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化「思覺失調症」不該成為恐懼的情緒出口

污名化「思覺失調症」不該成為恐懼的情緒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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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筆者而言,真正的「去污名」恐怕是要面對目前真實的社會中就是存在風險,標籤思覺失調症為危險者進行管控甚至排除並不能完全避免危險。

文:林建宇(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工作人員、輔仁大學心理系博士生)

鐵路警察遭刺死案一審判決於4月30日出爐。法官考量被告犯罪行為當下受到疾病「思覺失調症」影響判處無罪,須強制就醫五年。此一判決引發輿論譁然,網路上出現許多針對「思覺失調症」貶抑、抨擊和嘲諷之文章。

筆者在此並未想要評論該判決是否恰當,想先分享作為一位精神康復日間據點的社區工作者的觀點。我的主要工作是透過訪視關懷、陪同就醫、共同參與社區協助精神障礙者精神復元並再次融入社會。我的服務對象中有半數以上為思覺失調症患者,但在工作場域中,我並未將精神障礙者單純視為病人,他們更多時候是我的夥伴,因為中心的運作是得仰賴這群夥伴共同付出,像是每天為了盡快準時地做出近20人份的午餐供應中心。

我們會在早上一同開會分工,接著出門買菜一起備料做餐,「精神疾病患者拿菜刀切菜、用爐火」一般容易被聯想成危險的情境,但這就是我們每日的日常生活。除了一同做餐行政等工作,工作人員與夥伴們也會共同開會討論中心的運作,在中心每月一兩次的假日出遊,我也曾推著嬰兒車帶著小孩與病友們一同踏青。

除了平時的中心運作,我會與精神障礙者共同思索生活與生命的出路,大多病友在找工作或交友時,都得面對社會因為對疾病不理解而對產生的精神疾病污名,因此社會倡議宣導也是我的工作之一。然而,污名(或刻板印象)不是只存在社會中,更是具體作用在每一人的身上,如何分辨真實的風險,不被過多想像中的恐懼綁架,則是我作為社區工作者需要的基本功夫。

我曾在東部的社區中遇到一位病患阿華(化名)拿著開山刀揮舞,向另一名病患老包(化名)嗆聲叫他出來面對,我靠近詢問他發生什麼事?我一面與他對話的當下是一面計算他與我的距離,在他真的揮下開山刀時我來得及能閃躲或反制。「我早上看見他推了阿翠(化名,另一位行動不便的病友)一把,我最看不慣這種欺負弱小!」基於日常與他的接觸,知道他喜歡跟人「交關」且有些江湖味,「原來如此,好啦!這款交給我處理,我處理不來再請你來幫忙!」我操著閩南話輕鬆回應著但其實是緊握著拳頭,他算是給我面子悻悻然地同意,又嗆了老包幾句後才離開,我才鬆了口氣,解除了眼前這場危機,我轉身勸告老包真的應該多包容理解阿翠的困難,老包同意。

我曾想過是否該將阿華通報強制就醫,但他出院以後仍會回到這個社區,他看見弱小遭欺負而產生了不平之舉,若只是被看成疾病症狀表現進行壓制,未來是否又會再有危機爆發?後來我遇到阿華時仍會保持謹慎,但也會多寒暄幾句讓他知道阿翠的情況良好,幾人真的也未再有紛爭。經驗和專業知識讓我知道眼前的人即便是精神疾病患者,呈現出的攻擊性或防衛狀態,都不會純粹來自生理疾病而無法受控,更多時候他是受到周圍環境或社會文化所影響,使我在感到危險害怕中還可能有更多方式去對話靠近,軟化對方的防衛,進而有機會解決問題。

