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選舉制度:執政黨因制度而佔有政治優勢,但不代表民意基礎必然穩如泰山

新加坡選舉制度:執政黨因制度而佔有政治優勢,但不代表民意基礎必然穩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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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新加坡執政黨需要面對的隱憂,是其精英似乎已身處象牙塔內,逐漸脫離民眾。須知道,新加坡擁抱全球化已使其社會進一步分裂,民眾要過滿足愉悅生活也已愈加不易。

文:陳思賢
翻譯:鄺健銘

為了取得民眾穩固的支持,威權政府需與民眾訂立基本的社會契約,且也要定期舉行選舉。大選之後,政府亦需確保其政策能急國民所急,確保其管治能在國防、經濟、社會服務、宜居城市規劃等方面滿足國民需要。不過,若要使政權的政治認受變得牢不可破,單憑這種官民利益交換關係並不足夠,政府還需向民眾動之以情,從而建立自身的道德威望。

新加坡政府權力基礎之一:選舉政治

從表面看,新加坡承繼了英殖時代近一個世紀半(1819至1963)所建立的政制,國家政體形似自由民主體制,但選舉競爭仍然欠奉。新加坡自1959年成為自治邦之後,執政黨人民行動黨一直贏得國會大多數議席(事實上在1968至1981年間,人民行動黨贏得了所有選舉議席)。對國家體制直接或間接的控制、不乏創意的法規調整(例如以有利於執政黨方式劃分選區)、廣受認同的執政表現都已令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得以獲取壓倒性的政治優勢。在可見的未來,反對黨的發展前景會大為受限。換言之,縱然按國際標準而言,新加坡選舉仍算自由普選,但這並非真正公平的選舉。按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解讀,每次大選結果象徵選民對既有威權管治的強有力民意授權,執政黨往往藉此反駁各種對公平選舉的訴求,重申「容許反對黨勢力壯大並不明智」。新加坡知名企業家、公共知識份子何光平認同新加坡一黨獨大體制能經時間考驗。他預測, 新加坡恐怕在十五甚至三十年後才能邁向兩黨制(Ho, 2016)。

新加坡所承襲的英式議會制有別於美國總統制。美國總統制側重約束與制衡政制權力,英式議會制則傾向為行政機關集權,兩黨制隨之而成形。在後殖時代、自獨立建國起,新加坡定期舉行缺乏競爭、強迫國民參與的選舉,能經歲月試煉的一黨獨大政治體系從中而生。這個體系由強勢內閣領導, 內閣之首是更強勢的新加坡總理。

從1980年代起,新加坡國家憲法曾被修改數次,修憲總以推動國家自由化之名進行,但修憲結果往往令反對黨勢力更難生存。例如在1988年,新加坡政府引入集選區制度,並以此新制取締大部份單議席選區。集選區意指多議席選區,在此選區內競選的都是三至六人團隊。設立集選區的一大意義,是為確保少數族群(例如馬來裔、印度裔、歐亞裔等)能取得國會議席,每個集選區的勝選團隊會有至少一人為少數族群成員。集選區新制令選區擴大,市政管理行政也隨之而更具效益,但這對反對黨力量發展不利。在舊有制度之下,反對黨力量原已生存不易;於集選區新制下,反對黨更難尋得符合資格的理想候選人。新加坡採用領先者當選(First Past the Post, FPTP )選舉制度,在此制度下,所佔面積更廣的集選區更容易中和反對黨支持者的選票影響力。此外,集選區之設立也方便執政黨提拔新人。在集選區之中,人民行動黨能夠安排資歷較老的部長級別黨員搭檔資歷較淺、實力較弱的同黨候選人競選,後者為此較易躋身國會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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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總統民選制度是新加坡修憲的另外一例。在1991年之前,新加坡總統只是具慶典象徵意義的國家元首,該年之後,總統改由直選產生,任期六年,在任期間不得擁有政黨黨員身份。新加坡總統權力包括:阻止執政黨政府動用國家儲備、任命公務員體系重要人員、監督與新加坡貪污調查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CPIB)及《內部安全法令》相關之事務。(註)新加坡總統改由民選,一定程度上讓人感到新加坡已在邁向國家自由化,愈加重視權力制衡。但從選民角度看,此一政制改革卻會削弱反對黨在國會角色的重要性。事實上,人民行動黨政府能夠篩選總統選舉參選人。下文將會談到執政黨政府如何影響總統選舉、如何確保執政黨屬意的候選人更容易勝選。

