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壓榨兼任教師的病灶沉疴,不該怪罪學生為「體制的共犯結構」

大學壓榨兼任教師的病灶沉疴,不該怪罪學生為「體制的共犯結構」
Photo Credit: Ken Marshall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今天我的同溫層,因為易智言導演與母校傳院的新聞而徹底洗版。政大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導演在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整個結構制度的共犯」。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這個身分從我2015年博士班畢業一直維持到現在。流浪的意思,從字面上直接了解,就是「沒有固定居所」。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以此類推,指的是「沒有找到正式教職,只能在很多學校當兼任流浪的博士」。

我博士畢業後,當過母校的博士後研究員,也為了心愛的母校X書院當過「碩士級研究助理」,也做過完全不需要博士學歷的公務員。簡單地說,我沒有成為博士階段之後理當轉換的角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優秀、可能我是土博士沒有喝過洋墨水、可能我研究發表太少......總而言之,十五年前為了大學教職而決定去念博士班,以結果論來說,還真是完全搞砸了呢......。

但是我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有許多貴人老師給我機會(仔細想想我目前的人生都是靠貴人老師們的幫忙走過來的),所以這學期我有了一個新身分,是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你或許會有點好奇,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嗯,其實就是鐘點費,每小時700多元。

這個數字,我猜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學生,大概都不知道。俗話說「吃米不知米價」,但老實說學生真的也沒必要知道,那個在台上講到嘴角全泡的人,他到底實拿多少錢。那個700多元(零頭我就先去掉了,總之不會超過一杯珍奶),意思是你這學期如果開了一堂兩學分的課,那麼你這學期實拿的薪水就是:

學分數*周數*700
2*18*600=25200

25200不是月薪喔!是這學期2月底到6月中之間,我實際拿到的薪水。當然學校會付我車馬費,但是是實報實銷,我一毛錢也不會賺到,而是把這些錢拿去貢獻給交通業者(在這個疫情谷底中也算好事一樁)。

一堂課一小時700,算是合理嗎?好,大概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多了一兩倍,但是;我的勞動不會只有在上課而已。我每次去大學上課,往返要花四小時通勤。我每一堂課上課前,我需要花幾個小時不等的時間來備課、製作教材。我每一次下課後,學生只要來問我問題我就會留下來解答到學生滿意為止。

以這個禮拜為例,我花了兩個多小時說服一個學生不要再遇到問題就假裝沒事繞過去,要好好直面內心的傷痛與問題,好好與它對話,而對方的頑強與否定則好幾次令我都想要禱告呼叫任何一個可以得來速的神明了。但我又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我就是逃避與繞過問題20多年堅決否定問題存在的高手。

然後我又花了兩小時陪另一個學生好好談話,試圖去理出為什麼他的生命中總是覺得自己不配遇到好事、得到好的對待,聽他說生命中每一個覺得這世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的時刻,然後陪他去解開每一個曾經糾纏的結,試圖找到最原初的問題癥結。

總之,四點下課,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超過十點。當然這些我花去的時間,我是一毛錢也領不到的。但是我並不在乎這些付出沒有金錢回報,因為我真心喜歡教書,我真心喜歡我的學生。那些心靈交流與信任,對我來說是品質很精純的時間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時間的方式裡最寶貴的一種。

不過我也同意,這種超值的售後服務(?)並不是要求一個老師的共同標準。

一個教書的老師,跟做炸雞的攤商、重機具的操作員、公車司機、養鴨場的鴨農、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潔隊員、uber-eat外送員......或許也沒甚麼太大的不同,他們都會有倦怠的時刻、想要放空的時候、看著眼前的對象(炸雞、生產線、打結的交通、鴨、雞掰客戶、垃圾......)感到厭煩,只剩下身體的勞動,或是在一天的情緒勞動後對自己徹底厭棄。

老師撇開了聖職的光環,都是一個一個正常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弱點、會說謊、有時會做卑鄙的事、有時也看不起自己。一個對教學沒有熱情的人可以當老師嗎?不行嗎?為什麼呢?

今天我的同溫層,因為易智言導演與母校傳院的新聞而徹底洗版。政大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大學需要很多兼任老師,因為,學生沒課上。

學生沒課上,因為,專任老師的基本授課學分是一學期9學分(可能因校而異),但是行政主管職以及科技部研究、產學合作等等對學校有貢獻(要嘛帶錢進來要嘛為學校省錢)的老師可以減少授課,很多老師減到一學期3學分,當然一個系開不出甚麼課,每堂課又有修課人數上限,導致一堆學生修不到課。

為什麼會有減授制度,就是因為,對大學來說,生財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最重要、招生最重要、評鑑最重要,為了這些目標,讓老師們不要太辛苦、可以心無旁鶩做研究也是應該的,教學呢?沒辦法就犧牲吧!

為什麼老師那麼少呢?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嗎?有的私立大學為了節省經費,老師退休了遇缺不補,用原有師資強迫分擔或是花前面提到的六、七百元去外面找業師來補。國立大學則是上演搶缺大戰,一個系的三級三審制,在校內搶缺嚴重、各個派系山頭都要搶的情況下,系級審、院級審、校級審,你的人馬我打槍、我的人馬你打槍,一個助理教授缺好幾個學期都因為三級三審沒過而從缺,是稀鬆平常的事。

那這些問題又是誰要負責呢?校長嗎?主秘嗎?三長嗎?院長嗎?系主任嗎?

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是教授、都是學者;我並不會說因為是教授所以他們都是聖人,但最起碼,在學校的環境裡,大多數接任行政職的教授們,都有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學養、人品,甚至還有改造大學的熱情,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是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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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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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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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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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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