社會隨機殺人事件隱含告訴我們,自己的親友、摯愛與珍惜的一切隨時可能失去,而這份不符常情的法律判決更是加深生活秩序被破壞的恐懼,因此網路上出現大量關於「思覺失調」的負面文章,可能正是恐懼與焦慮等社會情緒的一種出口。我不願意污名化精神疾病,但也不想過度美化精神疾病患者。是的,風險確實存在,面對風險除了同理的信念與勇氣,同時必須衡量自己的能力。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最後一集社工宋喬平面對疾病發作可能傷人的應思聰,雖然展現高超的同理技巧化解危機,編劇也在劇中的危機過後透過台詞我們知道喬平其實是跆拳道黑帶三段。對筆者而言,真正的「去污名」恐怕是要面對目前真實的社會中就是存在風險,其次是認清將思覺失調症標籤為危險者,進行管控甚至排除並不能完全避免危險(如捷運隨機殺人案的鄭捷就非思覺失調症患者),不但無助於改善社會安全,反而更容易造成社會安全的破口。

筆者近日(5/1)又見媒體報導「北市8500人思覺失調 議員擔心成未爆彈」,兩位台北市議員於議會中分別詮釋警察刺死案判決導致「思覺失調症診斷」成為殺人執照,而「思覺失調症患者」則等同為台北市的未爆彈。筆者上網查詢市議會議事完整影音,發現兩位議員之質詢出發點立意良善,分別是為了探討相關單位對患者之列管情況與通報強制就醫之法定程序以確保一般民眾的生活安定。但在質詢說明時,仍帶著過去一般大眾對精神障礙者的誤解,認為得了思覺失調症等同有傷人殺人的風險,但實際上筆者自己的服務經驗大多數的思覺失調症患者是處在畏縮、沮喪的狀態,比常人更害怕受到傷害。

此外,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司司長諶立中前(2018)年指出「以犯罪率來說,精神疾病者確實比一般人高,但都是『微罪』,如因意識不清醒,可能拿了別人東西或騷擾他人;若以嚴重的凶殺或傷害案件,精神疾病者的犯罪率並沒有比一般人來得高,卻會被特別標記,形成『比較危險』的刻板印象。」筆者能理解一般民眾在各自勞動處境下的辛勞與條件限制,很難透過媒體以外的方式深入認識不同社會群體。但民意代表作為公眾人物身負意見領袖之責任,且擁有資源與權力能請到專家學者說明,應當面對自身恐懼與焦慮,不隨輿論起舞。

2014年5月,衛福部正式將原先名為「精神分裂症」正名為「思覺失調症」即是為了去除污名。台灣精神醫學會指出:

「Schizophrenia」舊有的中文譯名「精神分裂症」在人們尚未了解精神疾病知識之前,已經搶先一步為疾病帶來了誤解與汙名。倘若缺乏精神衛生的知識,民眾容易對精神疾病烙印恐懼與害怕。「精神分裂」字義帶來的消極印象,更是許多可能或已經罹患精神疾病的民眾「說不出口的恐懼」;隱瞞精神健康問題、拒絕求助或就醫、中斷治療與復健過程……等。

污名化思覺失調症只會使病患更感到敵意,更難以尋求幫助而導致悲劇發生。

去年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在台灣火紅引發討論,並奪下六項金鐘大獎,該劇透過精彩戲劇張力讓社會大眾更了解精神疾病以及疾病背後的複雜處境。已有專家透過研究指出友善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連結能改善身體的情緒激素分泌,相較於只依賴服用精神科藥物控制症狀(病患可能得承受藥物副作用影響日常生活與工作),社會-心理-生理多元並進是更為有效的復元方法。

台灣亦有愈來愈多的工作者投入社區精神康復的領域,即便勞動處境仍有很大進步空間(五一勞動節剛過,應當再次提醒政府社會正視社區資源分配與勞動條件問題),很多社區工作者仍以肉身投入精神受苦者的處境,這一切的努力除了讓康復中的病友們能獲得更多復元機會,也為了避免再次發生不幸的社會事件。

存在主義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曾說「暴力是無能的展現」,我們必須思索社會究竟要如何運作,讓每一個個體都有機會不必感到無能與孤獨,而不再有人需要使用暴力來證明自己。筆者亦期許未來所有的公眾人物在面對涉及敏感群體的議題,不將任何群體視為非我族類的他者,善用自身的能力與權力深入理解議題,引導大眾不以排除他者作為恐懼出口,進而使社會能朝向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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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