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北京的祝福》：印度藏人的未來，寄託在並非始終擁抱他們的國家

文：葛瑞格・布魯諾（Greg C. Bruno）

豐卓克林的狙擊

流亡人士在印度居留的頭幾十年裡，藏人和地主國的衝突罕有，人類學家認為，相互的經濟利益「在發展印度人對西藏人更積極的態度方面，有長足的進步」。譬如，一九八○年代針對印度北部西藏人和印度人的調查，發現大多數人對彼此的態度是積極的、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如果確實存在的話，它們是不明顯的，深藏在表面底下。

不過，藏人今天在印度的某些地區卻可能是引起怨恨的源頭。參觀印度的任何一個藏人城鎮，很容易就看到相對財富的差異：藏人有鍍金的寺院、翡翠珠寶和精細的羊毛編織地毯，藏人安置區與它們毗鄰的許多印度原住民社區，形成了鮮明的經濟對比。西藏官員有時說，這種差異使他們成為目標，特別是在法庭上遭到控告。

印度的藏人被起訴的涉嫌違法行為可說是五花八門，譬如錯誤地介入議會選舉（理由是西藏人不是公民，因此依據憲法不能投票）；不當建造房屋（在普蘭・多傑的案例而言，在國家授給他的土地上不當建造房屋）；以及在岩石上刻畫與宗教有關的符號。我在訪問麥羅甘吉期間，請教達蘭薩拉安置事務官員索納・多吉，他認為是什麼原因，像這樣的案件層出不窮，以及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緩解緊張局勢。當印度聯邦政府衝進來提供他們別人沒有的特殊保護措施時，藏人肯定得不到當地人的歡心。

他說：「可能會有一些印度人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用。或許某些案例是西藏人在商業、酒店和餐館方面做得很好，他們（印度人）不希望藏人如此成功。所以可能有很多原因。」

他的結論是：「印度人當中愈來愈有強烈的（反藏人）意識。」

這是否屬實，不可能做出客觀判斷。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印度的藏人把他們的未來寄託在一個並非始終擁抱他們的國家。印度只有一個省（卡納塔克省）允許藏人以自己的名義登記財產，這是相當新的發展。二○一六年，卡納塔克省最大的安置區穆恩德戈德的西藏高級官員表示，他樂觀地認為新的租賃協議將為藏人提供更多機會獲得印度資金來源，譬如農場補貼和貸款（大約三分之一的藏人安置區依靠農業謀生）。但其他人，包括當地農業合作社負責人，抱怨租賃期的長度（只有二十年）太短，會不利吸引對大項目或追求長期穩定的投資。

不過，任何土地交易都比本地區許多印度人有權獲得的待遇還更好。二○○八年底，當地出現一個印度人反對團體，要挑戰在土地問題上偏袒藏人的做法。「保護穆恩德戈德公民利益組織」（Nagarika Hritheyrakshana Vedike Mundgod Taluk）提出的請願書中，指稱西藏人得到的待遇超過當地印度公民享有的待遇。

這個組織用他們的母語卡納達語（Kannada language）寫道：「他們把他們的營地建成了一個迷你西藏。我們的鄰人給予這些外國人充分的幫助和同情。但是，從我們的幫助中受益的這些人卻忘恩負義，反過來虐待我們。他們原先的謙卑行為這些日子來已經看不見。每天都有新人來到這裡。他們買下我們的土地，和興建非法建築。問題是：誰給了他們建造的許可？如果我們看一下目前的情況，我們覺得和他們一比，我們自己已經變成了難民。」

持平地說，在印度發生土地糾紛並不是藏人獨有的問題。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地理和城市研究教授、印度土地利用專家桑傑・恰克拉佛提（Sanjoy Chakravorty）表示，印度農民持有的土地平均面積不到三英畝，而美國為四百五十英畝，歐洲為二百英畝。擁有如此小面積的土地，「實際上不可能靠土地謀生。這是印度貧困的根本原因，無法向城市經濟過渡。」

對於地方政客而言，尤其是農業地區的政客，他們的選擇顯而易見：支持你的選民，不管聯邦政府推行什麼政策。桑傑說：「你在印度不能說你反對農民，或者你不支持農民。這不是一個可行的政治立場。」你對農民有多大的支持，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毫無疑問，在地方上和國家層面上，土地政治是大政治，重大議題。桑傑說，在這種脈絡下，「如果西藏人遭受到擠壓，不足為奇，因為他們很容易被認定為『他者』，不是我們中的一員。他們是最容易組織起來作為對抗對象的團體。」

然而，為耕地起爭議、憤怒提告和對石板被塗鴉而爭訟，這些是可控制的問題。暴力雖然罕見，卻帶來了更細膩的挑戰西藏人的企業偶爾會直接成為目標。一九九四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五年後，由於一名印度青少年遭到刺殺而死，在麥羅甘吉營業的藏人商店成為暴徒暴力的目標。示威者放火燒了藏人店面和達賴喇嘛政府的辦公室，要求長住的客人滾蛋。多傑的五號商店倖免於難，但是在持續兩天的騷亂中，還是有十五人受傷。

然後，一九九九年七月，距離達賴喇嘛住所七小時車程的馬納里（Manali）將近一百四十家藏人商店和市場攤位被燒毀，「被一群由數千名本地居民組成的憤怒暴徒夷為平地」。《論壇報》（The Tribune）報導說，這次事件發生在西藏和印度學生之間爆發另一次衝突之後，它造成警察局副局長要求增加警力來保護西藏難民。在此一事件發生後，達賴喇嘛一度考慮將一些政府辦公室和他個人住所搬到德里郊區，「因為本地人和藏人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令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