應不實的復仇心理,有點類似著名的「囚徒困境」,一方若誠實和平而對方卻不實殘暴便會吃虧,因此,結果是兩邊都寸步不讓,繼續努力用語言技術包裝甚或偽造事實以證明自己對、對方錯,把對方的聲音壓下去。有吵架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種技倆無以達成和解,只讓對方愈加憤怒。

可以測想,中方希望香港有國安法、無普選,所有人都表面地愛國。但其欠缺交往理性的話語卻引來群眾的強烈反應,這種一廂情願式的霸權話語已在西方意識到中國威脅、一帶一路發展之下,陸續向世界群眾輸出不安感(當然既得利益者不會有此感受)。無論如何,正如齊澤克所指,追求政治正確是危險的,在中國的意識形態潔癖底下,間接受影響的只會是底層人民,比如李文亮敢於說真話卻被勸戒,以至不單知識分子的聲音被打擊,衍生的疫情也嚴重影響百姓,又或,在香港,間接地說,正如孟加拉的情況:原教旨主義執政黨與支持世俗主義的反對派每天只顧互相批鬥,挑動群眾的暴力神經,最後無力的只會是像縫紉工人這種在社會上毫無話語權卻需承受經濟與心理惡果的一群,這群人可算是當初共產黨竭力維護以獲取權力正當性的「無產階級大多數」。

本文不設結論,只願毋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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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Ka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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