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理性批判的討論，是一種容許假設性理論代替我們去死的方法

文：莊文瑞

【桂冠版代譯序】論「理性與開放的社會」（一九八四年）

一、波普早年的政治思想

「 開放社會大師」（Master of the Open Society）卡爾・波普，是奧裔英籍思想家，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現年八十二歲，雖已自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退休，但仍孜孜矻矻於學術思想的鑽研，並於該學院兼邏輯與科學方法學的講座。

波普出身書香門第，思想啟蒙甚早，整個童年均浸潤於哲學、歷史思想與音樂藝術中；十歲時，即透過好友昂特（Arthur Arndt）的解釋，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波普目睹戰爭的殘酷、生民的塗炭，使他對於極權主義、種族主義等褊狹觀念種下深惡痛絕的心理，也逐漸對各種意見、學說採取批判的態度。

一九一九年大戰剛剛結束，奧地利青年狂颷似的瘋迷馬克思主義，甚至波普都曾自謂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但就在他十七歲的前夕，波普的家鄉維也納發生一件意外事件；一群赤手空拳的社會主義青年和共黨勞工，在示威遊行當中慘遭射殺，波普目睹許多年輕的生命平白遭到殺戮，心靈震顫，才首度幡然醒覺。「當時我對警察的暴行，對自己的行止，俱痛感震驚和悲憤。」因為，波普自覺身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至少原則上該對這幕悲劇負一部分責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求階級鬥爭要要尖銳化，要更激烈，認為鬥爭的白熱化有助於社會主義的加速來臨；而主張革命不怕犧牲的理由更是堂皇，因為資本主義在日常生活中對個人的謀殺，遠比社會主義整個革命過程中的犧牲還來得多。波普遂自問：這樣子的計算，有什麼合理的依據呢？此後，波普開始以批判的心態研讀馬克思，更從中發現，馬克思主義所相信的「社會主義之來臨乃是歷史不可避免的發展」，根本是歷史主義的想法，實際上毫無充分根據；而討論後期資本主義（Spätkapitalismus）、下層建築等概念，亦同樣沒有根據。

真正存在的是具體的個人，是個人的歡樂和憂愁。波普從一向信持的個人主義中瞭解到，真正重要的是：正義、公道應當普遍存在於個人與個人之間。所謂「人類」、「階級」等概念，卻是抽象且空洞的；也許它們在某些理論的脈絡裡相當重要，但有時卻極為危險。比如說，馬克思主義為了一個抽象的人性，堂而皇之地犧牲了個人——在階級鬥爭中，劣等的人只好認命，上等的人必為社會革命的選民；那麼「人類」究竟是什麼呢？社會中固然有利益的衝突，但是，使這些衝突更趨尖銳，是否就能走向一個較佳的社會，卻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事。

這些早期的批判，使波普唾棄了馬克思主義。但他對社會主義仍存著幾許迷惘與幻想，直到波普三十歲時才深刻地反省社會主義與「自由」能否相容的問題。在此之前，波普堅信「社會主義是倫理學上的公設」，認為強迫貧民與富人組成僵硬的社會秩序，既不公平亦不道德。現在，波普體認到制度化的社會主義（institutionalized socialism）不唯使國家過於笨拙，且令官僚力量過於龐大；「社會主義」若是指「生產工具的社會化或國家化」，則顯然不是矯治社會罪惡的方法，反倒是對個人自由的一大威脅。因而，波普喟歎道：「任何一種簡單的公式都會誤導人！」以簡單的公式作為信仰，來抹煞個人的自由，無異是抹煞個人的一切。

二、開放社會的特徵

一九三四年，波普出版《探究的邏輯》（Logik der Forschung ；後來英譯為《科學發現的邏輯》［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於一九五九年出版），開始邁入學院生涯。由於波普是猶太後裔，當他獲悉希特勒即將入侵奧地利時，他就離開了淪入法西斯政權的故鄉，遠適英倫講學。一九三五年秋天，波普背離獨裁的故國，到達英國，「發現自己終能較自由地呼吸，就好像猛然打開窗戶那樣；『開放社會』一詞就是得自於這種經驗」。一九三八年三月時，波普已轉往紐西蘭講學，聞悉希特勒入侵了奧地利，波普遂決定出版批判法西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兩部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和《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

然而，什麼是開放社會的特徵？波普指出兩點，第一、自由討論與理性批評：尤其是對政府的政策是否明智，自由地提出討論、合理地加以批判，應為社會所容許，且亦應對政治有實際的影響。第二、社會制度的存在，應是為了自由，保護窮人和弱者。

先從第二點看，國家的法律和社會制度不僅要保護人民免於暴力的侵犯，也當要保護人民免受經濟權力的濫用所害。經濟權力的濫用，自工業革命以來即到處氾濫，實有改進的必要。但波普不贊同馬克思的以暴易暴，他認為馬克思低估政治的潛在力量，只會以「形式的自由」（formal freedom）嘲衊民主政治，卻不見民主政治對制度改革的貢獻。因此，波普強調社會改革中「政治制度」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他指出，「誰」來統治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來統治。「該由誰來統治」這個古老的問題，從柏拉圖到馬克思，一直被以為是政治理論的核心問題，波普深悉「權力使人腐化」的道理，因而他更強調「如何統治」的治本問題。他發展出一套「細部社會工程學」，主張採取溫和步驟，以漸進方式逐步改革社會制度的缺陷。畢竟「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只是一個虛擬的理想，社會所當積極進行的是「將災禍化減到最小」（minimize suffering）。比如貧富懸殊的弊病，就非得從社會的經濟制度改革不可；建立保護經濟上的弱者，以對抗經濟上的強者的社會制度，像稅制的改革即其一例。若僅靠暴力革命，不唯不能解決問題，反會併發許多嚴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