2001年,新加坡國會大選在美國九一一恐襲兩個月後舉行。當時全球瀰漫政治不穩定與經濟不景氣之陰霾。在該次大選,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創歷史新高,達75.3%。但此後在2006年與2011年大選,縱然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得到政制之利、佔有優勢,其得票率仍然接連下滑至66.6%與60.1%,這是自新加坡獨立建國以來執政黨所得的最差選績。2011年大選令兩位部長失去國會議席。當時很多政治觀察者預測,在「新常態」下,人民行動黨可能會在2015年大選失去更多選票與議席,與此同時,反對黨應更能廣攬人才,其聲勢不會再明顯落後於執政黨。按這種預測,現代化理論所描繪的民主化景象似乎終會在新加坡實現。不過執政黨在2015年大選收復失地,其得票率增至69.9%。這屆大選前所未見的一個特別之處,是反對黨勢力首次能夠派員角逐所有議席。2015年也是新加坡國慶五十週年、李光耀去世的重要政治年,這有助解釋何以執政黨所得的選民支持度能夠回升。

無論如何,2015年大選結果仍然令人感到意外。在此之前,新加坡社會中的反建制情緒已然浮現,這在社交媒體之中更為明顯。新加坡民眾之所以不滿,是因為他們認為新加坡政府似乎已由精英與權貴掌權。從民眾角度看,這些管治精英傲慢、不可一世、自以為是、恃勢凌人、離地,而且經常壓制不乏參考價值的政治異見。不過,根據民調,執政黨人民行動黨依然深受民眾信任。例如2016年愛德曼信任度調查(Edelman Trust Barometer)結果顯示,新加坡逾七成受訪者表示信任執政黨政府,相較2015年結果,2016年比率增約4%(2013至2015年比率一直下跌)。今天大部份新加坡成年人都在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環境之中成長,人民行動黨過去的執政表現也往往會影響他們的政治判斷。官方國家發展論述總會強調,在過去國家發展之中,執政黨政府扮演英雄角色,居功至偉,國家因此得以銳變,在短時間內「從第三世界躍身成為第一世界」,這種論調自然會降低選民票投反對黨的意欲。但愛德曼信任度調查結果並非全然對執政黨政府有利。結果也顯示,獲取較多資訊的受訪者與一般大眾對政府信任度不一,前者較信任政府,後者則相反,兩者對政府信任度差距為17%,這個差距比全球平均值(12%)來得高。調查結果意味,如果新加坡貧富差距問題持續惡化、假若新加坡政府只繼續小修小補其社會資源再分配政策,新加坡政府所獲公眾信任度必然會明顯下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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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人民行動黨成功蟬聯執政新加坡。

心理學學者陳大維(音譯,David Chan)警告,一旦政治領袖繼續對民眾的疑惑不聞不問,針對政治領袖的「有害犬儒主義」(harmful cynicism)思想便會漸現於社會。陳大維建議,政治領袖的要務是說之以理、輔以可靠證據,化解公眾疑慮,將之變為公眾對領袖能力、誠信、仁心之「有條件信任」(conditional trust)。執政黨固然因制度之便而佔有政治優勢,較易得到民眾的情感支持,而且其得票率也一直相對穩定地高企,但這不代表執政黨所得的民意基礎就必然穩如泰山。執政黨需要面對的隱憂,是其精英似乎已身處象牙塔內,逐漸脫離民眾。須知道,新加坡擁抱全球化已使其社會進一步分裂,民眾要過滿足愉悅生活也已愈加不易。陳大維因而指出,人民行動黨仍需小心經營其形象,以行動證明其能力、誠信與仁心,進而鞏固其政治認受與道德威望。

註釋:依照法規,新加坡內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部長可以維持公眾秩序之名,運用行政權力,進行不經審訊之拘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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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季風帶出版。

作者:陳思賢
翻譯:鄺健銘

面對瞬息萬變的全球局勢,於內憂外患之中,被全球大小國家視為發展典範的「新加坡模式」將會如何延續其榮光?

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將從本土民情角度書寫「新加坡模式」原貌,破除「新加坡神話」迷思,分析「新加坡模式」在後李光耀時代面臨的危機。《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是立足本土﹑解構「新加坡模式」成敗得失的必讀入門書。

季風帶-新加坡模式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杜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