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市場》:雲端運算最重要的應用,就是「市場經濟」本身

《激進市場》:雲端運算最重要的應用,就是「市場經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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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倡議「激進市場」,原因在於我們相信,以現階段的科技與經濟發展,由於合作規模太過龐大,無法以道德經濟來管理,而市場正是適合為最多數人達成最高福祉的電腦。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修正市場編碼的瑕疵,讓市場能夠產生更多分配更公平的財富。

文:格倫・韋爾(E. Glen Weyl)、艾瑞克・波斯納(Eric A. Posner)

尾聲:後市場時代?

市場程序⋯⋯可視為電子時代之前的運算裝置。

——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電腦與市場〉(The Computer And The Market),1967年

我們在全書中申張激進市場的轉化力量。但是市場究竟為什麼如此強而有力?在本書尾聲中,我們要反過來問這個問題。我們要問;市場的限制何在?這個問題能讓我們揣想,一個市場可能被某種更有效率的經濟籌畫方法所取代的時代。

市場就是奇蹟

我們曾在第1章述及,有許多忠於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也自認是「社會主義者」。然而在二十世紀初期,由於馬克思主義與法國大革命在蘇聯的經濟政策發揮了啟發與辯護之效,社會主義與中央計畫制度就變得如影隨形。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拉抬了中央計畫制度的聲勢,為了戰時的生產活動而將經濟交由國家控管,成效好得超乎倡議自由放任者的想像。中央計畫制度是否應該也用於和平時期的熱烈辯論於是點燃。

在世人的想像裡,中央計畫制度之所以無法成功,是因為它沒有賦予個人工作的誘因。讓大家早起的動力是致富(或至少是領到薪水)。然而在蘇聯,誘因卻相當強烈,而且在許多方面都勝過在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在共產主義下,致富的機會渺茫,但隨便哪個古拉格的囚犯都知道「裝病」的人會有什麼樣的命運。

另一個反對中央計畫的普遍主張,是諾貝爾桂冠經濟學家海耶克在1945年所宣揚的論點。海耶克主張,沒有一個中央計畫者能取得關於大眾品味和生產力的資訊,而這些是達成資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條件。市場的高明之處,就是價格制度能夠以分散的方式向所有人搜集這項資訊,並提供給需要知道的人,不必政府計畫委員會插手。

幾十年前,出現這個主張的一個相關版本,雖然知名度不如海耶克的主張,但其實更有說服力。聰慧的經濟學家米塞斯認為,社會主義面臨的根本問題,不在於抽象的誘因或知識,而在於溝通和運算。要明白米塞斯的意思,我們可以思索一下倫納德.里德(Leonard Read)在1958年的文章〈我這枝鉛筆〉(I, Pencil)提出的生動寓言。

里德講述了一枝鉛筆「一生的故事」。這麼簡單的東西,有人起初會這麼想。然而,如果你開始深思,你會發現要從無到有製造一枝鉛筆,需要層層疊疊、極其繁複的思考和規畫。木頭要經過砍伐、切割、成形、拋光和磨細。石墨要經過開採、挖鑿和塑形。連接筆身和橡皮擦的接環是數十種金屬的合金,這些金屬也都必須經過開探、熔化、化合和改良。諸如此類。

然而,鉛筆最了不起的不是它的複雜,而是每一個參與鉛筆製造的人,對於過程中的這些步驟都沒有通盤的理解。伐木工只知道他的木材有市場,得知價格後願意去購買所需的工具,砍伐樹木,並把木材賣到生產線。伐木工可能連木材是用於鉛筆都不知道。鉛筆工廠老闆只知道要去哪裡買所需的中間原物料,以及如何操作組裝原物料的生產線。製造鉛筆的知識和規畫,是在市場關係形成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出現。

現在假設我們想要以中央計畫委員會複製市場關係。委員會要決定木材的砍伐量以及砍伐時機、各個生產階段的工人雇用量,以及生產、出貨與建置正確的地點及時間。然而,要有效地做到這些,委員會必須了解許多事情。它必須向這一群個個術有專精的生產者請教,學習他們得以在自身專業領域維生所憑恃的獨特知識,例如木材用於其他經濟部門,例如建造房屋、船隻或兒童玩具,價值是否會勝過做為鉛筆的一種原物料。要吸收所有這些資訊,還要不斷接收、消化必要的最新訊息,以掌握過程中各步驟的狀況變化,即使是最能幹的管理者,可能都會吃不消。

