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史再認識(二):羅發號事件與「南岬之盟」,證實台灣東部不屬於清朝

中日近代史再認識(二):羅發號事件與「南岬之盟」,證實台灣東部不屬於清朝
Photo Credit: Harper's Weekly@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羅發號事件」和「南岬之盟」在國際法上有重要意義。最開始美國把台東理解為中國的領土,因此要求中國政府處理。但中國政府的表現讓李仙得大失所望。

前文說到,日本為了兼併琉球,需要創造一個國際法上承認「琉球是日本一部分」的先例,為侵略琉球正名。這個機會出現在1871年的八瑤灣事件,即琉球人在台灣被原住民殺害事件。日本借為琉球人出頭,去證明「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

由於事件涉及台灣,在討論八瑤灣事件前,還必須討論一下台灣,特別是台灣東部,在截至這個時期的國際法地位。

台灣在東亞歷史中很獨特。這指台灣島長時間是東亞的一塊國際法意義上的「無主地」(國際法意義上的無主地,不等於台灣沒有主人,台灣原住民是台灣最早的主人)。儘管現在中國說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但事實上,中國第一次佔領台灣還是17世紀末期,即清朝康熙之時的事。考慮到:1)台灣是這麼大的島嶼,2)距離中日兩個大國並不遠,3)在鄰近的琉球上也早建有國家(當時台灣被稱為「小琉球」,儘管台灣島的面積遠遠大於琉球列島),4)甚至和台灣島不遠的澎湖列島上也曾有過建制,台灣長期處於「無主地」狀態,的確令人奇怪。

歷史上,台灣最初只有屬於南島人種的原住民。在16世紀,即中國明朝和日本的戰國時代,台灣成為中日海盜的聚居地,是「倭寇之亂」的海盜據點。根據在中國清朝官方著作《大清一統志》的記載,17世紀初,即中國的明朝末期,漢人海盜顏思齊在日本招募日本流民在台灣開發,台灣「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屬於日本」。這樣說來,日本人反而是最早在台灣開發的人群。

1624年,荷蘭人(東印度公司)佔據了東南部的台南(熱蘭遮城)。1627年,西班牙人佔據了東北部的基隆,兩國在一南一北先後建立起政權。1642年,荷蘭攻陷雞籠,把西班牙人逐出台灣。明亡清興之際,漢人鄭成功(他是漢人與日本人的混血)要為明朝建立抗清基地,趕跑了荷蘭人,在台灣建立鄭氏政權,這是第一次在台灣出現的漢人政權。1683年,清朝攻陷台灣,把台灣兼併為中國(清朝)的一部分,這是第一次由中國管轄了台灣。

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國佔領台灣的年代和西方國家推行殖民主義的年代基本重合(實際還晚了一些)。這從鄭氏政權從荷蘭手裡搶過台灣就可見一斑。作為對比,在1683年清朝佔領台灣時,英國人已經在美洲大陸建立了最初13個殖民地中的大部分,只有喬治亞建立得更晚。中國佔領台灣的性質和西方的殖民主義並非不可比擬。更重要的是,儘管清朝兼併了台灣,但對台灣統治並不完全。從《大清一統志》看,清朝在台灣建制僅限於西岸,台灣中央山脈以東則屬於「生番」之地。清朝最早建立界碑「原漢界碑」,在地圖上劃出「土牛紅線」,以表示區隔。台東地區在19世紀70年代「開山撫番」之前沒有建制。因此,在牡丹社事件發生之際,台東是否清朝的一部分還存在相當的爭議。

有人認為,清朝在臺灣實行的「贌社」和「社餉」制度是對臺灣原住民的稅收,是一種統治的方式。贌社先是一種貿易專賣制度,從荷蘭人統治就開始:政府把台東原住民村舍的交易權招標,得標的承包商可以壟斷與該村落的交易,但必須每年給政府交稅。在鄭氏臺灣時期和清朝佔領臺灣初期依然如故。這時的贌社更應被視為對交易商的專賣權稅,而不是對原住民徵稅。「贌社」後來演變為「社餉」制,按照原轉賣權數額直接徵稅,性質上才是真正稅收。到了乾隆年代,演化為丁稅更是稅收無疑。

