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國難史觀」的利與弊──從韓國李舜臣形象轉變說起

「克服國難史觀」的利與弊──從韓國李舜臣形象轉變說起
Photo Credit: Jeff Harr,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克服國難只是其中一種史觀,而不是國史教育的唯一之道與史實。

1592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1537-1598年)發動征伐朝鮮之役(1592-1598年),朝鮮半島成為了這場東亞世界大戰役的戰場。明帝國為了捍衛藩屬體系的運作以及關內的國防考慮,明神宗(1563-1620,1572-1620年在位)決定派遣大軍支援朝鮮。日本稱為文祿‧慶長之役;朝鮮一般直稱此戰為「壬辰倭亂」,而中國學界多稱為萬曆朝鮮戰爭。

其中,明軍無論在陸上戰場與海上戰場都扮演著各種有意義的角色,這在明朝的史料及《朝鮮王朝實錄》裡都有明確的印象。事實上,戰後,朝鮮士大夫階層以及王室成員刻意強化這種名分觀念,來加強他們的統治體制,以重組他們在壬辰倭亂後的權威,故開始傳播「再造藩恩」的思想,亦都側面反映明朝確實在戰爭有著積極的角色。不過,在現代的韓國歷史教育或是文化創作裡,明朝的形象都和史料上所記載的有所不同。

領朝鮮海軍獲取多場勝仗的李舜臣

當一般遊客去到首爾旅行,在光化門前會看到兩位歷史人物的銅像:一是朝鮮在文教上以及創製韓文上有極大貢獻的世宗大王(李祹,1397-1450年,1418-1450年在位),另一位是壬辰倭亂期間,率領朝鮮海軍獲取多場勝仗的李舜臣,一文一武代表著朝鮮時代的歷史如何形塑著韓國的民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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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Hnc197,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2.5
光化門廣場的李舜臣雕像。

熟悉戰略遊戲的讀者或會知道韓國海軍有傳說中的龜船(即有類似現代鐵甲船功能的板屋船)擊敗日本軍隊,而將龜船加以用於戰場的,就是被封為忠武公的李舜臣。李舜臣在16世紀的《朝鮮王朝實錄》的記載,都在不同各處裡展示他是忠臣以及對戰事有攻的記載,例如1598年11月3日,當時派駐朝鮮的明軍將領邢玠(1540-1612年)曾向朝鮮宣祖表示:「貴邦摠兵李舜臣,盡心討賊,至爲可嘉。」戰爭中,李舜臣主要在鳴梁海戰與露梁海戰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他更在露梁海戰中陣亡。其中,鳴梁海戰是戰爭初期少數只有朝鮮海軍與日本海軍的直接對壘的戰事,李舜臣具智慧、毫不畏懼的民族英雄形象,在電視劇《不滅的李舜臣》以及2014年賣座電影《鳴梁:怒海交鋒》完美呈現。

然而,從史料裡面會看到更多不同的李舜臣面相。除了鳴梁海戰外,李舜臣在不少戰役中並不是我們想像中般如意地取得勝利,如釜山浦海戰,便是一場李舜臣主導而失敗的海戰。而在李舜臣死後,縱使朝野上下對其忠臣形象不斷地認可,但當有人建議為李舜臣立祠事,宣祖卻曖昧回應:「民間私自立祠則有之,自國家命立,則無之,此事聞見量為。」可見,宣祖仍然對李舜臣有不信任,這是16世紀末至17世紀記載關於李舜臣的「史實」。

韓國「克服國難史觀」的政治因素

然而,李舜臣的形象在近代出現神聖化與英雄化的轉向。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重要的韓國史家申采浩(1880-1936年)以及思想家朴殷植(1859-1925年)分別出版《朝鮮第一偉人:李舜臣傳》以及《李舜臣傳》,來呈現李舜臣這位「上天為我們國家推出的聖賢」形象的民族英雄。李舜臣在20世紀初,已經轉化為國難當前挽救朝鮮這個國家的英雄,是日韓合併(韓國慣稱:日帝強佔)後留下李舜臣的英雄化歷史意識,也是一種克服國難史觀的經常運用的歷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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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문화재청,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18世紀時人對李舜臣的嘉許。

戰後大韓民國成立以後,「克服國難史觀」成為了韓國歷史教育的主流意識,李舜臣成為了聖雄,而各地亦開始興建各種李舜臣的塑像以及紀念碑,民族的需要,進一步強化李舜臣毫無疑問的地位。相對之下,明軍在戰爭的角色則被模糊,以及被放大他們在朝鮮半島裡的各種不當行為。同時間,日本作為侵略的一方,自然則加以怪責。為了強化人民對國家歸屬,李舜臣象徵著克服國難的歷史符號便成為了不斷神化與放大的對象。由此可見,所謂「史實」是可以在選擇表述與呈現的過程中放大或縮小某種意象,以傳達某種歷史訊息於公眾。

