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女性議員增加,背後是宗教保守派高舉「家庭價值」參政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若要促進性別平等,女性國會議員比例的增加已不再是重點,因為目前印尼面對的是一群以宗教立場堅守傳統性別規範的保守派女性運動者,這群女性同樣積極透過政治參與來實現他們的理念。
2019年印尼總統與國會大選,大部分報導皆將注意力集中在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打敗了伊斯蘭保守派對手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贏得連任,但還有另一件事情值得注意:在此次國會大選中,女性國會議員從2014年的17.3%上升至20.35%,在575位國會議員中占了117位。
在世界許多國家,政治權力長期以來大多掌握在男性手中,所實施的政策也因此較以男性的觀點出發,而不一定能夠考慮到女性的生命經驗與特殊需求。因此,推動女性參政經常被視為保障女性權益、促進性別平等的重要方法,藉由女性從政者的增加,改變以男性為主導的政治,並期待這些女性從政者推動更多具性別敏感度的政策。
由此觀點來看,印尼此次選舉女性議員比例的增加,看起來是件值得慶賀的事。這似乎代表印尼在政治參與方面的性別平等程度正在提升,社會大眾也可期待這些女性議員能協助推動相關政策來促進印尼的性別平等。然而,事實卻不一定如此。因為在這20.35%的女性議員中,有些其實來自近年來在印尼愈來愈興盛的宗教保守派,所欲推行的法令與性別平等背道而馳。
伊斯蘭保守派勢力增長,堅守家庭價值也參與政治事務
做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尼一直以來皆因能以溫和包容的態度對待各民族與宗教,而受到讚譽。然而,過去幾年來,伊斯蘭保守派的勢力持續成長,讓印尼的性別平等倡議運動不斷受到挑戰,光是針對女性的歧視性地方法律(包括規範女性穿著的法律),就從2011年的207條顯著增加至2017年的342條。更重要的是,有越來越多受高等教育、擁有優秀能力的女性運動者(woman activists)也加入了保守派陣營,透過政治參與起身反對來自西方的女性主義。
Maimon Herawati即為一例。Maimon在英國取得碩士學歷,在印尼巴查察蘭大學(Padjadjaran University)擔任講師,反對女性主義所提倡的性別平等、身體自主權等概念。她認為,女性主義強調的身體自主權概念不符合伊斯蘭信仰,因為「我的身體不是我的,而是來自阿拉,我不能隨心所欲地對待我的身體。」她曾參與反對「消除性暴力法案」(Elimination of Sexual Violence Bill)的抗議活動,並發起線上請願,在兩周內獲得15萬人連署支持。
Euis Sunarti同樣為大學教授,認為女性主義對於「自由」的價值觀與印尼大多數人所秉持的伊斯蘭價值觀相衝突,因此女性主義不適合印尼。Euis主張應維護傳統的性別分工,母親將孩子生出來,就應擔負更多照顧孩子的責任,但她補充:這不代表她們不能透過參與公共事務來自我實現。Euis是印尼愛護家庭聯盟(The Family Love Alliance,簡稱AILA)的成員之一,另外又創立GiGa Indonesia,主要口號為「讓家庭強盛以變得更文明」(strengthening the family for better civilization)。這兩個組織同樣都強烈反對「消除性暴力法案」(AILA和消除性暴力法案將於後文介紹)。
這群保守派女性一方面反對西方女性主義對於促進性別平等的理念,主張「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堅守傳統家庭價值,另一方面,她們也相信女性應享有受教權、工作權以及參與政治的權利,並且非常積極地投入政治活動,如同Maimon和Euis。在2019年的大選中,保守派政黨「繁榮正義黨」(Prosperous Justice Party,簡稱PKS)的一位候選人Umi Vira也表示,促使她參選的主要原因是穆斯林女性長期在國會比例過少,但女性才能真正了解女性的需求。她認為,伊斯蘭在許多面向上也賦予女性權力:「透過賦權(empowerment),女性具有改變家庭和整個國家的力量。」
愛護家庭聯盟:強化家庭價值,讓印尼「更文明」
位於雅加達的宗教與民主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Democracy)研究員Dyah Ayu Kartika觀察到,已有越來越多女性受到強硬派伊斯蘭團體和政黨的動員,例如2019年大選前,在一場PKS的政治集會中,女性參與者的人數明顯多於男性。她也指出,反女性主義團體所推派的女性參選人擁有優秀的領導能力,了解如何以清晰且具說服力的論述來吸引民眾,且長期在基層工作。例如Umi Vira本身是一位伊斯蘭傳教士,活躍於AILA等組織,具有25年的基層工作經驗。Dyah認為,印尼的女性主義運動(feminist movement)當今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已具規模、遍及印尼各大城市的保守派女性運動(conservative women’s movement)。
AILA即是印尼保守派女性運動最具代表性的組織。AILA由數個伊斯蘭組織於2013年成立,總是以女性出席公開活動,她們做為女性或是母親,以保護家庭價值和維護社會道德為主要訴求。她們相信,母親不但是孩子的教育者,也是家庭和國家道德的守護者,因此有責任站出來保護孩子不受到性偏差觀念的威脅,例如同性戀與婚外性行為。AILA的目標便是「藉由強化家庭價值」,讓印尼「更文明」(more civilized)。
【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