但這種說法容易把「生番」和「原住民」混為一談。清朝穩定的徵稅僅限於原住民中的「熟番」。有的部落有時會納稅,反覆不定,稱為「歸化生番」或「化番」。至於「生番」則不徵稅,實際上一切管理都沒有。這些「化番」和「生番」居住的台東地區才是需要討論的重點。

牡丹社事件中的牡丹社,根據《續修臺灣府志》記載,在雍正三年,牡丹社是「歸化生番」一十九社之一,「共輸鹿皮九十五張」,但此後沒有其他記載,易見牡丹社是「化番」,但長期沒有納稅說明沒有真正「歸化」,重變為「生番」。至於涉及殺害琉球人的高士佛社則沒有納稅記錄,推測是「生番」。

如何理解台灣東部「生番」之地的國際法地位,需要從多個角度分析。

1735年法國人所繪臺灣地圖_Map_of_Government-control
1735年法國人所繪清廷實際控制臺灣區域│Photo Credit: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uville@Wiki Public Domain

首先,在中國政治傳統中,沒有正式建立建制的「生番」之地並非罕見。現在我們理解國家的領土是「一整片」的領土,但回到歷史現場,在中國南方内陸更合適的理解是坐落在大片「生番海洋」中的「稀稀落落」的「據點島嶼」。在歷史發展中,據點越來越大,逐漸連成一片,但大片的「生番」的領土依然存在,只是面積縮小為「生番湖泊」。因此,對邊疆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在中國西部和北部遊牧民族的「邊疆」上,而應把這種内陸的邊疆也考慮在内。

在這些「生番湖泊」中還存在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在一些「生番」地區什麼建制也沒有,就是「生番」自行管理,朝廷不聞不問;第二種情況則有土司制度(或類似的制度),即「生番」有較為正式的政權,也與中國的行政機關存在某種形式上(通常是名義上的)的從屬關係。在歷史上,生番通常從朝廷不聞不問的自行管理,演變到土司制度,再經過「改土歸流」,整合為領土建制的一部分。

那些自行管理的「生番」土地(即第一種情況)是否當時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呢?很大的可能為「是」。這裡不詳細討論,但最重要的通用標準還是在地理上,「生番湖泊」被中國政區包圍。根據國際法上的「領土完整性」原則,很大理由把它們視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作為國際法上的類比,可以用19世紀美國擴張時的領土做一說明。在美國擴展階段,美國獲得領土有兩步,第一步是名義上獲得領土,即從西班牙、法國、英國手上以購買割讓等形式獲得諸國的承認,第二步是實際上從原住民(印第安人)手裡取得土地,這不乏通過戰爭的手段實現。這些原住民可以類比為中國領土上的「生番湖泊」。當時美國即便尚未實際取得土地的控制權,但在國際法上也已成為美國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東部的「生番」類似中國大陸上「生番湖泊」中的第一種情況,即「生番」自行管理,連土司制度也沒有。但和大陸上的「生番」相比,在國際法上,論證台東土地當時「屬於中國」面臨更大的挑戰:台灣是一個島,台東沒有被中國真正管治的土地包圍,所以沒有形成中國内陸「生番湖泊」那種「領土完整性」的概念。

一個國家在一個島嶼的一部分建立統治,是否能被國際法視為已把整個島嶼變成了該國的領土。這又是一個有趣的國際法問題。理論上說,一個島嶼或也可應用領土完整性的完整。但在歷史上可以找到相當多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正面的如,丹麥在1929年與挪威的格陵蘭島爭端中,論述自己佔領了格陵蘭的南部就已建立了對整個格陵蘭的統治,並說服仲裁員。反面的例子如,日俄在庫頁島,英荷在加里曼丹島(今馬來西亞和印尼),法西在伊斯帕尼奧拉島(今海地和多明尼加共和國)、智利和阿根廷在火地島都建立的分割式統治。可見,島嶼的領土完整性原則並非那麼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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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仙得所繪製的地圖,在地圖中下部分有指出「Where the Rover's Crew landed」(譯:羅妹號船員登陸處)│Photo Credit: Charles W. Le Gendre@Wiki Public Domain

