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對「罷韓案」抗告二審又被駁回,白話文解釋一審、二審駁回哪裡不同

韓國瑜對「罷韓案」抗告二審又被駁回,白話文解釋一審、二審駁回哪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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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廖國祥說,最高行政法院認定這次之所以駁回韓國瑜團隊的抗告,是因為韓國瑜團隊聲請停止執行的「對象」錯誤。

(中央社)高雄市長韓國瑜認為罷韓案偷跑,聲請停止執行,一審駁回後,韓不服提抗告,二審法院昨(7)日認定,韓應對「中選會4月公告罷免案成立」聲請停止執行,而非對「中選會1月函告」,駁回抗告確定。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今年1月20日發出「中選務字第1093150038函」,以罷韓領銜人陳冠榮為「高雄市第3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所提出的提議人名冊,經查對已達法定提議人數,函告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續行連署罷免等相關程序。

韓國瑜認為原處分損害其權利,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北高行)聲請停止執行及定暫時狀態的處分,並先位聲明「原處分於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終結前,停止執行」;備位聲明「禁止相對人(中選會)針對陳冠榮等人於108年12月25日提議的罷免案續行罷免程序」。

北高行認為,沒有急迫到非得跳過訴願先行程序,而立即為暫時性保護措施必要性,4月17日裁定聲請駁回。韓國瑜不服,提起抗告,由最高行政法院審理。

最高行政法院:聲請對象錯誤,駁回韓國瑜的抗告

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調查,中選會發函告知陳冠榮可以開始下一階段徵求連署等,核屬中選會受理韓國瑜罷免案流程中的「行政程序行為」,不得獨立作為行政爭訟及聲請停止執行的對象,因此韓國瑜對於「中選務字第1093150038函」聲請停止執行,不符合要件。

最高行政法院指出,陳冠榮於徵求連署期間內,依規定提出連署人名冊,經高雄市選舉委員會清查連署人數符合規定,再將查對結果函報中選會;中選會在4月17日以「中選務字第1093150190號公告」,公告罷免案宣告成立在案。

最高行政法院表示,韓國瑜如認為中選會就罷免案續行罷免程序,將導致他的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而請求暫時權利保護,韓國瑜應對4月的「中選務字第1093150190號公告」聲請停止執行,並不適用假處分程序,因此韓國瑜聲請為「禁止相對人(中選會)針對陳冠榮等人於108年12月25日提議的罷免案續行罷免程序」的假處分,實在無從准許。

最高行政法院指出,韓國瑜聲請停止「中選務字第1093150038函」及聲請定暫時狀態的假處分,應予以駁回,這與一審裁定駁回的結論一致。韓國瑜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因此駁回抗告,全案確定。(最高行政法院聲明稿全文

白話文解釋:北高行和最高行都駁回,兩次駁回原因有什麼不同?

從正式開始罷韓至今,前後經歷了以下幾個過程:

  1. 2019年12月26日,罷韓團體遞交3萬份「提議書」給中選會,正式啟動罷韓程序。(罷免第一階段)
  2. 2020年1月20日,中選會確認,提議書無誤,可以進入第二階段,開始搜集30萬份連署書。(罷免第一階段通過)
  3. 2020年3月9日:罷韓團體送交40萬份的「連署書」給中選會。(罷免第二階段)
  4. 2020年4月17日:中選會確認,40萬份提議書無誤,6月6日將進行第三階段的罷免投票。(罷免第二階段通過)

在以上程序中,第2項和第4項是這次最高行政法院駁回的重點。有澤法律事務所律師廖國翔接受《關鍵評論網》採訪時解釋,這次之所以被駁回,是因為韓國瑜團隊聲請停止執行的「對象」錯誤。

廖國翔提到,依法規定,聲請停止執行只能針對「行政處分」,針對內部的「行政流程」無法聲請停止執行。

而韓國瑜團隊申請停止執行的對象是1月20日中選會的發函。當時中選會發函給罷韓團體,通知他們提議書查對無誤,可以繼續搜集連署書。

廖國祥說,但是最高行認定,中選會1月20日這個發函的這個動作(上述第2點),只是開啟罷免程序中間的行政環節,也就是內部的「行政流程」,不是正式的「行政處分」。最高行認為,韓國瑜所提的聲請停止執行的對象錯誤,因此駁回。

廖國祥提到,如果真的想要聲請停止執行,應該針對4月17日中選會公告罷免案成立(上述第4點),因為公告罷免案成立,才屬於正式的「行政處分」。

與上一次北高行的裁定相比,北高行與最高行雖然都裁定駁回,但兩者原因不同。4月17日,北高行認定,1月20日中選會的發函算是「行政處分」,只是韓國瑜團隊沒有先進行「訴願」程序,就直接進行行政訴訟,因此駁回;而這次最高行直接認定它不是「行政處分」,不能聲請停止執行。

抗告被駁回怎麼辦?王淺秋:還在評估

《中央社》報導,韓國瑜提抗告再被駁回,針對最高行政法院的認定,韓國瑜要如何因應,前高市府新聞局長王淺秋代表韓陣營表示,律師還在評估中。

《中央社》報導,韓國瑜上午到出席母親節活動,活動前,媒體追問聲請停止罷免抗告被駁回確定,韓國瑜並未回應。高雄市政府新聞局長鄭照新於活動行程結束後,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高市府的態度一向很明確,現在就是市政優先、防疫第一,市府都在忙於防疫紓困專案等,關於政治爭議的部分交給司法,對於抗告遭駁回確定的結果,表示遺憾但尊重。

《中央社》報導,國民黨主席江啟臣日前指示黨秘書長李乾龍成立因應小組,反制罷韓。江啟臣今天出席國民黨在台北市舉辦的母親節活動時表示,高雄的事他們都很關心,罷免是人民的權利當然予以尊重,但國民黨中央會全力協助高雄市,讓民眾了解國民黨地方執政首長都很認真,會把市政做好,不過,現在是防疫階段,韓國瑜也說的很清楚,現在以防疫、市政優先。

《中央社》報導,而中選會今天表示,罷韓投票6月6日當天選舉區內各機關、學校、團體及事業員工均放假,戶籍設於選舉區且具投票權者,比照辦理。另依勞動部函釋,具投票權且投票日當天要上班的勞工,雇主應給假。

根據中選會日前決議罷免案的時程,5月22日至6月5日辦理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6月2日前公告罷免投票人人數、6月6日投票開票、6月12日公告罷免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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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修慧
核稿編輯:楊士範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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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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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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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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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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