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之下的新加坡貧富差距:若民眾無法分沾利益,社會將趨向分裂

全球化之下的新加坡貧富差距:若民眾無法分沾利益,社會將趨向分裂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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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新加坡民眾仍未展現強烈的排外情緒, 但隨國內外地人口增加,他們也已開始埋怨,認為城市過於擁擠、公共交通系統常發生故障,並且將這些問題歸因於過於寬鬆的國家人口政策。

文: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
翻譯:鄺健銘

雖然新加坡在2000年代中已成開放經濟體,但政府仍然進一步推動經濟自由化,繼續鼓勵外地人移居新加坡,現在外地人已佔新加坡人口三分之一。即使新加坡民眾仍未展現強烈的排外情緒, 但隨國內外地人口增加,他們也已開始埋怨,認為城市過於擁擠、公共交通系統常發生故障,並且將這些問題歸因於過於寬鬆的國家人口政策。中小企也有不滿。現在新加坡經濟發展已倚重低薪、低技術的外來移工,為此中小企反對政府主張提高生產力、投資新科技的經濟政策。中小企認為,若他們依從政府建議,著力提高企業生產力,他們的產品或服務售價會隨之而增加,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也會因而上漲。這也是說,新加坡政府若要減少國內外來移工,改而著力提高國家生產力、推動新科技發展,便需付出不菲的政治代價。

薩維林(Eduardo Severin)、丁克勒(Nathan Tinkler)、羅傑斯(Jim Rogers)等超級富豪現已移居至新加坡,並在新加坡投資。房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報告曾預測,在未來十年, 新加坡將會迎接世界上最為龐大的超級富豪移居潮。對這些超級富豪而言,新加坡的魅力有三:第一,新加坡是區域金融與交通樞紐;第二,新加坡政府穩定且親商;第三,新加坡是眾多跨國企業進駐之地。但極具消費力的超級富豪湧入,已令新加坡生活費用變得高昂。前文曾提過,新加坡的高薪族期望得到世界級工資。但即使新加坡已躋身成為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中產階級的薪酬變化已然停滯。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是能夠反映國家貧富差距狀況的指標,新加坡在2007年與2012年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482 與0.478。依照聯合國人居署(UN Habitat)說法,基尼系數在0.45-0.49 之間「已接近危險高水平。如無補救措施,這種貧富差距狀況會阻礙投資,引發零星示威乃至暴動。這種貧富差距現況也意味勞動市場並未正常運作,公共服務與扶貧政策配套不足。」

若將政府補助與稅收計算在內,新加坡在2007年與2012年的實際基尼系數將會變為0.439 與0.432。新加坡政府的審慎累進政策(progressive policies)看似成功、看似能夠減輕國內貧富差距問題,但事實上不一定如此。在2007年,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一眾成員國之中,若將政府補助與稅收計算在內,這些國家的基尼系數平均值為0.317,智利的基尼系數(0.480) 位列榜首,斯洛文尼亞(0.240)則位列榜末。直到2012年,若以相同方法計算,智利同樣位列榜首(0.471),位列榜末的則是丹麥(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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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捷運內

也許大家會認為基尼系數屬抽象的統計學概念,但在人口稠密的新加坡,貧富差距卻是新加坡民眾於日常生活中不難體察的事。民眾經常同時看到富人炫富與老年基層掙扎求存的景象。道路不斷被擴闊,路上名貴房車愈來愈多,與此同時,鐵路列車擁擠、民眾因鐵路故障而憤怒,這類反差極大的情景也已漸成新加坡民眾的生活日常。觀察新加坡貧富差距狀況的社會學家張優遠曾進行頗具啟發性的人誌學(ethnographic)研究。這項研究嘗試記錄新加坡低收入人士的生活經驗,並分析社會結構與文化環境如何導致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問題。

全球經濟或其他危機會不時加劇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問題。新加坡已與全球經濟體系關係密切,這意味,全球危機能為新加坡基層帶來更多不可預測,更為持久的衝擊與壓力。可以預見,未來工種與經濟分工都會因自動化與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發展而起大變化,這種變化或會使更多新加坡基層失業。按經濟學家楊南強(音譯,Yeoh Lam Keong)估算,處於在職貧窮、失業、退休等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境況的新加坡民眾散佈於國內約11至14萬個家庭,而且人數很可能會再增加。新加坡政府一直不太願意推行資源再分配政策,因為官員相信,上流階層所能分享的國家經濟增長成果最終會下滲(trickle down)至基層,這令新加坡絕對與相對貧窮人士生活變得艱難。

在新加坡貧窮人口之中,馬來裔佔多,這意味,貧富差距不但會為新加坡種族多元社會帶來更多矛盾,亦甚至會製造新的社會矛盾—— 包括世代之間的矛盾、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矛盾。短期旅居於新加坡、人數愈來愈多的外地人不免會擠壓「核心新加坡人」(Singaporean core)的生存空間,新加坡民眾的國家意識、公民團結及互助意識會隨之而受損。在可見的將來,也許會有愈來愈多的新加坡民眾因各種原因而無法分沾「新加坡故事」的成果,屆時新加坡社會或會容易趨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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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小販中心

新加坡政府內的精英意識可能會使這種社會理想幻滅時刻更快來臨。從1990年代起,新加坡重平等的用人唯賢精神已變質成為精英主義,政府培育與提拔人才的政策益發能夠反映這種轉變。當時政府主張高官應能獲取與商界頂端精英薪資水平相稱的待遇,原因是按官員想法,這有三大好處:第一,這有助政府招攬年輕有為的人才,因為這些人才投身政府所作的犧牲可被降至最低;第二,這種官員薪酬方案或能激發官員的企業家精神,始自李光耀開國時代、政府充滿技術官僚的流弊或許可以被化解;第三,官員享有高薪,貪污誘因會隨之而降。縱然如此,這仍不減此一方案的爭議性。令民眾不滿的一個原因,是方案將原應本質不一的政府服務與營商等同視之。公共行政學者海格(Shamsul Haque)特別指出,在新自由主義式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新加坡政府特別熱衷於以市場至上方針革新其管治模式。

現在仍然難料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問題會否觸發國家政治變局。政治學者維絲(Meredith Weiss) 指出,經濟衝擊最能影響的,往往是新加坡最窮困、最缺適應力的民眾乃至外來移工,這些人也很可能欠缺以新科技、新問政渠道以及投票等方式表達意見之能力。無論如何,即使網上民情愈加洶湧, 或能影響選舉結果,新加坡執政黨政府也已如上所說改革制度、修改國家憲法,務求在選舉繼續穩勝。

延伸閱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季風帶出版。

作者:陳思賢
翻譯:鄺健銘

面對瞬息萬變的全球局勢,於內憂外患之中,被全球大小國家視為發展典範的「新加坡模式」將會如何延續其榮光?

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將從本土民情角度書寫「新加坡模式」原貌,破除「新加坡神話」迷思,分析「新加坡模式」在後李光耀時代面臨的危機。《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是立足本土﹑解構「新加坡模式」成敗得失的必讀入門書。

季風帶-新加坡模式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杜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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