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前,國民黨當局是怎麼看待發生在馬來西亞的「五一三族群衝突」?

51年前,國民黨當局是怎麼看待發生在馬來西亞的「五一三族群衝突」?
1969年5月21日,馬國軍方派發糧食救濟在13日爆發種族衝突事件後失去家園的災民。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國民黨當局之所以關注馬來西亞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除了反共因素外,還有基於血統的民族情感因素,因此關注事件中華人的處境。

1969年的5月13日,馬來西亞發生了族群衝突事件,至今死傷人數未明,官方也仍未給倖存者們明確的真相,相關的轉型正義工程更是付之闕如。

對於發生在東南亞的族群衝突,至今許多台灣人在對當地脈絡理解不足的情況下,多視之為「排華」。事實上,多年來馬來西亞社會多視五一三事件為族群、種族之間的衝突,而非完全以華人為受害者為出發點,畢竟這場族群衝突的成因相當複雜,從許多報導、口述歷史來看,其實加害者的面貌是不分族群的。

那麼,到底當年台灣政府是怎麼看待五一三事件的呢?

由於60年代是國際冷戰反共的年代,當時獨立不久的馬來西亞選擇與同為反共陣營的中華民國建立了領事關係。1964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獲准在吉隆坡設領事館,1969年(五一三事件爆發前)中華民國駐吉隆坡領事館獲准升格為總領事館,因此當時的外館人員必然也切身感受了這場對馬來西亞政治發展影響深遠的事件。

馬共因素

五一三事件指的是1969年5月10日馬來西亞第三屆全國大選後,發生在馬來半島西海岸幾個主要城市,一場維持兩周的街頭暴力事件。由於當時執政的聯盟在競選103席國會議席中僅取得66席,雖然保住了政權,但卻失去了掌握國會多數議席的優勢,而且在野黨陣營(以馬來人為主的伊斯蘭黨、以華裔、印度裔為主的行動黨、民政黨及進步黨等)得票率還過半,約51%。儘管在野黨陣營未能執政,但空前的成績讓在野黨支持者相當鼓舞,他們在選舉後的歡慶舉止也埋下了族群衝突的開端—有的報導與口述歷史提到,相傳當時在野黨的華裔支持者對馬來人發表了挑釁言論,如叫嚷馬來人「滾回鄉下」。

最終始於5月13日的族群衝突,馬來西亞官方報告中揭露的死亡人數是196人,其中143人為華裔、25人為巫裔、13人為印裔以及15人為其他族裔,華裔死亡人數占大多數。

根據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星馬雜卷》的《馬來西亞暴亂事件之起因節略》報告記錄,由於馬來西亞的「華僑」眾多,掌握經濟優勢,因此與人口佔多數的馬來人有摩擦;而當年的選舉結果出爐後,由於代表馬來西亞華人的執政黨馬華公會成績不盡理想,原在國會有27議席的馬華公會失去了14席,時任馬華公會總會長陳修信宣布該黨因得不到華人支持,因此該黨退出內閣,中華民國外交部報告稱馬華公會此舉加劇了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關係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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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國史館/杜晉軒攝
中華民國外交部針對五一三事件做出報告--《馬來西亞暴亂事件之起因節略》

由於五一三事件爆發後,時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以下簡稱拉曼)有把事件肇因歸咎於馬來亞共產黨(以下簡稱馬共),因此同為反共陣營的中華民國也因此認定五一三事件與馬共有關。1969年5月15日,外交部發言人魏煜孫曾就馬來西亞「華巫衝突」事件發表公開談話,他表示「據報載此次衝突已稍平息,我們希望秩序能立即恢復。至於種族之間自應和諧團結才能獲得國家的安定與繁榮,尤其在目前國際複雜情勢之下,更須儘量避免予匪共以可乘之機。」

五一三事件之所以被認為與共產黨脫離不了關係,乃因當時馬來西亞的行動黨、勞工黨等在野左翼政黨的成員/支持者,以華裔居多,且在野左翼政黨被認為仍接受與已退踞在馬泰邊境的馬共所控制,而馬共成員同樣以華人居多。

事實上,馬國政府的官方報告並未將五一三事件的肇因歸咎於馬共,而是源於族群間的政治、經濟實力差異;學者柯嘉遜2007年出版的《513:1969年暴動之解密文件》則指出,五一三事件的爆發乃因執政黨巫統黨內的派系鬥爭,是針對首相拉曼策劃的一場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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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台灣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五一三事件發生後,馬來西亞中文報章作出的報導。
「華僑」因素

五一三事件爆發6天後,《中華日報》19日發表的社論提到「此次不幸事件,雖為馬國內政問題,我們不宜多表示意見,但因為我們是反共的友人,而衝突一方又多為華裔公民,使我們不得不對此事感到關懷。」

隔日,《聯合報》發表社論〈檢討一週來馬國種族暴亂及其影響〉,並指出馬來西亞華人和馬來亞的鬥爭、宿怨之所以存在,主因為種族間政治與經濟力量發展的不平衡,包括華人在經濟上比他族佔優勢,而馬來人在政治上享政治特權,五一三事件之所以爆發,如同拉曼所說是由共產黨挑撥的等觀點。社論中也強調「雖然我們不願過問馬國內政,但由於馬國華人與我有血緣之誼,我們的關切,自屬必然。我們希望這一紛爭,終能獲得合理的處理與解決。」

可見國民黨當局相當關注馬國的局勢,畢竟在戒嚴下的台灣,報章媒體的言論多受當局的管控。從《中華日報》與《聯合報》的論述可發現,除強調中華民國也是反共國家外,也提到因為受害的一方為華人,因此中華民國不得不關注,這又是為何呢?

