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若想「抄襲」歐美發現金補貼的政策，還是要看看前提條件

文：沈凌（德國波昂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最近疫情影響，似乎全世界的政府都在直升機撒錢。作為一個最早受到疫情衝擊的中國老百姓也開始眼紅：怎麼我們的政府還不開動直升機撒錢模式啊？有人眼紅也就有人代言，馬上就有專家跑出來說：中國也應該給全體國民每人發一千元！這個主意不久又被修正了一下，因為每個人都發一千元，顯然對最富裕的人群來講，毫無激勵可言，於是有人認為應該對一半比較窮的人口每人發兩千元，而另外一半富裕的人就算了。

這樣的專家很容易被認為是在抄襲歐美國家的政策，雖然抄作業並不可恥，但是抄作業還是需要看看前提條件的。

在疫情衝擊下，保持社交隔離的政策會導致大量的企業關閉，工人失業。喪失了收入來源，不能支付日常開支，這是歐美發達國家每個人能受到政府補貼的理論來源。從這個角度來講，同樣受到衝擊的中國老百姓也有理由得到政府補貼。

但是政府本身並不能生產出東西來，補貼給老百姓的錢最終還是要老百姓自己通過勞動繳稅去償還的。現在的補貼並不是免費午餐，更加像一筆流動性貸款。當你眼下沒有支付能力的時候，幫你墊付一下，等疫情過後，再從稅收中償還。所以在美國這樣的儲蓄率很低的經濟體內，平時老百姓拿到工資都基本十之八九都消費完了的情況下，突然的疫情衝擊會產生大量的支付危機。這樣的直升機撒錢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當然，另外一方面，美國的債務本已很高，這次疫情以後如何處理更加高的國債以便維護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還是一個問題。

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的儲蓄率一直很高，一般來講，中國老百姓習慣於把一半左右的收入拿來儲蓄了。即便年輕人喜歡月光，但是中國的家庭結構遠比美國人牢固，對中國父母來講，一旦子女沒有能力出現支付困難，伸出援手是理所應當。所以中國的家庭儲蓄往往很容易在家族內部調劑，成為抵抗外部風險的良好機制。所以，即使中國在一季度出現-6.8％的前所未有的負增長，中國家庭並沒有出現普遍的支付困難。這全得益於中國家庭的高儲蓄。因此，我看不出中國有直升機撒錢的必要性。

現在疫情暫緩，中國需要重啟經濟增長，特別需要的是推動消費，從而激勵企業復工復產。這時候，很多地方政府採取了發放消費券的政策，我覺得遠好於簡單的直升機撒錢。因為這個政策使得財政支出可以聚焦於激勵消費。比如杭州的消費券，就是「滿減」模式，一元錢的消費券會帶動若干元的總消費。

其次，電子消費券的發放成本遠低於傳統的行政系統。因為給低收入人群的財政補貼，必然要對發放資格進行論證，究竟窮人要窮到什麼地步才有資格獲得補貼呢？與其靠行政人員甄別，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還不如直接用電子消費券的方式。因為這個電子消費券的發放本身就是一次對窮人和富人的有效甄別。以杭州的電子消費券為例，在一個特定時間點，比如某一天的十點鐘，發放若干億元，這需要大家在這個時候去搶。那麼收入越低的人群越有激勵去搶這樣的優惠券，越是富裕的人群越沒有這樣的激勵。

就像有個段子說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不會彎腰去撿地上的100元美金現鈔，因為他彎腰的那一秒鐘時間成本遠高於100美金。我就從來沒有去搶過這類電子消費券，因為與其去搶這個消費券，不如老老實實碼幾個字投稿收入更加高。

實際上，歐美國家也並不是只有直升機撒錢一個值得參考的作業可以借鑑。德國在三月份貫徹隔離措施的時候，就有非常詳細的針對不同人群給予不同補貼的成熟方案。那才是發達國家值得學習的地方。比如，對於企業，按照規模不同給與一次性的補貼；同時，由政府和金融機構合作發放免息貸款；對於下崗員工，財政給予正常情況下的六成工資。而這些完整的配套措施都是在平時正常情況下已經做好了預案的，才會在危機時刻從容不迫。除此以外，德國和美國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此以前已經連續六年財政盈餘，這一點倒和中國老百姓有點兒類似。

所以說這次疫情雖然像是一道基本相同的考題，放在了全世界面前，不過各國上交的答案，未必只有唯一的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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