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三光」屠殺史(上):蔣介石欣賞夏斗寅,只因他敢更殘酷殺害共產黨人

國共「三光」屠殺史(上):蔣介石欣賞夏斗寅,只因他敢更殘酷殺害共產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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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夏斗寅雖然有「現代」教育和「革命」資歷,卻以儒家家長式的說法,表示他的做法是要恢復家鄉的秩序和元氣。但夏及其軍隊的暴力程度遠遠超過這個暴力時代的常規,恐怖、殘忍而又充滿戲劇性。

據縣志記載,到二十世紀二○年代末,麻城已經進入了惡性仇恨和突發暴力的鼎沸狀態。當國民革命嵌入這個一觸即發的場景,並提供了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和關於復仇與拯救的天啟式承諾時,其結果就是一場極度騷亂的血腥屠殺。正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富有政治同情和人道憂慮的觀察,這是一場「宗教戰爭般慘烈的內戰」。——羅威廉(William T. Rowe)《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

麻城的暴力文化傳統與深具現代性的階級屠殺

位於大別山南麓的湖北省麻城縣,北面與河南接壤,東面與安徽臨近,與黃州、蘄州一起形成了「積磅礴之萬山」的高地次區域。若是在和平年代,這裡堪稱一處「如畫紫雲之嶺」的風景勝地;然而,在戰亂和政治動蕩的年代,這裡淪為盜匪雲集、殺戮不止的人間地獄。

一葉知秋,一個縣城可以透視整個中國。美國學者羅威廉以麻城為「主人公」寫成《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一書,梳理了此地長達七個世紀的暴力文化:從元朝末年的農民暴動,到明清易代之際的戰亂,再到清帝國中後期的太平天國之亂,「砍頭、剁耳、挖心、割胸等殘暴行徑,和將敵人滿門滅絕的做法一樣,都是這種文化當中司空見慣的一部分。」

暴力司空見慣,人們見怪不怪,當地文獻中出現的話語,不論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都充斥著刺激性的語言,如屍積如山、血流成河、血洗,以及具有豐富象征意義的「紅色」——當蘇俄布爾什維克革命傳入中國後,「紅色」又被賦予革命的崇高意味,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黨旗,以及與之搭配的國旗,都以紅色為底色。

就麻城而言,最駭人聽聞的暴力發生在二十世紀二○年代之後。從孫文在廣東採納聯俄容共政策,到國民黨黨軍揮師北伐,一種新的「階級鬥爭」的觀念逐漸席捲包括麻城在內的大半個中國。耐人尋味的是,從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文與蘇聯特使越飛(Adolph Joffe)發表《孫越宣言》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發動「清共」屠殺之間那四年的歷史,國共兩方都給予高度肯定。然而,國共都不願正視的事實是:孫文就是打開潘多拉盒子的始作俑者,或者說孫文就是從盒子裡飛出來的魔鬼。

羅威廉以佔據本書四分之三的篇幅講述麻城自二十世紀二○年代以來的暴力衝突,他也將這段二十年的歷史放在更為漫長的七個世紀的大歷史中講述,給中外讀者上了一堂顛覆儒家「和平」、「仁愛」外衣的歷史課。但另一方面,他卻淡化了這段時期的暴力所具有的前無古人的「現代性」特質。羅威廉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對暴力的激化,也承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模仿了基督教「天啟」、「拯救」的觀念而將暴力合理化,卻未能更深入地彰顯此種暴力的「外來性」特徵。

羅威廉引用美國左派記者埃德加・斯諾對中國革命和暴力的「摩尼教式」的描繪,認為這種「對敵人極端的、毫不妥協的仇恨會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譜系,從而認可對他們採取最恐怖、最野蠻的行為。」羅威廉也在斯諾使用的「宗教戰爭般慘烈的內戰」的比喻中發現其「政治同情」和「人道憂慮」的成分。其實,斯諾更多的是肯定共產革命的合理性,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讓幾代西方知識分子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抱有天真爛漫的幻想——毛澤東不像史達林(Joseph Stalin)那麼殘暴,毛是一名東方哲人和詩人;中國共產黨不像蘇聯共產黨那樣信奉原教旨主義式的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溫和的、儒家式的、農民的政黨。在此意義上,斯諾的罪過並不比那些直接殺人的劊子手要輕。

出乎斯諾意料之外的是,革命之後的中國,並未放棄暴力。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是最近的一個例子,那時斯諾已去世了,若他還活著,不知當作何感想?是追悔莫及,還是怒髮衝冠?他的遺孀洛伊斯・惠勒・斯諾(Lois Wheeler Snow)代替他做出了反應。一九四九年,洛伊斯與斯諾結婚時,還是百老匯的一名嶄露頭角的演員。洛伊斯說:「在和斯諾相識、結婚後,中國就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斯諾去世以後,她單獨訪問中國數次,仍享有帝王般的待遇,中國官方為她安排的紅旗牌高級轎車有警車開道,一路暢通無阻。

