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連談論「母語教育」都是一種犯罪

在西藏,連談論「母語教育」都是一種犯罪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2015年,藏語文權利倡導者扎西文色兩度嘗試到北京陳情,反映家鄉缺乏藏文教育問題。但他在2016年初因為接受《紐約時報》專訪介紹維權歷程而被捕。法院以觸犯「煽動分裂國家罪」將他判刑5年。

文: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

去(2019)年2月,中國西藏自治區當局把次仁多杰從珠穆朗瑪山腳下的村莊家中帶走,關進官員口中的「再教育中心」長達一個月。他說,他在裡面遭到刑求逼供。

多杰所犯何「罪」?不過是打了一通電話給旅居海外的兄弟,談到藏語教學對兒童多麼重要。當地公安局截聽這通電話後跟他家人說,這番談話構成「政治犯罪」。

從1960年代以來,在藏族近半人口居住的西藏自治區,漢語一直是當地幾乎所有中等學校的教學語言。但人權觀察的最新研究發現,自治區政府在過去十年實行的一些措施,正在引導更多小學甚至幼兒園改用漢語為教學語言,教導藏族兒童。這種做法看來已經成為西藏城鎮地區小學的常態,而且正在向鄉村延伸。

中國當局對少數民族與宗教懷有敵意,早已證據斑斑。中國西北部新疆自治區惡名昭彰的「政治教育」營——約一百萬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拘押之處——關鍵特色之一就是強制學習漢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政府已經充分顯露其意圖,即通過高壓和迫害淘空異族文化,將居民改造成中國共產黨的忠僕。

中國於2010年正式在國內所有少數民族區域實施「雙語教育」,字面上來講,這是全球認可的少數民族教育方針,應當同時增進本地與全國性語言的使用能力。西藏自治區當局的說法是,藏語和漢語兩者都應「推廣」,個別學校可以決定以何者作為主要教學語言。

但這些學校中不會說藏語的教職員越來越多,幾乎沒有藏文課本,而且只在藏文課才使用藏語。正如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市的一位前任兼職老師向人權觀察所說:「在小學裡面,藏族老師……對於傳授藏語文有強烈迫切感,但最大問題在於他們缺乏教學方法和材料。」

還有其他政策也會助長藏語教育消亡。「混班教學」是讓非藏族學童和藏族學生一起上課。「混合編班」涉及到學區學校和寄宿學校的整合,有助提升教育的多樣性、設備與標準。但寄宿學校也會減少兒童與家人的接觸以及藏語環境。

當局堅稱西藏的「穩定」有賴於「民族融合」與「認同」政策的成功,這些政策強調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忠誠遠超過教育或文化權利。

藏人普遍憂慮,學校政策的改變已造成下一代的藏語流利程度不斷下降。儘管許多人希望藏族兒童兼學兩種語言,但有不少人反對中國當局的做法,因為它造成藏族兒童的語言技能流失,而且強迫他們吸收與父母和族人截然對立的政治思想與觀念。

這些政策並非在真空中執行。藏人的言論與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參與乃至文化表達的權利,原本就遭受普遍限制。自從「雙語教育」政策於2010年正式實施,藏族不斷以行動表達抗議,大多發生在中國西北的青海省。他們還通過網絡發佈公開信和請願書進行虛擬示威。

2015年,藏語文權利倡導者扎西文色兩度嘗試到北京陳情,反映家鄉缺乏藏文教育問題。但他在2016年初因為接受《紐約時報》專訪介紹維權歷程而被捕。法院以觸犯「煽動分裂國家罪」將他判刑5年。

2018年初,中國公安機關公告,有組織倡導「母語」議題為非法行為,而且是一種形式的「地下幫派犯罪」。

1996年起,三個聯合國人權專家委員會一再對中國謊稱提供真正雙語教育表示憂慮。這三個委員會也一再要求中國政府確保藏族兒童能以自己的語言學習——並且保護母語教育倡導人士。但在這段時期,中國當局卻持續侵奪這項權利,還以刑罰懲戒維權人士。

除非有關各國政府成功介入施壓北京改變現行政策,還會有更多藏人為保存母語——以及身份認同——付出無比高昂的代價。

原文發表於《洛杉磯時報》,經授權刊登於此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猜你喜歡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02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FireShot_Capture_3744_-_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
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shutterstock_1931787956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廣告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