即使委員具備無極限的資訊吸收能力,在資料的汪洋裡,仍然無法克服行動困難的問題。價格、供給與需求、市場裡的生產關係,這些都衍生自個人之間的複雜互動,而這些個人分別都有助於廣大社會過程裡的一小部分達成最適化。如果以單一委員會取而代之,來規畫這一整支市場之舞,那麼這一小撮人就不得不深思這一連串無止境的選擇與規畫。這種精細繁複的計算,即使是一群最高超的工程師,都力有未逮。

在米塞斯著述的數十年前,電腦科學和資訊理論還沒有出現,他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把這些直覺構想付諸正式的表述。米塞斯的許多主張都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排拒,而這些經濟學家用於這個領域愈見狹隘的數學方法,也為米塞斯所鄙視。米塞斯的批評者,包括蘭格、佛瑞德.泰勒(Fred Taylor)與阿巴.勒那(Abba Lerner),主張市場機制只不過是籌畫經濟的許多方法中的一個,而且遠遠稱不上是最有效率的一個。他們從純數學觀點來看經濟,而不是以運算觀點,而且認為那套與各種財貨、資源與服務供需相關的方程式系統(非常龐大),在原則上,解題沒有困難。

在簡化的經濟藍圖裡,一般人同時扮演生產者(勞動者、資本供應者等等)和消費者的角色。身為消費者,人們對各種財貨和服務有不同的偏好。有些人喜歡巧克力,有些人喜歡香草。身為生產者,他們具備不同的天賦與能力。有些人擅長數學,有些人對安撫顧客很有一套。原則上,我們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找出大家的偏好和能力,把工作指派給最能勝任的人,同時分配從生產大家真正想要的財貨與服務所創造出來的價值。我們也必須制定獎勵和懲罰,讓大家有顯現偏好和能力的誘因,並確保他們展現他們理應有的行為。所有這些都可以用數學呈現和解決。那就是為什麼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把經濟體看成一道數學題,只要一部電腦就可以解題。

然而,運算與溝通複雜性理論後來的發展,證實米塞斯的高見。運算科學家後來體認到,即使管理經濟這個問題,「只是」解一套規模龐大的方程式系統,但要解出答案,遠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想得那麼簡單。統計學家與電腦科學家科斯瑪.夏立齊(Cosma Shalizi)在一項鞭辟入裡的中央計畫運算分析裡證明,現代經濟根本不可能由一個中央計畫委員會來「解題」。夏立齊在他的論文〈在蘇聯,最適化問題要解決的就是你〉(In the Soviet Union, Opitimization Problem Solves You)裡指出,要解答一個經濟分配問題所需要的電腦運算能力,與經濟體系內的商品數量,兩者之間並非單純的線性正比關係。以實務上來說,這表示任何大型經濟體,要用一部電腦執行中央計畫是不可能的事。

為了讓這些抽象的數學關係變得具體,夏立齊採用了蘇維埃計畫者的估計值做模擬,也就是在蘇維埃經濟力量如日中天的1950年代,大約有1千2百萬項商品納在蘇維埃經濟計畫的追蹤記錄裡。更糟糕的是,這個數字甚至沒有考慮到,一根在莫斯科的熟香蕉,不同於一根在列寧格勒的熟香蕉,而把它從一地搬運到另一地也必須納入計畫。但即使「只有」1千2百萬項商品,用已知最有效率的最適化演算法,在今日效率最高的電腦上執行,這樣的一個問題大概也要花上一千年才能解開。我們甚至可以證明,一部現代的電腦甚至連合理程度的「概似」解都無法做到,而當然,和1950年代蘇聯相比,這個問題在今天要納入的財貨、服務、運輸選擇以及其他因素又遠遠來得多。然而,市場卻不知怎麼地,奇蹟般地突圍這個運算的惡夢。

市場就是平行處理器

所有這些都讓我們想要問:如果一個問題這麼難解,市場怎麼可能解決?我們來想想本章卷首所引用的蘭格之言。市場不過是政府設定的一套規則,和電腦演算法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雖然是一部極其複雜的電腦。確實,市場不是任何單一個人所發明的。然而,大家都很熟悉市場規則,而經濟學家也不斷要大家按規則做事。假設今天有一個全新的國家誕生,新國家的領袖們向西方世界的經濟學家請教建構經濟體的最佳方法。經濟學家會指點他們如何建構一個市場,例如契約規則和財產法。(沒錯,經濟學家數十年來在開發中國家政府的殿堂以及新創事業的現場,做的就是這些事。)經濟學家不就是在供應某種電腦程式給那些領導者,而他們的執行不也是某種中央計畫嗎?