然而,當天安門屠殺發生,一切都改變了。「即使是我也很難意識到,那麼長時間以來,我一直不知道那些侵犯人權的行為,要到天安門事件才讓我清醒過來」,斯諾夫人在二○○○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渾身是血的孩子被士兵拖走,它就在電視上,在客廳裡,在你面前。孩子們,我的子女,都在我身邊。我們大叫起來。就像在現場一樣。」此後,她再度訪問中國,目的卻改變了,她是去探望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然而,她要探望的丁子霖教授被軟禁在家,她們近在咫尺卻無法相見。

洛伊斯失望地離開中國,直到其去世再也沒有到過這個她和丈夫曾為之辯護過的國家。她在一篇公開聲明中說,原本安排的會面「是一個母親和她的兒子,對另一位失去了兒子的母親所能表達的同情和安慰,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門屠殺中失去親人、又在後來的歲月裡被剝奪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親和難屬們,表達我們母子和他們的團結之心。」雖然斯諾的墓地被高規格地安置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北大老校長蔡元培的墓地至今仍不允許從香港遷回北大,或許因為蔡元培曾支持蔣介石清黨),但只能由天安門母親們幫斯諾夫人前去掃墓。

斯諾沒有意識到,天安門屠殺的種子早已播下。二十世紀二○年代之後在麻城以及更多地方氾濫的暴力,與以往的暴力相比,最大的區別就是:以意識形態和階級身份來殺人,將殺人賦予現實的合法性和歷史的合理性。這種對暴力的正面肯定乃至歌頌,成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文化最顯著的特點。

羅威廉發現,即使在人民共和國時期,通俗歷史讀物也酷愛使用這類語言,從一九五八年蔡寄鷗的《鄂州血史》到一九九七年郭木的《喋血大別山》和不計其數的當地革命回憶錄,皆是如此。對當地人來說,到二十世紀中葉,看似無傷大雅的詞彙「清」,被賦予了人們再熟悉不過的恐怖色彩,是大屠殺有了模式化的委婉說法,如清野、清鄉、清剿、清縣和肅清。

羅威廉在《紅雨》一書中對麻城的個案研究,讓人不禁「哀生民之多艱」。接踵而來的屠殺,饑荒和瘟疫,讓麻城人口銳減,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四一年,人口減少近百分之二十。受內戰影響最嚴重的順河集和乘馬崗,人口損失更加驚人:從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四年的八年間,人口從十八萬銳減到五萬。「三光」(殺光、搶光、燒光)政策不是日本人的發明,而是中國人之間同族相殘的創舉,是超過「四大發明」的「第五大發明」。蔣介石和他重用的將領夏斗寅,毛澤東與同他競爭的政敵張國燾,都比日本人更早在麻城使用「三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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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為何欣賞夏斗寅:國民黨對共產黨及農民階級的屠殺

美國學者艾愷(Guy Alitto)在研究與麻城相對、位於大別山北麓的豫南地區時注意到,一九一○年代末到一九二○年代初出現了一場「新鄉村」的「創建」,由土匪、軍閥、官員、吏役和各種類型的土豪劣紳組成了「共生性結合體」。一九一二年,皇帝制度的廢除造成了可怕的失範:

政治和道德共同體的瓦解,任何單一、客觀、廣為接受的合法性標準的缺失,製造了一批新的鄉村菁英,他們的權力雖然來自複雜而多樣的渠道,卻最終都要依賴於對組織化暴力形式的直接或間接控制。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農村的情形惡化了。印度裔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論及清帝國晚期尤其是民國建立以來國家權力的「內捲化」——國家政權深入鄉村,加深了農村領袖與群眾間的分裂。這些農村領袖原來多是舊式鄉紳,他們面對來自國家和群眾兩面的壓力,有的選擇投靠並依賴國家的暴力來駕馭群眾,有的則選擇讓位並遷居城市,給予不肖之徒乘虛而入之機,此即農村領袖的「痞化」。於是,農村的「階級矛盾」變得尖銳了。

夏斗寅崛起的經歷正好折射出此一過程。夏斗寅來自於東山夏氏望族,雖然這個家族沒有人獲得功名,但其祖上是參與對抗太平天國的民團領袖。夏斗寅出生時,其家境已中落。夏由寡母養大,由於家境貧寒,只受過幾年小學教育,後來到武漢就讀於一所免費的新式軍校,畢業後加入湖北新軍。他參與了武昌起義,民國建立後,進入保定軍事學校深造。畢業後,他為地方軍閥效力,參與湖北自治運動,也支持孫文的護法運動,領兵對抗北洋軍閥,卻被吳佩孚擊敗。

