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誰是被害者》製作人:Netflix賦予重望,從產製模式中找到台劇類型片的全新可能

專訪《誰是被害者》製作人:Netflix賦予重望,從產製模式中找到台劇類型片的全新可能
Photo Credit: 王祖鵬攝影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時序邁入2020年中,Netflix繼《罪夢者》後再度瞄準台劇類型片,看上以刑偵推理懸疑為主軸的《誰是被害者》,但與《罪夢者》不同的是,《誰是被害者》Netflix並未全程參與,僅只是「收購獨家播映權」,《誰是被害者》幕後最大功臣,便是由曾瀚賢創辦,湯昇榮擔綱總經理的台灣製作公司「瀚草影視」。

美國知名串流平台Netflix的原創作品深耕全世界,劇集如《虎王》、《王冠》、《紙牌屋》、《怪奇物語》等,電影更有《羅馬》、《婚姻故事》、《愛爾蘭人》等,無論是自行製作,抑或是收入版權,成績有目共睹。似乎只要掛上Netflix原創作品在品質與聲量上皆有一定保證。

Netflix並不滿足於英語系作品,近年積極與日本、韓國亦是亞洲等地合作原創影集,例如前陣子迴響甚大的《AV帝王》。於是去年10月31日,Netflix從出資、製作、劇本、選角、拍攝、剪輯到後製全程參與,與操刀《通靈少女》的新加坡IFA稜聚傳播共同合作,聲勢浩大的將首部華語原創影集《罪夢者》推出。可惜在口碑表反應上不如預期,罵聲掩蓋掌聲,灰頭土臉,首度出師不利,之後兩部原創作品《極道千金》和《彼岸之嫁》仍舊無法挽回頹勢,只剩零星火花,無法以燎原火之勢掀起風潮,Netflix無法駕馭華語內容的聲浪不斷傳出,台劇好似一頭無法掌控的困獸,與國際大品牌Netflix八字不合。

時序邁入2020年中,Netflix捲土重來,繼《罪夢者》後再度瞄準台劇類型片,看上以刑偵推理懸疑為主軸的《誰是被害者》,此作品集結台灣老、中、青三個世代,當紅的中流砥柱張孝全、許瑋甯;世代傳承的資深演員丁寧、王識賢、夏靖庭;也有像李沐這類初試啼聲的新鮮人。雖然都是掛上「Netflix原創作品」,但與《罪夢者》不同的是,《誰是被害者》Netflix並未全程參與,僅只是「收購獨家播映權」,擦去製作面上的干預痕跡,來自台灣的主創團隊更能自由揮灑在地創意,且在執行面上默契十足,忠於故事核心,《誰是被害者》幕後最大功臣,便是由曾瀚賢創辦,湯昇榮擔綱總經理的台灣製作公司「瀚草影視」。

時間拉回去年3月底,《我們與惡的距離》直面「無差別殺人事件」在台灣造成轟動迴響,引起「死刑」議題正反兩方的思辯,甚至帶出「思覺失調症」的底層聲音,發人深省,而後更橫掃金鐘6項大獎,此劇的製作人除了「大慕影藝」的林昱伶之外,就是「瀚草」的湯昇榮。

今年的《誰是被害者》,延續《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版權模式,等作品完成,製作方再提供版權內容方開價競標,(《我們與惡的距離》是由HBO Asia(有線)和CATCHPLAY+(串流)分別買下),Netflix看完《誰是被害者》第一集初剪,決定搶下獨家播映版權,對於這次合作,湯昇榮直言:「其實這四年間陸續有和Netflix接觸,劇拍完之後,也有幾家平台來洽談,而Netflix動作很快,也覺得我們的作品合乎他們的想像,他們內部綠燈一過,雙方就拍板合作。」曾瀚賢則補充:「Netflix提供相對好的預算,且也尊重我們團隊的判斷,合作其實是滿好的模式,很快就有共識。」

