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北京的祝福》:西藏內部的真相,為何讓這麼多藏人選擇公開自焚?

《來自北京的祝福》:西藏內部的真相,為何讓這麼多藏人選擇公開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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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六月席捲中國中心地帶的文化大革命,於當年八月來到西藏的門口。數十萬紅衛兵衝進青藏高原,預備「破四舊」:打倒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十年之後中國歷史這段黑暗時期結束時,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機構全部化為廢墟。

文:葛瑞格・布魯諾(Greg C. Bruno)

火熱的分裂

情況怎麼會演變成這樣子?為什麼西藏男人、女人和青少年會以如此可怕、絕望的公開犧牲來嚥下他們的最後一口氣?西藏內部生活的真相究竟怎麼了,會使人認定生不如死?

西藏人在現代的憤怒植根於受到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的壓迫。一九五○年十月中國入侵東藏之後,藏人論人數、論武力都抵擋不了中國部隊,派遣一個代表團到北京談判投降條件。西方民主國家和聯合國已經背棄了它,未支持西藏合法的主權主張,到了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代表達成一項名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點協議」的協定。從很多方面講,它都是「紙老虎」。

從表面上看,這項協定似乎對藏人的要求很敏感。它要求繼續保存西藏傳統的社會、政治和宗教治理制度,但是要求藏人承認西藏是中國「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協定的崇高言辭幾乎立刻就失敗了;中國透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以控制西藏的計畫暗示了北京的真實意圖。

首先,這項協議允許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境內設立軍事和行政委員會,似乎就與先前承諾西藏自治相互矛盾。協定還將自古以來的西藏地區分割合法化,把東藏(包括安多和康巴)的大片土地分別畫入青海、四川、甘肅和雲南省轄下地區,對於西藏人而言,這是代價高昂的誤判。

儘管有這些早期的訊號,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同僚繼續向西藏人保證,中國駐軍不具入侵性質,是互補互成的。但現場的實際情況則絕非如此。西藏地名被改成普通話定名。官方歷史重新改寫,以顯示在共產黨人到達之前,西藏是封建的「地獄」。諸如報紙、雜誌、書籍和免費戶外電影放映等宣傳工具,統統動員起來,重新建構西藏的宗教歷史。在毛澤東的新中國裡,階級而不是宗教,才是群眾的定性特徵。

然而毛澤東安撫群眾的計畫:透過揭示新的階級意識來向他們證明他們的佛教方式是錯誤的,卻嚴重失敗。藏人民族主義的情緒飆升,在東藏康巴區的部分地方,出現有組織的抵抗,反對中國駐軍。一九五六年春天的一次對抗中,在理塘縣(今天的四川省南部),中國企圖逮捕當地一間寺院的宗教領袖,導致了激烈的對峙。在戰鬥中,中國軍隊召來飛機空襲,摧毀寺院,殺死數百名被圍困的僧人和人民。一名西藏反抗者後來回憶起這件事,藏人和漢人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戰鬥」,使河水「染紅了血」,天空「因爆炸和槍聲變黃」。

理塘縣事件讓藏人堅定反抗之心,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拉薩以東地區開始起義。領導起義的是四水六崗衛教軍(四水六崗是康區的傳統名稱),這支西藏戰士主要得到東藏居民和僧人的支持,但也得到來自少數前國民政府部隊、間諜,甚至少數新疆維吾爾族人的支持。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祕密支持下(美方起先提供通訊訓練,後來擴大到提供武器、醫療用品和無線電),西藏戰士進行游擊戰,對抗實力十分優勢的人民解放軍。

早期,西藏戰士取得一些成功。但是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潮流轉向對中國有利。三月十日,中國邀請達賴喇嘛參加在解放軍軍營舉行的戲劇表演,引起西藏民眾的恐慌。謠傳達賴喇嘛如果接受中方邀請,中國計畫綁架這位西藏領導人。為了確保達賴喇嘛的安全,大批西藏僧人和俗眾包圍達賴在拉薩的夏宮羅布林卡宮。藏人連續守備了六天。三月十六日,中國軍方向示威者開槍,造成數千人死亡。暴力蔓延,在混亂中,達賴喇嘛化妝成俗眾,被護送跨越喜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引導他投奔自由的人員包括和中國進行作戰,以捍衛信仰和土地的這支康巴族藏人游擊隊。他們極力抵抗毛澤東所擬想的社會新秩序。

一九五九年起義後,中國的立場變得更加強硬。改革的步伐加快,在起義之前被視為盟友的傳統菁英,現在遭到邊緣化。資深宗教領袖,特別是班禪喇嘛,被更加懷疑。隨著共產黨對傳統西藏價值觀和制度的攻擊愈演愈烈,北京對達賴喇嘛的誹謗也日益升高。一九五九至六二年,隨著起義失敗的塵埃落定,並且隨著全中國各地實施社會和經濟改革,北京以鐵拳方式開進西藏。寺院在一九五九年三月起義所扮演的角色:僧人最先跳出來守衛羅布林卡宮,而且是最後離開者,無疑是中國重新制定政策時的重要考量。

一九六六年六月席捲中國中心地帶的文化大革命,於當年八月來到西藏的門口。數十萬紅衛兵衝進青藏高原,預備「破四舊」:打倒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十年之後中國歷史這段黑暗時期結束時,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機構全部化為廢墟。數目不詳的僧人和俗眾被殺或自殺。研究這段時期的一位歷史學家指出:「人們在街頭遭到身體攻擊,只因為他們穿著藏人服裝,或者留了非漢族的髮型。官方試圖摧毀每一件宗教物品。除了少數幾座寺院和廟宇之外,全部(數字估計從兩千所到六千五百所之間不等)都被摧毀,許多寺院被逐磚拆卸,拆得完全不留痕跡。」

