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壓榨兼任教師的病灶沉疴,不該怪罪學生為「體制的共犯結構」

大學壓榨兼任教師的病灶沉疴,不該怪罪學生為「體制的共犯結構」
Photo Credit: Ken Marshall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今天我的同溫層,因為易智言導演與母校傳院的新聞而徹底洗版。政大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導演在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整個結構制度的共犯」。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路推到源頭,是大學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

台灣的高等教育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效法美國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作法,學校資源越來越少,學校越開越多,為了搶錢、大家就只好搶破頭。而評鑑的標準,又只偏重發表數量、數字指標、為了擠進全球幾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輕教學(結果名次還是一直掉),藉由升等的標準綁架老師們只能埋頭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學(還是有很多老師仍然重視教學但是對升等毫無幫助純粹佛心來著),之前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被台大解雇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不管是多麼優秀的知識份子,只要不做研究不能為學校帶錢進來,就是廢物,不要也罷。

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

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導演在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體制的共犯結構」。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學荒謬制度,坦白說人人都是輸家。犧牲了教學品質,學生是最直接的輸家;制度羞辱了擔任兼任教師的專業人才,這些人也是輸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專任老師們、甚至是每學期為了開不出課焦頭爛額好說歹說求爺爺告奶奶哄人來兼課的主任、教授們,他們一樣好過不到哪裡去。

我可以想像導演懷著熱忱,準備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夠在國立大學傳播學院當中作育英才,遇到學生基礎不好、書讀得不夠多、電影看得不夠多,會覺得恨鐵不成鋼,甚至心灰意冷。就像我前面說的,老師也是人,老師也會倦怠、也會自私、也會有時候恨不得把學生的頭推去撞牆。

老師可以對教學沒有熱情,可以不愛學生,可是有一個底線千萬不能跨越。

老師不可以羞辱學生。

老師可以怪學生不用功、當學生對學習抱持半吊子的態度,老師當然可以生氣,因為老師如果對教學、對知識是百分之百認真的,他當然希望對方拿出百分之百的鬥志正面對決。

但老師不能罵學生笨(即便這件事情從我們當學生以來就時常耳聞),努不努力是個人選擇、天資與智能狀態卻沒得選。就好像過動兒(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先天身體遺傳,那不是學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愛惹事生非,那不是選擇。

老師更不能罵學生醜。

這已經涉及歧視,還有人身攻擊,甚至可以是性騷擾。

那些先天遺傳條件,從膚色、外型、身高、體重、智能表現、肢體殘障,精神狀態異常、口語表達障礙,到社會性的家庭型態(單親、隔代教養)、階級、收入、家長職業與社經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礙、精神疾病)、母語、家鄉......把這些個體無法選擇的弱勢,作為拒絕、責罵、甚至攻擊的理由,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歧視。

學生看的書不夠多、看的電影不夠多讓人沮喪我可以同理,但是本來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選擇、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與韓流的世代差異)、藝術品味甚至時代精神。我在政大教了快十年的經驗裡,學生或許沒看過甚麼我提過的書或是電影、聽過我放的歌,但是他們也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經驗與媒體習慣,以政大傳院學生的素質,我不認為他們程度很差。

而導演提到學生來修課動機不純,是希望可以在導演作品中露臉或是希望導演給予創作個別指導,我可以同理學生不是抱著對知識的渴望來修課所以感到失望,但這不代表他們欺騙你。不管是想要露臉、想要攀關係、還是想要個別指導,這不就是他們運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尋求機會嗎?他們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絕。這是大學,大家都有同等機會,更何況你還是老師,你有社會賦予這個身分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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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央社

導演或許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沮喪與憤怒,所以連帶地將教學回憶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個完整的噩夢情境裡,所以在裡面的學生也面目可憎。但是冷靜下來,設身處地想想,在整個權力體系之下最底層的學生,怎麼可能會是共犯結構?(某些案例中或許會出現學生集體霸凌老師,但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與社會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會資源網路仍然大於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歡學生,這是你的權利,沒有人要求老師一定要喜歡學生。但是,不可以對學生人身攻擊,不只是因為學生年紀尚輕、心智不一定完全穩定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課堂情境裡,老師與學生在權力結構上就是不平等,遑論有些學生會因為這樣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約,而把老師的話當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醜又笨,難怪被老師羞辱嫌棄。

這是關於底線的問題。

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隱私、醫生不能對外洩漏病人的病情、機長不能對全機乘客把飛行意外拿來開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駕公共利益主導判決、藥商不能明知有風險還把藥賣給消費者......。每種職業都有其不能跨越的倫理防線,這跟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無關、跟職業倦怠無關;而是一個人能不能時常自省、在工作中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是這樣身而為人的基本問題。

而最讓我遺憾的,是事情演變成老師與學生的弱弱相殘,讓制度的荒謬性逐漸失焦,甚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徒增更多傷心不快樂的人。

我現在還是喜歡教書、喜歡當老師,靠存款過活,做喜歡的事。有一天存款會用完、或是我對教書的熱情燃燒殆盡,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會先發生。我有點無奈生在這樣一個知識貶值少子化大學經費緊縮的國家與時代,我也看不到未來在哪裡;但我已經厭倦責怪這一切了,這個問題我也認真判斷過不可能被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