與Netflix合作,等於是將台劇向外推展,《誰是被害者》將在190個國家播映、翻成30種語言,從本土(Local)邁入國際(Global),且串流平台隨選隨看的觀影模式,不同於過往有線電視綁死節目時段,觀眾能自由在平台上挑選作品,而非等待電視台定時餵養,等於是將選擇權交還觀眾。例如近期當紅的西班牙劇集《紙房子》,起初西班牙播映收視不佳,若在以前或許早就石沈大海,但透過Netflix的操作,推向世界,《紙房子》拋開西班牙,精準在寬廣的世界上找到同一群受眾,口碑起來,演變成現在的規模與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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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王祖鵬攝影
左起:曾瀚賢、湯昇榮

OTT(Over The Top)的產業模式近年來衝擊整個影視產業,除了原有的Amazon、Netflix之外,好萊塢大片商以及科技產業一個一個投入競爭,包含已經上線的Disney+、AppleTV+,未來也有華納媒體旗下即將於5月27日上線的HBO Max、環球集團旗下的Peacock也正蠢蠢欲動,從國外的脈動就可看出影視產業型態趨勢的改變,且光是台灣就有無數家串流,有像CATCHPLAY+、myVideo、friDay這類雜食平台,也有像Giloo、Gagaoolala這類分別瞄準紀錄片和同志族群的分眾平台,串流影音群雄割據,同時在肺炎疫情的推波助瀾下,加速崛起,對於瀚草及觀眾來說,充滿無數可能性。

當然,選擇串流,放棄有線電視,對於瀚草來說也有一定風險與取捨,首先,串流平台目前仍是較為年輕的族群使用,中老年族群等於是間接被放棄。再來,Netflix上有無數影視作品,推向國際之餘,壓力隨之而來,習慣美劇、韓劇、日劇類型片的觀眾是否會點擊收看台劇類型片?是否有排擠效應?問號之外的是競爭壓力,好惡一攤,數字說話,成績就擺在眼前。

湯昇榮表示:「我們不知道外國人喜歡與否,但這部劇的出發點並不是要討好國外,是相信自己台灣的故事,用一種新穎的想像以及說故事的技巧拍出,我們一直嘗試,也幸運讓Netflix覺得有潛力,但同時是測試我們能否走向國際,我們一直問自己,台劇是什麼?為什麼要看台劇?是代表某種觀點、某種價值、某種水準還是某種世界觀?到底是什麼,其實我也還在探尋。但機會來自於我們對市場的想像,經過類型的包裝後,如何跟台灣、亞洲甚至全球市場做溝通,是我們這個產業的人面臨的課題。」

提到台灣的故事,《誰是被害者》聚焦於張孝全飾演患有亞斯伯格症的鑑識官,因一起連環命案發現與失散多年的女兒有關,於是鋌而走險,私自查案,中間拉出另外兩條主線,許瑋甯飾演的嗜血記者徐海茵以及王識賢飾演的火爆刑警。綜觀全片以「社會底層」為基底,懸疑類型推理做手法,探索建商弊案、媒體生態、警界權力、安養院資源不足等等社會結構性議題,描繪出社會中無法發聲小人物的集體肖像,深富啟發性,同時思量道德與人性,層層堆疊台灣接地氣的懸疑風采,草根味十足,且美術、攝影皆具備國際水準,獨步開創出不同於日韓類型片的風味。

0429_張孝全(右)與許瑋甯主演Netflix《誰是被害者》。(圖:Netfl
Photo Credit: Netflix提供

倘若回望瀚草影視過往製作的作品,便能發現曾瀚賢和湯昇榮在擔任船長與舵手的方向之穩,在現今影視產業百家爭鳴的狀態下,於滔天巨浪中拋出定錨,紮穩船身後,極具針對性地航向明確彼岸。

