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一國兩制」越來越限縮排外,台灣當局除了「反對」還能做什麼?

中共的「一國兩制」越來越限縮排外,台灣當局除了「反對」還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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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社會面對「兩制台灣方案」攻勢應有所應對,台灣或可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尋求跨黨派政黨共識,藉此建立國內各政黨間信任,避免因為中國行為,加速分化台灣政黨內部的聯盟關係。

近來中國學界對於「兩制台灣方案」的論述觀點,頗多討論,此雖非代表中共當局的政策主張,但卻能耙疏其核心內核,藉此窺探中共當局對「兩岸台灣方案」的政策論點。

歸結而論,中國學界觀點幾乎是將「一國兩制」進行全面性更為窄化解釋,脫離改革開放總工程設計師、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的原初「一國兩制」構想。鄧小平所提「一國兩制」的原初構想,實際上已變成中共當局對台政策的「參照」而非「依據」。先前香港民主派精神領袖李柱銘曾批判,所謂中央政府擁有對香港「全面管治權」,實背離「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承諾。

「兩制台灣方案」的民主協商欠缺最高民意機構參與

儘管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當時對制度的頂層制度設計尚欠缺詳細規劃,只能提出原則性、開放式的構想。許多中國學界觀點認為「兩制台灣方案」,擁有比港澳模式更多自治權,然而目前討論仍欠缺以下幾點思考。包括倡議兩岸各政黨、界別的「民主協商」,欠缺最高民意機構介入;民主協商的政協化發展,惡化台灣內部政黨政治;民主協商難以最終取代政治談判;中國壟斷「九二共識」詮釋權,恐反使台灣各政黨更偏離「九二共識」;針對「一國」詮釋權,幾乎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空間,欠缺創新性及開放性思考。

首先,中共當局倡議「兩制台灣方案」的「民主協商」,忽視「全國人大」與台灣「立法院」兩個最高民意機構交流。這 凸顯「政協組織」而非「全國人大」在兩岸關係重要性,中共當局試圖以政黨、社會團體的交流互動,取代代表兩岸人民的最高民意機構的「全國人大」及「立法院」,儘管「全國人大」在中共黨國體制中流於「橡皮圖章」邊緣性角色。至於政協組織在中共黨國體制之統戰角色,淪為附庸依附而非黨國真正決策角色。

這也使兩岸「民主協商」淪為「政協式協商」,充其量等同於進行「第三軌道」的社會團體與民間組織對話,並無法簽訂相關協議也欠缺法定效力。這樣「政協化」的「民主協商」對話,只能成為兩岸當局協商前期之意見表達對話溝通。既非兩岸當局政治對話程序性商談,也非兩岸當局政治協商對話,更不是兩岸當局的政治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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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兩岸政治協議之通過,最終必須經由立法院同意,因此「兩制台灣方案」民主協商討論過程,應有最高民意機構導入。

民主協商之政協化發展,分化台灣內部聯盟關係

其次,「民主協商」的「政協化」發展,排斥泛綠政黨聯盟,形成分化台灣政黨內部聯盟關係,恐加劇泛綠與泛藍政治聯盟惡性互動。中共當局加強對支持「九二共識」政黨、社會團體組織的溝通、聯繫,而疏於泛綠政黨聯盟對話與溝通。舉凡「國共論壇」、「和平論壇」、「經濟論壇」及「海峽論壇」,其對象侷限在泛藍及中間選民,其「民主協商」對象皆屬於泛藍政治聯盟。儘管這些論壇可能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管控後展開,藉此營造「兩制台灣方案」的「民主協商」。

上述兩岸交流恐因受「國安五法」及《反滲透法》影響,產生「嚇阻效應」、「寒蟬效應」,導致泛藍及中間人士恐因不慎觸法而在兩岸交流上採取消極態度,故台灣內部僅有少數政黨呼應中共當局「民主協商」台灣方案。民進黨當局若能體認兩岸交流、政黨交流具有緩解兩岸緊張的作用,適度支持泛藍及中間人士參與上述會議,也能表達台灣人民部分觀點,避免兩岸持續緊張與對立。

中共當局壟斷「九二共識」之詮釋權,邊緣化國、民兩黨兩岸論述

復次,「民主協商」無法取代「政府協商」,若民進黨當局主政因否定「九二共識」,兩岸當局幾乎無法對話更遑論政治談判。

換言之,兩岸當局政治談判因台灣內部政黨輪替而無法運作。無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執政的台灣當局,皆呼籲兩岸協商應回歸政府對政府協商對話及談判模式。蔡英文總統曾以「四個必須」、「三道防護網」回擊「習五條」,要求兩岸協商必須是政府協商及政府授權下協商,這表示「政府協商」才是主體,「民主協商」不能取代「政府協商」。

