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方業務機關沒有自主性,實在很難稱為「地方政府」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過去日本的地方機關主要的工作是推動「政府」交代下來的業務,本身沒有自主性。既不能下決定,也不能裁量,實質上就只是「政府」的下層業務執行機關。這種沒有自主性的業務機關實在很難叫「政府」。
以前,和日本友人聊日本政治制度的話題,我講到了「地方政府」這個詞時,友人馬上就糾正我的用詞。友人告訴我,「政府」這個詞在日本純粹是指中央機關。日本人在談日本的地方機關時,不會說「地方政府」,而是說「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
這位友人在日本的公家機關從事文書工作,有日本中等教育的社會公民科教師資格,另外也有日語教師資格,還有從事過筆譯工作。被這樣的友人糾正,我心服口服。
我曾經問過友人:有沒有看過或聽過日本人用「地方政府」這個詞?
友人的回答是「有」。不過幾乎都是用在談論外國制度。例如談中國、德國、美國的地方機關時,就有機會用到「地方政府」這個詞。
後來,我在看日本媒體報導日本的地方公共事務的消息時,媒體真的都不用「地方政府」這個詞,大家都是用「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或是正式名稱的「地方公共團體」。
我在查日本的國會議事錄時,也發現日本的國會發言中,「地方政府」這個詞幾乎都是指外國的地方行政機關。少數則是在比較外國和日本的地方政策時,姑且把比較對象的名稱統一成「地方政府」。也有少數是在討論州道制構想下的地方自治政府。如果是談論現實中的日本地方公共事務時,都是用「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或「地方公共團體」。
另外,我自己手邊的日本國語辭典都有收錄「中央政府」這個詞條,但是卻都沒有收錄「地方政府」這個詞條。從這些工具書也可以反映出過去幾十年間日本人用詞的習慣:「政府」是指中央。地方不是「政府」,而是「地方公共團體」或「地方自治體」。

日本的地方自治體包括「都道府縣」及「市區町村」。都道府縣是大範圍的地方行政區。市區町村則是小範圍的行政區。在2020年現在,日本的都道府縣一共有47個。市町村一共有1718個(不含北海道的國境爭議地區),另外還有23個特別區。
都道府縣的行政權限幾乎相同,東京都比其他46個道府縣多管了消防、自來水、下水道(東京以外的地方是由市町村管轄)。市町村的差異主要是人口,行政權限也幾乎相同。只是町村地區的社會救濟業務可以由都道府縣負擔。如果市的規模夠大,可以升級成中核市,加管環境、社會福利、衛生業務。規模再大的話,可以升級成政令指定都市,可以有自己的都市計畫。至於特別區,目前只有東京都才有。特別區的地位和市相當,不過有一部分業務是由東京都負責。其他的道府縣如果人口夠多而且公投通過,也可以設立特別區。
就台灣人的感覺來看,日本的都道府縣和市區町村可以算是地方政府。但是日本人不會把這些地方行政機關叫作地方政府。原因恐怕是近代日本是中央集權國家。過去日本的地方機關主要的工作是推動「政府」交代下來的業務,本身沒有自主性。既不能下決定,也不能裁量,實質上就只是「政府」的下層業務執行機關。這種沒有自主性的業務機關實在很難叫「政府」。
即使是戰後,日本的地方機關還是有很長一段期間繼續保有「政府的下層執行機關」的色彩。在2000年4月之前,日本的中央、都道府縣、市區町村是上下階級關係。都道府縣的業務當中,有八成左右是由中央指示。這些業務的預算是由中央分配。
市區町村的業務當中,大約也有八成是由中央或中央經由都道府縣指示。這些業務的預算當然也是由中央或都道府縣分配。結果民選的都道府縣知事的工作主要是執行大臣交代下來的業務,民選的市區町村長的工作主要是執行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交代下來的業務。如果地方要自己推動業務,例如減輕民眾的醫療費用負擔,或是擴充社會福利措施,很容易踩到中央法令的紅線,甚至可能會和中央政府的利與權發生衝突。至於都道府縣和市區町村的議會,也無權審查上層指派下來的業務,也不能修改相關預算。議會主要能做的就是監督而已。
一直到2000年4月,日本的《地方分權一括法》實施,日本政府把適合地方管理的業務權限移交給地方後,地方才得到自主性。舉例來說,以前民眾開餐廳要得到厚生省的許可,不過實施地方分權後,餐廳的營業許可是由都道府縣及一部分規模較大的都市管轄;以前自來水和下水道是由建設省管轄,地方分權後,自來水和下水道的管轄權就移交給東京都及東京都以外的市町村。地方在處理地方業務時,不再需要經過「政府」點頭。這時候地方才成為名符其實的「自治體」。中央、都道府縣、市區町村也不再是上下階級關係,而是分工的對等關係。

日本的政府首腦是來自國會多數派的議員,所以日本政府推動政策時,背後會有國會的多數派支持。不過日本的地方自治體的狀況和國政不同。日本的地方首長和地方議員是由各自的選舉中選出,所以地方首長和議會多數派的理念不一定一致。地方首長在推動政策時,未必會得到議會支持。
日本的地方首長的政務任用人事就只限於副首長。在都道府縣就是副知事。在市區町村就是副市區町村長(2007年4月之前,市區町村首長的副手職銜叫「助役」)。這些副首長的人數是由各自治體的條例決定。副首長之下的一級單位主管及以下的人員全部都是全職公務員,所以新人地方首長上任時是處於孤立狀態,一個人要指揮陌生的公務團隊非常不容易。雖然首長可以自己選任副首長來分擔業務,但是副首長的人事必須經過議會同意。如果議會不同意,副首長就只能從缺,首長就很難推動自己的政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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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