瀚草製作的電視劇如2010年鄭有傑執導的《他們在畢業前一天爆炸》,喚起大眾對青少年議題的重視,也在第46屆金鐘獎抱走「迷你劇集/電視電影類」的最佳影片、男主角、男配角、女配角和編劇獎;2015年的《麻醉風暴》,則像手術刀般銳利拆解台灣醫療環境與醫病關係,賦予台劇類型片與職人劇的全新樣貌,同樣在「迷你劇集/電視電影類」成為贏家,拿下最佳影片、導演、男配角和編劇獎。當然,還有上文提及的《我們與惡的距離》(湯昇榮)。

電影則有知名的《紅衣小女孩》系列,第一集於2015年推出,以民間鄉野傳說為底,關照人性,捧紅新銳導演程偉豪,更在全台拿下破8000萬台幣的成績,替當年台灣恐怖片低迷的表現注入一劑強心針,更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最佳新導演、最佳視覺效果、最佳剪輯。隔兩年,主創原班人馬回歸第二集,票房一舉破億,成為當年國片的票房冠軍,也入圍金馬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員、最佳音效。值得一提的是,《紅衣小女孩》前兩集,都把主演許瑋甯推上演技獎項,有了專業評審肯定,此次《誰是被害者》許瑋甯的發揮更有了背書。

這間成立不過十幾年的公司,便已經做出特色,旗下製作的作品富含「台灣味」,雜揉人性各種面貌,拋出對社會脈動的各種針砭與提問,深知「類型片」的定位以及想說的故事。不過對兩位製作人來說,「議題」永遠是在角色與觀眾背後,許多類型片概念先行,沒有社會基礎,便會顯得空泛單薄,進而忽略情緒與寫實性,觀眾一旦失去帶入感,少了「感同身受」,與劇的距離便會越拉越遠,最終失去耐性。

王識賢演出火爆刑警隊長,氣勢宛如台版終極警探,槓上最帥鑑識官張孝全!左起馬念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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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不是為了陳述某個議題而拍,不然就有說教之嫌,做類型片需避免講大道理。」曾瀚賢如此說道,接著更說:「我們的初衷是想表達社會上無法發聲的人的故事,這些人的困境在戲劇的表現下,透過死亡才能彰顯。拍這種故事,我們的共識就是一定要讓觀眾有帶入感,才能認同,其實在發展類型更需找到真實性,編劇們花很多心力做田調,在每個被害者身上找到原型,假設觀眾能理解這些角色的處境就成功了,不是立刻就要說議題。」

湯昇榮則補充:「我們知道這樣的社會脈動一定會被本土(local)看見,但要怎麼讓這樣的脈動在故事中說得通很重要,我覺得《誰是被害者》有做到,這部作品重要的就是『誰能找到我』,大環境氛圍有共鳴,就不太需要特別去想國際(Global),核心梳理清楚自然會傳出去,從人性中找到共同性,就能跨越隔閡。當然,我們是用專業的技術處理,類型片一定有它的拍法,才有機會走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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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孫雅為攝影

所謂的類型片,其實是就是面對題材的精準度,在好萊塢有專業統籌(Show Runner)管理,是龐大團隊,編劇不再單純是編劇,從開拍至殺青都有統籌在管理創意的流程甚至是後期等等,團隊不斷在溝通,而非劇本就是編劇的事。

在台灣,傳統拍片模式可能是編劇會有領頭羊,帶著兩個寫手便著手劇本,如果是愛情題材,或許還能從自身經驗出發,寫作模式上較為軟性。若碰上類型片,就需要高度知識含量,寫警察需要了解警界生態;寫記者需要掌握媒體環境;寫犯罪需要知曉科學應用,各種面向都讓「類型片」的難度提高,採用傳統的編劇模式便無法應付,曾瀚賢說:「《誰是被害者》的劇本很難一個人處理,一個編劇帶兩個寫手也無法,我們比較像階段性的處理劇本,用團隊系統檢視劇本,團隊持續提供不同的建議,一稿一稿逐漸修改、完成,甚至後期我們都還重新調整,整部片完成之前都在溝通。」

