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爭議」的性平教育委員「連任」,這些人怎麼選出來?他們怎麼看「多元性別」?

「有爭議」的性平教育委員「連任」,這些人怎麼選出來?他們怎麼看「多元性別」?
Photo Credit: Junewei Chang @ Wikipedia CC0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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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議員林穎孟指出,在最新公佈的23名性平教育委員中,有至少3人曾公開發表過反對多元性別教育的言論。究竟這些委員是怎麼被選出來的?他們各自對「多元性別」與「同志」又有什麼看法?

台北市教育局近日公布最新第8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名單,但台北市議員指出,其中6人曾有反對多元性別的言論。其實,其中有5人第7屆就已經進入性平教育委員會,這次是「連任」。台北市為何遴選出這些委員?過去他們在委員會內的狀況如何?他們對「多元性別」、「同性戀」又抱持什麼觀點?

台北市議員林穎孟4日在臉書發文,指出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在5月1日公布的第8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中,有至少6名委員,「過去曾發表,反對教育納入認識多元同志的言論,但表面上偽裝成是對於性平教育的不同詮釋。」

林穎孟指出,本屆遴選簡章明文規定,選出來的委員「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且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行為」,然而,林穎孟指出,這23名性別平等委員中,有至少6人有性平觀念上的疑慮:

  • 台北市勞動部局長陳信瑜
  • 民間團體代表高松景
  • 民間團體代表張文昌
  • 實務工作者代表鍾宛蓉
  • 家長代表陶蓮生
  • 家長代表葉阿松

林穎孟呼籲撤換不適任委員,也要求公開遴選紀錄。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曾有什麼樣的爭議言論?

6名被林穎孟質疑不適任的性平教育委員中,陳信瑜、高松景、張文昌都曾公開發表發過反對多元性別教育的言論。

陳信瑜:《風傳媒》報導,台北市勞動局長陳信瑜2017年擔任高雄市議員期間,要求教科書出版社、校方停止使用「性別光譜」性別平等教材,更揚言若「不更正就退書」,還發起家長一人寄一封存證信函的抗議活動。

高松景:根據《基督教論壇報》,民間團體代表高松景是台師大師資培育學院助理教授,他曾在2016年參加「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於高雄舉辦志工講座,他在演講時表示,就法律與學術來說,原本就沒有「多元性別」的存在,也認為不應修改《民法》來改變多數人對婚姻、兩性的價值觀。

張文昌:張文昌則是台北市教師職業工會成員,他曾於2013年在「信望愛資訊中心」撰文表示,教育部出版的「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提到「個人自我認同自己是同志的一份子,就是同志」,張文昌因此質疑「認識同志」、「同志教育」真正的目的,就是透過各種方式讓學生與社會大眾自我認同自己是「同志」。

性平教育委員會在幹嘛?

不過,台北市性平教育委員會到底在幹嘛?這些獲選者真的能影響台北市的性平教育嗎?

第7屆也曾獲選的「同志諮詢熱線」副秘書長彭治鏐表示,台北市的性別平等委員會分為「課程小組」、「社教小組」、「防治小組」及「政策小組」4個小組,每個性平委員最多可以加入兩個小組,各小組的工作如下:

  • 課程小組:協助研發性平教育的教學策略,供學校老師們使用。比如上一屆主題是發展「情感教育」,台北市各級的主責學校,就會研發適合各年齡層的情感教育教材或教法,在提供給老師前,學校會先將這些教材或教法與課程小組討論。
  • 社教小組(社會教育小組):會與台北市各局處,以及教育局轄下的社教機構(如天文館、圖書館等)討論他們權責中能加入哪些性平教育。例如兩年前台北市圖書館的優良圖書的宣導活動,就會加入性平或同志議題的書籍,當時就是由圖書館提年度計畫給社教小組,與社教小組進行討論。
  • 防治小組:統籌學校的性平事件調查,包括訓練校內老師,當各校發生性平爭議時,就能由已受訓的校老師進行調查。如果校方的調查有疑義,也會由防治小組調查、處理,也會盤點並檢視對各校的性平事件調查紀錄。
  • 政策小組:處理台北市的性平教育依法的政策規劃。