北伐軍興,夏斗寅追隨唐生智加入國民革命軍。武漢政府成立後,夏被派往鄂西迎戰受蔣介石南京政府之命、沿江而下攻打武漢的四川軍閥楊森。然而,左傾的武漢政府支持共產黨人在農村實行激進的「痞子運動」,大量地主和富農遭虐殺。當夏斗寅家鄉麻城的地主們遭到恐怖襲擊的消息不斷傳來時,他和軍官們極為憤怒,對鼓勵這種行為的武漢政府充滿厭惡。一九二七年五月十日,夏響應蔣介石的電報,發動反共的兵變,調轉部隊向武漢進軍。武漢政府派出北伐名將葉挺的軍隊成功阻擊了夏軍,夏轉而在湖北西部和南部地區對左派分子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大範圍的清洗。

夏斗寅對底層階級毫無同情之心,他對反叛者無情屠殺。他與當地地主保衛團及祕密會社(包括支持過蔣介石的青幫)成功取得聯繫,以最兇殘的方式殺害了大約數千名共產黨員及農會、工會領導人。六月初,他到了湖北東部自己的家鄉,將血腥復仇延伸到黃岡、黃安、羅田和黃梅縣的鄉村。夏在黃梅縣碰巧遇到一場數百人的反蔣介石集會,他將與會者全部殺害。在其家鄉東山,他燒毀了木子店的農舍和商鋪,屠殺了數百人,其中很多是婦女和兒童。在東山南部的集市黃石港,夏手下的一名軍官襲擊了一所鄉村學校,殺害了裡面的老師和全部二十三個學生。

極具諷刺意義的是,夏斗寅雖然有「現代」教育和「革命」資歷,卻以儒家家長式的說法,表示他的做法是要恢復家鄉的秩序和元氣——蔣介石也喜歡使用類似說辭,更早的王陽明和曾國藩在平叛中亦有類似論述。但夏及其軍隊的暴力程度遠遠超過這個暴力時代的常規,恐怖、殘忍而又充滿戲劇性。

就連極端反共的美國學者韋慕庭(C.Martin Wilbur)都忍不住譴責夏的方式是「可鄙的」。夏在黃岡用烙鐵燒俘虜的肉,在羅田曾把受害者綁在樹上,用沾了沙和鹽的刀千刀萬剮。他喜歡把共產黨人浸在煤油裡,並將他們點燃。夏的士兵曾將嬰兒從母親胸前搶走,當著母親的面將嬰孩撕碎。夏的部下成桶地搜集農會會員的耳朵,獻給長官。夏還特別熱衷於折磨、虐殺婦女。他抓住有左派嫌疑的婦女,將她們剝去衣服後放在當地戲台上示眾,以表明她們的放蕩。在一起廣為報導的事件中,夏在麻城的鄰縣羅田將幾名婦女扒光衣服並把乳房撕裂開來,用鐵棍刺進去,並帶著她們在鄉村街道上遊行示眾。

在武漢政府的將領中,夏斗寅稍晚於發動「馬日事變」的許克祥,卻因為比許克祥更殘酷的屠殺共產黨人而得到蔣介石重用。一九三二年,夏斗寅被蔣介石任命為湖北省主席、陸軍上將。然而,夏斗寅的軍事才能實在有限,他始終不能消滅活躍在湖北的紅軍悍將徐海東。蔣介石將其免職,當眾奚落他一直要求「湖北人的湖北」,可真正掌控該省之後,卻沒有能力管好它。

在蔣介石的壓力之下,夏斗寅以及其他國民黨將領在第四次圍剿中採取更為徹底的「焦土」政策——這是「三光」政策的委婉說法,在抗戰爆發之前就在內戰中廣泛使用。在所謂的「匪區」,所有壯年男子都被殺害,所有房屋都被燒毀,所有莊稼都被搶走或破壞。在有嫌疑的村莊,國民黨的「殺人隊」殺光所有的男人、婦女和孩子,還向村裡的水井投毒以斬草除根。日本人的報紙報導,僅黃安縣就有十萬人被殺或故意餓死。整個鄂豫皖蘇區的死亡人數至少是它的兩倍。

一九三三年一月的萬字山屠殺,據說紅區有數萬居民被消滅,一所野戰醫院的三百名傷員全都被活活燒死。當地資料講述了共產黨員不分性別和年齡,全家被消滅殆盡,倖存者感到腳下浸透鮮血的地面濕滑,並挖掘大墓掩埋屍體——有一次,三千五百人一夜之間被全部活埋。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