韓國學者一直有聲音指出歷代政權,為了政治目的故意強調或利用克服國難,強化特定的歷史印象,甚至歪曲歷史事實,印刻在韓國的歷史教育與歷史研究裡,這方面是韓國處理東亞史,特別是涉及對日、對中交涉史中的重要問題。而事實上,近年韓國的國史教科書爭議,在經歷朴槿惠政權與文在寅政權的更替時,也反映出到政權對韓國國史的歷史論述隨著社會的氣不斷的轉變,例如其中一個爭議點在於論述朝鮮政權(即北韓)以及1960年代以後的韓國社會,一些字眼與使用角度,便成為了爭議所在。這顯然可見,歷史事實從來是可以因政權需要,而經常微調與放大某些歷史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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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太田天洋 in "Chinese Siege Warfare: Mechanical Artillery & Siege Weapons of Antiquity",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1.0
「朝鮮戦役海戦図屏風」

本文借李舜臣的故事希望提出,任何一種史觀以及呈現歷史事實的論述,背後都會隱藏或是散發某種主張與動機。雖然韓國政府曾經嘗試以國編的方法推動歷史教育,但他們是容許民編教科書的存在,亦即認為政府有「討論空間」,可容許師生自行批判與思考各種的歷史議題。即使政府刻意要強化「克服國難歷史」也好,但多元的聲音也可以存在,也無需要避忌。

將時間推回至1920年代──正值「克服國難歷史」史觀澎漲的年代,韓國知識份子玄丙周(1880-1938年)撰寫他的《秀吉一代和壬辰錄〉時,他試圖以三國視野看這場戰事,但他卻沒有英雄化李舜臣,同時在總評之中指責豐臣秀吉對朝鮮、明朝和日本帶來的損害,但是沒有只追究他的罪責。從玄丙周的寫作手法可反映民族歷史教育是可以在客觀的視野中批判而對自己生活的社會有更多的認識。

「克服國難」教育,並非歷史教育

日前,香港有論者以鴉片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的論述,借題發揮指出國史教育的意義,認為香港的國史教育在中、小學教育階段,不容所謂「五十五十」的主張,更以韓國的國史為例指出:「相信韓國首爾、日本東京等地,在基礎的中小學教育裏,師生們對他們的國史學習,都沒有各打五十板的換位思考法,老師們都會代代相傳,教導學生要愛自己的民族英雄、愛自己的國家……」筆者無意指出該文撰寫者如何從韓國得出相關結論,但這種認為歷史教育只需要愛自己的民族英雄與愛自己國家的精神,顯然還是一種停留「民族克服國難」的史觀,其實也是為了滿足這樣的史觀,而認定某些可強化「克服國難」的資訊與材料才是史實,從而忽略多邊聲音的歷史教育。即使面對國難的韓國學者玄丙周在日帝佔據期間,仍能客觀地運用各種資料提出其論證,沒有必要告訴大家需要愛上李舜臣。換言之,克服國難只是其中一種史觀,而不是國史教育的唯一之道與史實,而李舜臣也是在為了不同政權的「國難」需要,而不斷在「移動」與「改變」的歷史人物。

而事實上,近年韓國學者已經常指出過去因應國族需要而產生的「克服國難史觀」有其問題存在,韓國學者都願意與中日,甚至歐美世界的學者交流史料與研究成果,認真處理以確立東亞共同世界的歷史圖像,盡力在「克服國難史觀」以外,轉化歷史知識到普羅大眾的教育中。

所謂認知「歷史真相」或「史實」從來都會因不同時代的需要而有所更改,克服國難來自於滿足民族自信的需要,故韓國社會出現了忠武公李舜臣。有論者認為「克服國難史觀」是等於歷史教育的一切,才會大加痛恨各種多元聲音,故應更加愛像李舜臣般抗擊外敵的民族英雄。其實這些不是歷史教育,而是「克服國難」教育。在這個不能單只以自己世界觀來認識歷史的時代,如要進行真正的國史教育與歷史教育,其實就是培訓學生能夠以「同情地了解」的精神,走到各個時代裡面,了解不同角度與方向的史料與歷史知識如何出現,從而掌握社會在不同時期的形態以及轉變的原因,才能真正幫助學生更加認識自己的世界、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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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