彭治鏐表示,每一季、每個小組都會至少開一次會,在每季的最後一個月(3月、6月、9月、12月)再會開一次全體委員的大會。

根據《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台北市的性平委員共23位:

  • 官方|指定委員3名:台北市長(主任委員)、台北市教育局長(副主任委員)、台北市副秘書長(副主任委員)。
  • 官方|內派委員2名:由台北市勞動局長、民政局長、警察局長等各局局長,由台北市政府選其中2人擔任。
  • 民間|教育相關工作者7人:台北市各級學校、社教機構、學生家長會及教師會等單位可以推薦或自薦,最後由遴選委員選7人擔任。
  • 民間|性平教育工作者11人:性平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實務工作者等可以推薦或自薦,最後由遴選委員選11人擔任。

爭議委員「連任」,上一屆的狀況如何?

這次被提及的6名爭議委員,除了陶蓮生以外,另外5人上一屆就已經獲選台北市性平教育委員。

彭治鏐表示,這5名委員雖然有爭議,但在會議上「比較少直接講出很嚴重的反對的言論,畢竟委員會很多人在。」

不過,彭治鏐說,但在開會時,若談及多元的同志議題,張文昌、鍾宛蓉兩人較常發言,「可能會比較擋多元的同志議題的東西,比如討論到國小,可能覺得年齡太小不太適合放,或者覺得這個可能比較多爭議,應該多聽聽家長們的意見,但家長代表們不太常發言。」或是他們可能會說出「在社會上還有很多不同意見」、「同志議題比較敏感」等較為保守的話。

彭治鏐指出,高松景比較常見的言論是,「同志是少數,不要花那麼多心力跟政策資源在上面。或他也會說陰陽人是極端、是少數。」

彭治鏐表示,被指名的家長代表葉阿松在上一屆大會不常發言,而勞動局長陳信瑜是在上一任勞動局長賴香伶辭去職務後遞補,彭治鏐表示沒有與他在性平教育委會共事過。

面對「多元性別」和「同志」議題,這些「爭議委員」怎麼說?

面對這起性平委員的爭議,台北市教育局主任秘書陳素惠表示,「有些議員提出他們曾經講過的話,都是很片段的,因為當初講那些話的情境,前文後語和脈絡其實不清楚。」

但《關鍵評論網》記者提到,對很多同志團體來說,同志議題是一個「普遍」必須要了解的議題,因此委員無論在哪個場合說了反對的話,都有可能引發擔憂。

陳素惠則回覆,被遴選出來的專家學者,「因為學生畢竟還是未成年,在教學或教育的認知這塊非常重要。他們可能擔心會有些不是那麼贊成多元性別或在性別議題上比較偏激的委員進來,但是不管怎樣,他還是應該跟校園性平有相關。因為他們要處理的不是『社會上』的性平案件,而是『校園內』的性平教育或性平案件。」

《關鍵評論網》記者也試圖聯繫、採訪6名被指名的委員,聽聽他們的見解。

勞動局長陳信瑜透過台北市勞動部新聞聯絡人以文字回覆表示,自己是被台北市教育局指定為委員,她說,「委員會所關注的範圍並不局限於校園,推動的性平教育內容跨越學校、家庭,以及社會等,與目前勞動局推動的職場性別工作平等,多有類似之處。」陳信瑜也表示:「性騷擾防制與性別歧視的禁止,是性別工作平等法最基本的執法。再者,一個多元融合的城市,應尊重、接納不同的意見。⋯⋯我身為市府團隊一員,自然應支持與落實市長『多元共融』的施政理念。」

民間團體代表高松景則表示,有報導認為他「反對多元性別」,是翻譯上的問題。他說,「因為當時有兩派意見,有人支持『性別光譜論』,有人認為不是。教育部找我去開會,我站在學者立場就說,多元性別的的英文『gender diversity』應該翻成『性別多樣性』,就是要破除以前的性別二分法。我覺得只要知道內涵的人,你翻成『多元性別』或是『性別多樣性』都沒關係。因為家長團體與同志團體有紛爭,所以我才提出說,那這個說法大家是不是比較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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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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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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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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