張孝全、許瑋甯睽違十年合作,在《誰是被害者》組成超另類破案搭檔
Photo Credit: Netflix提供

但也不是照本宣科,將好萊塢運作的模式全套搬來台灣就能成功,好萊塢一部影視作品的製作預算龐大,團隊中當然能夠細分、細分、再細分,台灣無法以相同資金運作,因此,瀚草借鏡、學習好萊塢的成功模式,融合台灣本土的劇組生態,開發出一個包含統籌、編劇和導演的三角作業圖,統籌掌控全局做好管理、編劇負責故事核心,導演負責現場與創意執行,大家扮演的角色更可以輪替,創造新局,此模式瀚草稱作鐵三角(triangle)。

「其實這幾年我們很多創作都採取這種模式,有導演、編劇、監製,透過鐵三角不斷檢視、研究,挑戰新的可能,當編劇找到新方向做調整時,我們發現這是好的觀察點且能獨立抓出,作為監製就是統一新方向,讓團隊持續往下走。從小說到改編,拍攝、後期不斷校準,導演、監製、編劇、剪接互相配合,這件事在《誰是被害者》徹底執行,《麻醉風暴2》也是類似這種狀態,對我們來說是心得。」湯昇榮這樣說。

曾瀚賢補充:「在鐵三角中,製作的角色比較像是有機的驅動團隊,但所謂的領導,並非所有人都只能聽他的,鐵三角各自是平行,我們不可能當編劇,要做的是鼓勵編劇撰寫故事,是流動的角色,以工作職能區分,並分工作職位區分。」

從鐵三角的邏輯出發,等於解放台灣產製流程中,編劇從頭寫到尾的壓力,而瀚草的姐妹公司「英雄旅程」便是如此貫徹自身的編劇開發模式,解構傳統的工作模式,尤其類型片需要精準度,更需要團隊的幫忙,不同於電影作者論,影集的規模及邏輯都相對複雜,需要以團隊為主體不斷抓住核心,而非導演單一個體。瀚草的大方向是如此,但細節還是刻寫台灣的方法,中間充滿彈性,並非綁死,能應用也能變化,解構之後產出的新方法,找到台劇團隊中新的可能,不同於世界各國的路,正是台灣目前面臨到全球以內容投資、製作的浪潮下,激起的全新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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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王祖鵬攝影

鐵三角的實作成功,成為瀚草在製作面上的重要架構,但對劇本內容的注重,才是瀚草的核心。《誰是被害者》改編自台灣作家天地無限的小說《第四名被害者》,小說從電視台記者視角出發找尋屍體,劇中僅留下記者徐海茵之名,其餘人物皆屬創新。原先瀚草想開發成電影,而後看重此IP的價值,過往《紅衣小女孩》系列的成功經驗,讓曾瀚賢、湯昇榮野心更大,想將有潛力的項目發展成宇宙,也因影集在角色上的發揮空間大,編劇能揮灑的篇幅多了,角色更飽滿立體後,轉念一想,才拍成長度八集的《誰是被害者》,未來也正思考第二季。

編劇徐瑞良是曾瀚賢當初在金穗獎當評審時認識的,本業是導演的徐瑞良,被曾瀚賢相中一起處理各種劇本、學習企劃,據曾瀚賢透露,原本《誰是被害者》是由其他編劇處理,但發現徐瑞良操刀的有聲有色,就請徐瑞良繼續,透過上述編劇團隊的概念,而後才找上梁舒婷,最終才加入黃雨佳,形成三個編劇主筆的模式。「有點像補齊的概念,需要什麼補什麼,編劇們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破關。」曾瀚賢補充。

對於此作劇本,湯昇榮說:「不管我們怎麼佈局,還是要先把角色做對,角色完整後,觀眾自然跟著角色走。我們在劇本中也放入許多細節,讓角色不斷有挫折,營造懸疑把文本展開,編劇們花費很多心思。」真要細究,湯昇榮直言設定主角有「亞斯伯格症」,並非要大眾於此片結束後關注此症狀,而是因為「亞斯伯格症」富有戲劇性,可以當成有效的媒介使用,展現極佳張力。