要理解市場如何解「極其龐大的方程式系統」,我們必須知道分散式運算和平行處理等重要觀念。在這些系統裡,一部電腦做不來的複雜運算,會分切成許多較小的部分,由分散在不同地點的許多部電腦同時並進(平行)執行。分散式運算和平行處理程序最知名的應用就是發展「雲端運算」,但是它們最重要的應用卻沒有人注意到,那就是市場經濟本身。

儘管人腦的構造與電腦不同,運算科學家估計,人類單一個人心智的運算能力,約略比寫作此時最強大的單一超級電腦還強十倍。因此人類全體心智加起來的能力,高出現今最強大的電腦數百億倍。因此,就某個意義來看,所謂的「市場」就是一部巨大的電腦,是由這些較小型但仍然非常強大的電腦所組成。如果它能有效地分配資源,就能藉此利用、結合它們個別的能力。

採取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問道,市場具有什麼樣的「程式設計」,才能達成這樣的成果。經濟由位於各地的各種資源和人類能力所組成,還有一套傳輸系統,用於在個人之間傳遞關於這些資源的數據。平行處理的一個標準方法就是取得某個地點的在地資訊,比方說一張照片或一道謎題,把它分派給某個處理器,並透過層級結構,把這些輸入資訊送到其他處理器上做整合。現在把這幅圖像套用於經濟體。在每個地方,我們都有一部電腦(人肉電腦)可用,指派它蒐集關於該地點的需求和資源相關資訊,並把所有數據做成某種「壓縮」摘要,彙報給其他電腦。例如,電腦或許有一種層級排列,各電腦都負責最基層的特定地點,並向整合地方區域的更高「層級」彙報,然後再由此往上彙報。

在此舉一例說明。假設有個人在農場工作,負責確保農場發揮生產力、家人過得幸福快樂。這個人把關於農場和家人的資訊傳遞給管區(資訊沒有完整的豐富度和複雜度,而只是概述)。有個管區是農場運作所需資源的專家,如種子、肥料等,還有個管區熟悉住在農場要過得幸福快樂所需的資源,包括食物和衣物。接著,這些管區彙總這些數據,再傳遞給下一個層級,或許是全國小麥經銷商,或是農場用品的區域供應商。這條連鎖鏈的每個層級,都必須為平行處理所需而裁掉一些資訊,以保持平行和可追蹤:農場管區無法一一詳述,說道路要怎麼樣鋪得更好一點,有利於把貨物運送到市場,或是水要怎麼樣再乾淨一點,能保護農作物。但至少他提報最大而最重要的需求,並希望資訊的流失只會略微減損後續解決方案的效率。

這種安排帶有幾許中央計畫的色彩,但又與市場經濟相像。大家專精於生產鏈裡的某個環節,而且是在有限資訊下運作,但卻因為資訊以某個形式呈現,而能協調彼此的行為。雖然人是在地情況的專家,對他處的經濟情況卻所知甚少。他們知道穀物價格漲了,曳引機價格跌了,但卻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他們買曳引機或賣穀物時,並不會告訴供應商或採購商他們的生活經歷、農場上的所有狀況等諸如此類的事。他們只會下訂單或以現行市價供應穀物。

因此,「價格制度」大幅簡化經濟體裡不同地方之間的溝通。事實上,經濟學家已經指出,價格是農人有效規畫營運所需的最低資訊。只要農場能受惠於外界或自外界取得資源的各個重要層面都有一個價格,這就是農人做經濟決策需要的所有資訊。從純粹的經濟效率觀點來看,任何多於這個門檻的資訊都是浪費,雖然有時候培養個人關係可能有一番意趣。反過來說,如果農人無法得知這些價格,也就無從知道是引進新曳引機值得,還是換成雇用更多工人比較划算,也無法掌握下一季的播種量。沒有這種價格資訊的農人,可能很容易就會生產太少,或把用於勞工、種子、甚至消費會更好的資源浪費在曳引機上。

如此看來,價格是任何理性經濟決策所需要的「最低」資訊。沒有其他分散化運算系統能夠以更低的溝通量達到相同的生產力。

市場以簡練的方式利用分散化的人類運算能力。藉此,市場對資源的分配,當今沒有一部電腦可以與之匹敵。米塞斯的想法沒有錯,由一群專家執掌的中央計畫,無法取代市場制度。但是他的論述卻被誤解成指的是「自然」市場,而不是為了管理經濟資源而由人為創造的計畫。事實上,市場體制沒有任何自然之處。市場是由人類所創造,人類經常以法官、立法者、行政人員或甚至是私人企業家的能力,設置能創造並管理市場的組織。

市場是強大的電腦,但是市場能否產出最佳的財貨,取決於市場的規劃設計。我們倡議「激進市場」,原因在於我們相信,以現階段的科技與經濟發展,由於合作規模太過龐大,無法以道德經濟來管理,而市場正是適合為最多數人達成最高福祉的電腦。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修正市場編碼的瑕疵,讓市場能夠產生更多分配更公平的財富。

