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醫師談ADHD:每天都在補救被漏接的孩子,國家卻認為我們只要當藥罐子

精神科醫師談ADHD:每天都在補救被漏接的孩子,國家卻認為我們只要當藥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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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過去曾提議過,如果要吸毒孩子的家長來上課,練習親職技巧,應該要補償他一日工作的損失,讓他有意願來學習,有時間來幫忙他的孩子。但得到的回應是資源不足。連吸毒孩子的家庭都沒有資源了,ADHD怎麼可能?

王浩威醫師在過去曾有一篇專文提到這樣的現象,這都是每位精神科醫師的日常,我們每天都在補救被漏接的孩子,有的早、有的晚,而晚的經常讓人覺得很唏噓,甚至讓人很憤怒。

關於學校的問題,我以前碰過因為ADHD被體罰、霸凌、冷暴力的孩子,但也很難完全歸責給學校。這是因為教育單位給予一線教育現場的IEP(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資源太少,教師面對主管單位與家長的諸般要求,早就有心無力,而學校系統與精神醫療專業人員的連結也不夠,資源大多都以問題更嚴重的孩子為優先,很難塑造出支持性的教育環境。

由於台灣家庭經常是很家父長主義的,且對於智育有高度期待,再加上過勞,很多家長沒有與孩子共同學習成長的時間,只能以他的人生經驗去推敲孩子的未來,後來經常變成父母與孩子的關係像是上司與下屬。在這種上對下的關係中,學習變成是要求成果,而非檢視歷程、檢視親子關係。我們常說父母觀念要改變,但是觀念要改變,政府跟社會有沒有提供這個時間跟機會呢?

舉例來說,如果父母為了育兒要學習親職技巧,老闆會讓他請假嗎?社會會有鼓勵措施嗎?我過去曾提議,如果要吸毒孩子的家長來上課,練習親職技巧,應該要補償他一日工作的損失,讓他有意願來學習,有時間來幫忙他的孩子。但得到的回應是資源不足。連吸毒孩子的家庭都沒有資源了,ADHD怎麼可能?

我每次經過學校外頭都很感慨,我常看到學校外頭紅紙貼著考到哪裡哪裡,比賽第幾名,我從來沒看過學校貼紅紙寫我們的孩子最健康、最快樂。我們的社會,並不是把孩子的健康、快樂當作指標,就好像近期放榜,沒有人會去報導孩子就讀不同科系的人生願景與期待,但老是去報導考上醫科的孩子的心路歷程。

其實,根據我的側面觀察,許多這樣的孩子是迷惘、掙扎、不快樂的,只是他們不會在媒體講而已,特別是麥克風督過去,校長老師家長在旁邊的時候。

環境是最重要的,但環境的問題往往反映了體制的缺陷。只有乳酪的一角,很難看到全貌。從整個系統來思考這個問題,才比較能瞭解問題在哪裡,解決一片乳酪,系統的漏洞還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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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李俊宏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