毛澤東一九七六年去世,西藏人的命運稍有改善。西藏人再度被允許稍有宗教自由。一九五九年起義後被囚禁的僧人獲得釋放。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毀壞的寺院廟宇重新修建。中國領導人向達賴喇嘛展現善意,開始就他是否可能回歸展開談判。接下來的十年中,由於鄧小平政府承認過去的政策失誤,西藏經歷了一段深刻的政治和經濟變革時期。政府補貼湧入西藏,在其他地方實施的農業生產配額,在西藏則免除,稅收凍結,旅遊業也受到鼓勵。

到了一九八三年,達賴喇嘛受到與中國人談判的鼓舞,表達有信心他很快就會回到西藏,「親眼看看情況如何」。但是樂觀情緒很快就消失,一九八七年九月,西藏僧侶和喇嘛再次走上街頭抗議在中國人控制下的西藏生活。這是二十八年來在西藏境內首次公開示威。十月一日中國國慶日的一場大型示威活動以流血畫下句點。一九八九年夏天,在北京和天安門廣場爆發要求民主的抗議活動時,北京的強硬派已經呼籲對西藏恢復更加強硬的立場。

此後的幾十年裡,先是開放、繼之抗議,最終出現鎮壓,這個循環持續不已。一九九○年代末期,我以學生團體一員身分短暫訪問西藏時,西藏人似乎至少在外表上仍然控制著他們的宗教命運。我能夠前往訪問正是另一次關係解凍的證明。雖然閉路電視攝影機追蹤我們的一舉一動,士兵經常在拉薩布達拉宮前開闊的廣場巡邏,西藏人或多或少還保持自決的氣氛。在我們訪問首府之外的寺院時,西藏人會把我和我的同學拉到一邊,詢問西藏在國際議程中的地位,或是祕密地向我們展示達賴喇嘛的小照片,他們謹慎地把這些照片藏在他們露天的祭壇裡。

但是到了二○○八年三月,一股政治寒風再次吹過世界屋脊。西藏人在北京奧運會之前走上拉薩街頭示威,由此引發的暴力事件導致數十家漢人商店遭到破壞,二十幾名漢人喪生。作為回應,西藏自治區當局派出數千名軍隊,在街道上布防,並且派出武警部隊包圍寺院,更在拉薩一些最神聖的地方安裝更多的錄影監視器,派遣持槍哨兵布防。官方宣布的戒嚴,迄今仍然有效。

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西藏人持續不斷騷動形同打了北京一記耳光。在經濟上,西藏在中國是一個罕見的例外。這個相對落後的一灘死水,受到政府慷慨解囊補助。根據中央政府的數據,自從一九五○年代以來,中國在西藏的開發上投注金額動輒數十億美元,譬如二○○一至一○年,為了改善西藏自治區的基礎設施,估計投資了四百五十四億美元。連接拉薩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火車線路,為藏人和漢族移民帶來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務。另外還有鐵路線正在興建中(其中有一條將抵達普蘭・多傑的家鄉)。

中國領導人指出,「經濟奇蹟」把原本封建的神權政體推向現代。直到今天,北京的外交官們還在到處宣揚中央政府慷慨建設的訊息;二○一七年四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個代表團訪問英國,與大學生和國會議員討論中國的西藏發展戰略。

儘管花了這麼多錢,西藏人還是沒有被撫平。經濟史學家安德魯・馬丁・費雪(Andrew Martin Fischer)說,部分原因在於北京忽視了文化的價值以及融入其發展模式的重要性。西藏僧侶和尼姑一再被迫譴責達賴喇嘛,費雪說這一要求「等於犯下滔天罪惡,會害人淪入『金剛地獄』、永世不得超生」。想把西藏遊牧民族從敏感的放牧地遷移的動作也同樣激起了憤怒,另外,非正式政策在就業市場上也偏袒非藏人。但是費雪認為,北京在西藏內部採取「從上而下」的發展方式,是讓人脾氣暴躁的最主要原因。他認為,開發的「邊緣化」是西藏人沒有被中國大撒鈔票所平息的一個關鍵原因。

近年來,自焚的速度已經放緩,但並不是因為西藏人已經被安撫。其實,安全措施反而更加收緊。二○一二年,中央政府將「組織、策畫、煽動、強迫、引誘,或者幫助他人實施自焚」定為刑事犯罪,根據中國法律可判處「故意殺人罪」。根據美國國務院二○一六年的人權報告,某些地區的地方官員甚至「扣留了自焚者家屬的公共福利,並責令朋友和寺院人員不得參加自焚者宗教葬禮儀式或哀悼活動。」將近一百名藏人因涉嫌與計畫或實際的自焚事件有關而受到懲罰。

到了二○一五年,自焚事件的速度已大大放緩;這一年有七個俗眾和西藏僧人自焚而死。和二○一四年有十一個人自焚做比較,數字已經下降,若是和二○一二年相比,更是大幅下降,二○一二年包括洛桑・嘉央在內的八十三名藏人,以這種方式結束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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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來自北京的祝福:流亡逾六十年的藏人,要如何面對後達賴喇嘛時代的變局與挑戰》,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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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瑞格・布魯諾(Greg C. Bruno)
譯者:林添貴

《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
《亞洲事務》雜誌(Asian Affairs)
《觀察者》雜誌(Spectator)
《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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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北京的祝福
Photo Credit: 時報文化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