由於當時國民黨統治的中華民國仍以「正統中國」自居,加上採血統主義的《國籍法》仍視各國的華人為其「僑胞」、「華僑」,也即被視為中國人,無論當事人願意與否。因此五一三事件發生後,時任僑委會委員長高信到立法院進行報告,並提到基於血緣關係、反共立場,希望種族衝突早日平息。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戒嚴時期的許多新聞報導與官方檔案中,不時會看到稱馬來西亞華人為「華僑」,甚至「中國人」等字眼,不過《中華日報》與《聯合報》的社論顯然有小心地處理用詞問題,畢竟當時馬國政府對於國民黨仍視馬國華人為「華僑」是相當感冒的。譬如,在同年2月6日,拉曼公開批評國民黨政府、中共政府都試圖影響馬國華裔公民的效忠,他說「我國各種公民表示絕對效忠我國是十分重要的,作為一個新生國家,尤其一個多元種族國家…」接著3月7日,時任馬華公會總會長的陳修信公開倡議國民黨政府,應廢除僑務委員會這組織,陳修信說「臺灣政府把大馬的華裔公民,看作是僑居外國的中國國民,不但會損壞大馬與臺灣之間的關係,同時使別人對大馬華裔公民的效忠產生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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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國史館/杜晉軒攝
1969年2月,馬國首相拉曼批評國民黨當局試圖影響馬國華人的忠誠。

當時拉曼和陳修信之所以對國民黨當局高度不滿,是因為馬國政府接獲學生投訴,國民黨要求所有在台留學的馬國華裔學生(即所謂的「僑生」),必須參加軍訓,而軍訓中又包括了對中華民國國旗、蔣介石效忠的環節。

1966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定《專科以上學校僑生暑期集訓通知》,強制馬國華裔學生在內的僑生接受軍訓,引起了馬國政府的不滿。箇中緣由,除軍訓政策必然與馬國政府對人民的國族認同建構發生衝突外,一定程度上馬國當局也忌諱華人掌握軍事力量,影響族群政治的穩定。一直到1970年,國民黨當局才不強制馬國「僑生」參加軍訓,馬台之間的爭議才告一段落,由於五一三事件後馬國的族群關係比以往更脆弱,國民黨當局是否有顧慮到繼續強制馬國華裔學生接受軍訓會造成更多種族問題,這就有待未來更深入地研究了。

綜上所述,國民黨當局當時之所以關注五一三事件,除反共因素外,還有基於血統的民族情感因素,畢竟當時國民黨當局認為中華民國依然各國華人的祖國。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至今仍有部分台灣人會認為這五一三事件是「排華」,但筆者閱讀了相關的報導和檔案後,發現其實當時國民黨當局並沒有使用「排華」二字,僅以「種族衝突」來定義此事件。

更多國民黨眼中的「五一三」待發掘

根據筆者的研究,無論是在國史館或中研院近史所收集到的檔案,在有關五一三事件與中華民國駐吉隆坡領事館的檔案中,並沒有談及「撤僑」、領事館人員對騷亂事件現場的任何第一手報告,殊為可惜。

在外交部整理的《駐吉隆坡領事館政情報告》之中,對於五一三事件所提不多。根據這份報告記載,駐吉隆坡總領事館在1969年8月7日去函外交部亞太司,稱馬國政府在同年7月25、26日召開亞太使節會議時,馬國駐台北總領事許英喜在會議中提到,馬方對於五一三事件發生後,台灣報章全採用外電通訊社消息,中央社卻無報導而感到惋惜。由於當時美國合眾社等西方通訊社,報導五一三暴亂的死傷人數比官方數字多,引起馬國政府不滿。

報告中提到,駐馬來西亞總領事張仲仁跟許英喜解釋稱,由於當時蔣經國(時任國防部長)出訪泰國曼谷,因此駐馬國的中央社特派記者被派往曼谷支援採訪了。也許,當時拉曼政府認為同為反共陣營的國民黨當局所控制的中央社,不像西方媒體,會在五一三事件的報導角度上會更迎合馬方立場。

如今,當年的總領事張仲仁已逝,那曾經歷過五一三事件的台灣人,似乎就只剩前副總統蕭萬長先生了。1966年,蕭萬長先生被派往馬國任中華民國駐馬副領事,不過其回憶錄與任何公開訪談也沒提到他所經歷過的五一三事件。遺憾的是,本人曾嘗試約訪蕭萬長先生談其經歷,以及有關戒嚴時期馬國僑生遭政治迫害的事蹟,但未得到回應。

無論如何,希望未來台灣官方會公開更多檔案,以讓更多研究者能理解到半世紀前的這場族群衝突,因為當時中華民國的角色不僅僅是在馬國的外國領事館,或「反共同盟」,對馬國政府而言,中華民國仍是一個以祖國之姿去看待當地華人為其僑民的「外國勢力」,在1974年馬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前,馬台雙方對馬國華裔仍有索取效忠的競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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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