對台灣而言,更重要的一個例子是發生在1867年2月的「羅發號事件」爭議。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又稱羅妹號)在漂流到屏東擱淺,包括船長在内的14人被排灣族原住民殺害。逃生的船員到了台灣府報告,被清朝官員以生番地區不歸王化為由不加處理。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W. Le Gendre)在4月欲到當地直接溝通不遂。與中國官員交涉,則被中國官員推搪,還以土牛紅線說明「番界線」之外的土地不在版圖上:「臺地生番穴處猱居,不載版圖,為聲教所不及,是以設有土牛之禁。」美國海軍在6月發動福爾摩沙遠征(Formosa Expedition)又戰局不利。於是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正式向中國發出外交照會。

在美國壓力下,中國終於派台灣總兵劉明燈率幾百士兵進軍台東,但同樣受阻。李仙得不顧美國外交系統建議,決定自己出馬,9月通過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搭線,在劉明燈等人陪同下到達台東,與原住民首領Tokitok(卓杞篤)會面。這次會面達成口頭協議。劉明燈還在台東勒石「劉提督碑」。但李仙得此後一再要求中國在台東切實管治,杜絕殺害外國人事件再發生,卻遭到中國拒絕。(註1)最後,李仙得因清朝不作為,決定繞過中國政府,自己在1869年再到台東,與原住民正式簽訂「南岬之盟」。(註2)

「羅發號事件」和「南岬之盟」在國際法上有重要意義。最開始美國把台東理解為中國的領土,因此要求中國政府處理。但中國政府的表現讓李仙得大失所望。

第一,清朝多次表示台東不在「版圖」,表示不願管,不能管,在美國再三要求下才出兵,還出師不利,說明真的」管不了」。第二,美國軍隊出征台東,中國沒有外交抗議,譴責美國「入侵」。第三,在1867年第一次談判時雖有中國官員在場,但談判方是美國人和原住民,中國官員的功能看來是輔助性的美國方面的說客。如果台東真是中國的領土,那麼站在談判桌一方的應該是中國官員而不是原住民。第四,李仙得1869年正式簽訂盟約時,只有美國人和原住民代表,沒有中國參與。第五,雖然李仙得在1867年之旅很大程度可以被解釋為私人身份,但1869年正式簽訂的「南岬之盟」列入了美國的外交文書,說明得到美國政府的認可。以上這些事例說明,台東地區在1869年左右的狀態,很可能被解釋為「不屬中國」。

但能否把「南岬之盟」解釋為當時台東已是「獨立國家」呢?這也存在很大的困難。首先,在當時的國際法中,類似排灣人這種程度的社會政治結構,通常被認為是「部落」,而不是「國家」。第二,當時被認為是「國家」的原住民社會只有一個,就是夏威夷王國。夏威夷被認定是國家,是經過多國的正式承認,包括英國、美國、法國、比利時等,有正式的承認公告和派駐外交代表。第三,「南岬之盟」不是正式的條約,而是「備忘錄」(memorandum),類似的備忘錄在美國歷史上非常常見,比如美國與美洲原住民簽訂的「條約」大多就是備忘錄,簽訂備忘錄不等於承認對方的「國家地位」。第四,李仙得自己也認為台東是無主地,還以此在牡丹社事件中鼓勵日本出征。

值得指出的是,李仙得此人在羅發號事件和牡丹社事件中都扮演重要角色,他把對台東領土地位應該是「無主地」的理解寫成文章,以後成為日本顧問,直接影響了日本在牡丹社事件中的決策。

(待續)

註釋

  • 註1:Paul D. Barclay,Outcasts of Empire: Japan's Rule on Taiwan's "Savage Border," 1874-1945Ip60-65
  • 註2:Annual Report on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US and Foreign Nations. p85.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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