前述的運算類能讓我們更清晰地理解市場的角色和價值,藉此清楚表達我們的主張,也就是我們本於拓展市場涵蓋範圍而提議的解決方案。在財富上實行COST可以革新市場,讓個人負擔更多責任,清楚闡述他們的價值,並賦予個人更多能力,可以他們對自己高度重視的事物主張權利。QV則在政治領域發揮同樣的作用。我們對移民的構想,能在個人決定生活和工作的最佳途徑時,擴大他們的選擇範疇。我們的反托拉斯以及數據評價提案,可以打破中央集權,賦予個人和小公司更多的責任,從事競爭、創新、做理性的經濟選擇,以容允分散化運算達成最適的經濟配置。但是,所有這些提案都會產生一個問題:如果市場只是運用個人智識力量的電腦程式,隨著電腦的能力增長,市場還有其必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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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激進市場:戰勝不平等、經濟停滯與政治動盪的全新市場設計》,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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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格倫・韋爾(E. Glen Weyl)、艾瑞克・波斯納(Eric A. Posner)
譯者:周宜芳

法學、經濟學,與科技技術的革命性交會
以市場機制促進公共利益,21世紀最深刻的民主與經濟思考

《經濟學人》年度最佳商業與經濟選書
本書作者入選全球彭博50大最具影響力人物
台灣版特別收錄

  • 作者為每章撰寫全新引言,並另著後記。
  •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以太坊創辦人維塔利克、虛擬實境先驅藍尼爾 專文導讀。
  • 每章新增延伸閱讀,為台灣讀者提供在地啟示。

許多人把今日的經濟不平等、
停滯和政治動盪都怪罪於自由市場。
那麼,要解決這些問題,辦法就是壓制市場,對嗎?
本書反其道而行——
大膽倡議人人受惠的市場運作新方法!

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的3大危機

本書作者格倫・韋爾與艾瑞克・波斯納,分別為微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以及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他們指出當前全球,正面臨3大政治經濟危機:

  1. 富裕國家的不平等現象急速惡化,流向藍領階級的收入占比下降。
  2. 經濟成長率與生產力急速下降,造成就業人口數下降,不平等與停滯雙雙打擊全球經濟,當前經濟政策似乎都難以奏效。
  3. 民主政體在應對國內與國際衝突時左支右絀,導致民粹領導人與政策變得突出,威脅著得來不易的社會進步,造成自由秩序的威脅。

面對當前危機,本書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積極擴展市場」!從更積極、根本(激進)的角度切入,運用以賽局理論為基礎的「機制設計」,藉由釋放資產流動性、突破集體決策困境,以及處理人力資源分布不均等等問題,達到由真正自由、競爭與開放的市場。

本書回顧自19世紀以來由亞當・斯密、康多瑟、邊沁、彌爾、亨利・喬治、瓦爾拉斯與碧雅翠・韋伯等自封為「激進份子」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激發了美國進步運動乃至於孫文的國民革命。儘管這些思想在冷戰時期被忽略了,但諾貝爾獎得主威廉・維克里等人依然持續研究自由、開放和競爭市場的改革力量。在《激進市場》這本書中,作者除了復興了激進傳統,更展示了這些傳統能如何解決自由秩序的危機。

激進市場與台灣經驗

本書提案對台灣讀者而言別具意義,其中部分概念曾影響台灣的民主治理思維,某些做法甚至曾在台灣實行過。以第1章「財產權就是獨占權」所提到的「共同所有權自評稅制」為例,其實就是孫文所提出「平均地權」的延伸。而第2章「激進民主制度」的「平方投票法」,則是解決一人一票下,沒有辦法真正反應群體偏好差異的傳統制度,進而讓公共議題的討論更有品質。台灣總統盃黑客松自2019年開始,便使用平方投票法票選出晉級隊伍;這套方法適用於各種集體決策,將投票的質化差異凸顯出來。第5章「數據及勞務」的概念,更是與合作社、互助社等行之有年的傳統類似。

本書不只是理論,更有實踐。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指出,台灣經驗給世界的啟示,在於我們在生活中實地去試驗,讓這些理論變成現實可用的工具,而這本書更是可以幫助台灣讀者回過頭思考更細緻的理論層面。

本書作者之一的格倫・韋爾為了推廣《激進市場》中的提案,創立了非營利組織RadicalxChange(RxC),持續研究如何運用這些機制設計,解決目前市場和政府都無法處理的資源分配問題。正如微軟執行長納德拉所言,本書探討如何結合科技和市場的力量,創造更平等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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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