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思覺失調症患者殺人有罪,更該嚴厲咎責的是漠視公共安全的台北市府

如果思覺失調症患者殺人有罪,更該嚴厲咎責的是漠視公共安全的台北市府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犯罪者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只是如果不正視此病的實質問題、不去了解病患,不使他和社會建立信任感,社會只追究結果,喊打喊殺非常容易,甚至槍決也不過是一顆子彈的問題。

對曾經身為精神科護理人員的我來說,我們接觸到的是一個一個的人,患病者因病狀,沉浸在非現實與理性的思考及情緒中。他們因為症狀自己根本無法控制自己。貼近一點的說法,就如同每個人都不能控制自己的血糖及血壓一樣。

患者也應該治病,但很多患者並不認為有病應該被治療,因為他們確實聽到有人詛咒他、感覺有人要害他、覺得別人跟蹤他,他們腦子中所想的事,不斷被廣播出去,他們認為腦中所想的事,周邊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多數有這樣感受的人,都會感到自己生命受威脅,而非自己生病。

每個有這種經歷的人,都會覺得自己的感覺是真實的,沒有人會去否定自己的感受。

筆者在二十幾年前,是在德國的精神科病房擔任護士,曾在德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被長官職場霸凌,在延長試用期間個人也覺得在工作時被同事監看,做什麼都覺得不自在,心理壓力高漲。記得當時找不到信任的人可以訴說,上班時感覺別人的眼光就像銳利的刀一樣地刺痛我,即使轉過身,身後脊背感到一陣冰涼,因為意識到同事的竊竊私語,他們都像是在針對我。

當時覺得自己已快變病人了,還好有個同病房女醫師和我談話,她知道我被一再延長試用期,心情不好受。記得當年,我一張口和她說話,眼淚就潰堤般地滾滾而流,她也和我分享她身為德國人也有這樣被霸凌的經驗,讓我感覺好過一些。至今還記得有她的傾聽,舒緩了情緒上的緊張、害怕與不安。

當時我感覺到被同事監視的感覺強烈鮮明,我不可能否認自己的感受,而承認自己是病人,只是我有受過精神科的訓練,意識到自己的感知強烈的轉變,而這變化是如此之快,只在一念之間,自己就陷入如溺水的心理困境中,找不到出口。從此以後,我對精神病的患者多了份同理心,因為對精神病患症狀的否定,也是對他們感官知覺的否定,無法取得病患的信任。

獲知思覺失調的精神病患殺人被判無罪、監管保護安全五年,是一件遺憾的事,社會群起譁然是一定的事。但如果接觸過思覺失調者,會知道他們的傷人、殺人,很多是急性症狀引起的感知扭曲所造成的不安害怕,我們對他們只能希望事前能多建立起信任關係,陪伴他們,讓他們接受治療,減緩扭曲的感知症狀,避免造成他自己及社會的傷害。

其實他們對自己的症狀無法控制,無論他們殺的是總統、警察還是他自己。這代表我們的社會安全網要遍及每個人,多關心周邊的人。在德國因為這樣精神病引起的犯案,為了社會安全,他們的監管保安可無限延長,對某些個案的保護安全管束超過50年以上,從犯案至今都無法脫離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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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監管保安中,可以穿自己的衣物,但必須被看管而沒有自由,長期接受治療與定期做精神鑑定評估。當保安期限快到時,每次的保安延長都有嚴格的精神醫學評估,以免造成社會不安。

當然犯罪者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只是如果不正視此病的實質問題、不去了解病患,不使他和社會建立信任感,社會只追究結果,喊打喊殺非常容易,甚至槍決也不過是一顆子彈的問題。

如果每次類似的問題就用這種方式就解決,我們就不會用更大的社會資源去承接這些病患的驚懼、害怕與憤怒。病患將永遠會被以異類看待,大家永遠把他們當不定時炸彈。要知道,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有千分之三左右的比例存在於我們的身邊,我們每個人或自己的親友都有可能會生這種病,如果我們不能試圖了解他們,他們的被隔離感會越深,他們的害怕與憤怒會更甚。

如果他們真是如我們想像的不定時炸彈,我們要拆的導火線是給他們溫暖,試圖了解他們的想法,取得信任並陪伴他們去看病。它挑戰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性。

如果要說殺人有罪的話,個人覺得要嚴厲追究的,反而是縱容消防設施關閉、危害公共安全的台北市政府官員。因為他們的精神個個正常,明知施工關閉消防設施,妨礙公共安全,卻沒有稽查,柯市長反而推說,人民有遵守法律的義務。但如果民眾因個人利益不遵從法律,不是政府部門應該貫徹公權力,全力稽查勘驗嗎?不然,人民何需賦予市政府公權力?一個市府首長,不檢驗反省自家公樸的責任,讓錢櫃KTV各項公安檢查合格,造成六人死亡,市府不但沒有究責,還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妄稱責任是市民不遵守規定,市府監督部門竟可不用負任何責任。這種做法,令人不齒。

個人認為市府漠視公共安全的問題,造成結構性的謀殺比個人精神失常的罪刑更大,因為它造成的死亡更多,危害社會安全比例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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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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