然而,普遍中國學界探討「兩制台灣方案」時,並無法正視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皆主張對「中華民國去主權化」。因此,即使中共當局接受政府與政府談判,也是定位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不平等地位,而非是兩個對等政治實體間平等協商。

再者,中國壟斷「九二共識」詮釋權,恐反使台灣各政黨更偏離「九二共識」。

中共當局壟斷「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原則」,不僅駁斥民進黨當局反對「九二共識」說法;同時也邊緣化國民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主張。中共當局硬化「九二共識」為「一中原則」,試圖壟斷「九二共識」詮釋權,這恐招來台灣內部各政黨反撲。例如國民黨在2020年大選失敗後,其內部反而激起對是否仍堅守「九二共識」之質疑。

至於民進黨則運用焦點轉移法,以「標籤化」、「污名化」策略混淆「九二共識」等同於「一國兩制」說法,因不接受「政治結局」(「一國兩制」)而公開否認「政治前提」(「九二共識」)。 這對提升台灣民眾因反對「一國兩制」,從而也強化其反對「九二共識」固然有效;然而,這卻必須以中止兩岸協商及惡化兩岸關係為代價。兩岸當局應尋求建立「互為主體」的「兩岸共識」,作為兩岸對話協商的基礎,而非追求擁有單方片面壟斷詮釋權。

國台辦:撼九二共識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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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欠缺中華民國存在空間,國家統合模式或可為藍綠聯盟之「台灣共識」

最後,針對「一國」詮釋權幾乎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空間。

既往中國領導人曾提兩岸可以共同協商國號、國旗等國家象徵性圖騰;也有「一國」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非中華民國之說法。目前中國學界幾乎皆認為「一國」,只能是單一體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遍觀點否定聯邦、邦聯及國協等模式。習近平所闡釋「兩制台灣方案」,就是為照顧台灣現實情况,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福祉。「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况,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然而,若未來「一國」並無中華民國空間,其實是忽視普遍台灣人民認同中華民國為最大公約數的客觀事實。

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認為,習近平的「兩制台灣方案」不同於「兩制港澳方案」,「一國」可以是創新思考兩岸統合模式。 「一國」的「國」其定義,可以是聯邦「國」或邦聯「國」、大英國協中的「國」還是美利堅合眾國中的「國」,不要排除創制新模式的「國」。 若「一國」並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國」創新模式可以是中華聯邦、中華邦聯、中華國協等國家聯合模式,存在多元想像空間。

事實上,民進黨政治領袖也曾提出「兩岸統合論」,主張中華聯邦、中華邦聯、中華國協,這樣「一國」並非是完全消滅「中華民國」,形成「統中有獨」、「獨中有統」國家統合模式,同時兼顧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認同。 而泛藍聯盟政治領袖也有主張中國邦聯、中華聯盟的國家聯合構思,足見泛藍與泛綠對於複合國統合型態最具「台灣共識」。類似美國、德國發展經驗,皆由邦聯走向聯邦,兩岸亦可由中華邦聯逐步過渡轉型至中華聯邦,顧及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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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面對中共當局提出「兩制台灣方案」,一再以反對「一國兩制」應對之,但並未提出替代方案。由於泛藍與泛綠在國家認同的高度分歧下,彼此對國家利益界定南轅北轍,甚至互相質疑,政黨間未能有明確共識,導致兩岸政策無法「低政黨化」形成政黨共識。民進黨無法善用國民黨作為兩岸和平交流「緩衝器」,國民黨也質疑民進黨的國家認同及將「中華民國工具化」、「台獨化」。台灣各政黨因國家認同及國家利益界定分歧,導致無法提出具整合性、共識性的國家發展戰略因應之。

就此而論,台灣社會面對「兩制台灣方案」攻勢應有所應對之策,台灣當局或可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或類似的組織,尋求跨黨派政黨共識,藉此建立國內各政黨間信任,進而尋求台灣人民最大公約數及「兩岸共識」。換言之,組建跨黨派的國家發展或兩岸統合委員會,以尋求「台灣共識」建立,這具有與「兩制台灣方案」對話及爭取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導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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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