對於戲劇,瀚草並不會自視甚高的肩負起社會責任,《誰是被害者》其實核心上碰觸了「自殺」與否的爭議性問題,片中也在中後段帶出「自殺」的正反辯證,會有這樣的核心,來自於「鑑識科學」,曾瀚賢說:「鑑識科學有一句話,是生前沒有人在乎你是誰,當人死後,卻拼命用各種方法查出你是誰,可惜且傷心的點在於,人已經死了。」從此觀點出發,呼應「無法發聲的人」,拋出本劇的懷疑。

0420_Netflix《誰是被害者》最新主演海報曝光。(圖:Netflix提供
Photo Credit: Netflix提供

更如上文所言,「議題」是在角色與觀眾背後,進一步逼視犯罪類型片,內裡其實是社會百態問題的浮現,許多時候也跟社會幻滅相關,好的影視作品能提供探討,發人省思,產生商業之外的其他價值,曾瀚賢和湯昇榮都有共識:「我們不想消費議題,在做刑偵類型片自然會放大社會問題,但回歸本質,先把故事說好,當觀眾覺得好看,才會延伸探考背後意義。類似《我們與惡的距離》,走到最後,大眾突然很關心思覺失調症,我們也並非刻意放大無差別差人事件,還是回到角色間的互動。」

湯昇榮進一步說:「我們都來自於社會某個角落,我願意關注此題材,當然是對這世界充滿想像,也提醒大眾社會上有一群弱勢,如果觀眾願意進一步思考,我們當然很歡迎,每個作品都需要被探討,我們透過專業影劇手法,讓社會底層無法發聲的人被看見,最終是希望全世界看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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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王祖鵬攝影

側重於編劇以及擅於找到商業市場的瀚草,其實在2018年開啟了兩年一屆的「野草計畫」,由於OTT產業的蓬勃發展,各大串流平台希望有更多獨創的內容產製,「野草計畫」於焉誕生,主軸在消弭投資方與創作者間的鴻溝,將雙方拉在同一個平台,釋放可能性,瀚草是媒合角色,讓資方能挑選內容,投其所好,編劇們也能被各界看見,加寬劇本影像化的空間,挖掘未來市場的可能。

相較於政府舉辦的「優良劇本獎」是鼓勵劇本的水準和概念,「野草計畫」是商業的投資考量,評選標準偏向創意與商業性,或許結構不嚴謹但有潛能,便有機會在「野草計畫」中開花結果。2018年的評選作品中,《童話世界》已經實現拍出,並由張孝全主演。

0420_張孝全在Netflix《誰是被害者》鑑識高跟鞋鞋上的指紋。(圖: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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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野草計畫」之外,瀚草也透過系統化的方法,因應市場延伸品牌類型,目前開展出五種類型,為「Gold Grass」、「Red Grass」、「Purple Grass」、「Pink Grass」和「Sky Blue Grass」,對應到的類型分別為「經典、文學」、「推理、警匪」、「懸疑、奇幻」、「愛情、喜劇」和「勵志、兒童」,《誰是被害者》便是「Red Grass」,原先在4月底上映的電影《逃出立法院》則是「Purple Grass」,今年更會推出改編歷史故事的「Gold Grass」。

從上述所言,便可看出瀚草對於創作者的疼惜及市場的敏銳度,從分眾市場中找尋創意脈絡,以大項目定位方向,再看向細節,試圖定義新局。最後,湯昇榮說:「這對我們想要掌控故事、深入不同類型的人來說,會有很多探討,像《誰是被害者》的探討就非常爽,我們找到很多有趣的型態,過程中也很享受,以這個為職業的人,會有兩個面向,我們當然希望得到好的迴響,也希望突破、改變自己,我們學習溝通與理解,向讀者分享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是極佳收穫,但回歸戲劇面,希望觀眾能享受這部作品的樂趣,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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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