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取捨的是誰？新冠肺炎疫情與新加坡神話的破滅

近幾週，附有官方色彩的新加坡主流媒體經過不同語言，刊登了一系列有關貧富懸殊的文章。這些文章無疑是反應包括低薪移工在內的弱勢群體，在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不成比例承受的經濟衝擊、公共衛生壓力和其他挑戰。在新加坡工作和居住的低薪移工，住的不是許多遊客眼中光鮮亮麗的旅館，或整解的政府組屋，而是經常壅擠、骯髒的移工宿舍。面對現況，星國社會上下響應了需要對彼此更加「和善」、有「善意」的訴求。類似要求在當下再適當，仍然無法解釋疫情下產生的種種問題，在所謂先進的新加坡，會變得如此嚴峻。

或許，這與新加坡人向來對於被要求接受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取捨」而產生的盲點相關。在開始討論「和善」和「善意」之前，新加坡社會可以問一下自己或委託他人為做出的各種政策和法律選擇，與今天處境之間的關係。這種反思或許有助於社會改進決策程序和參與過程，找出疫情後希望達到和避免的不同的結果。至5月初，新加坡有兩萬多宗新冠狀病毒肺炎病例和十幾名死亡案例，使迫使人民行動黨政府實施「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封城計畫。整個事件揭發了星國高效率、高功能治國方式神話背後的限制，表明新加坡向來熟悉的菁英治理制度，還是有不少進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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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隱形人

密集在移工宿舍的新冠狀病毒肺炎案例，凸顯了低薪移工對新加坡經濟和社會的關鍵。許多新加坡人引以為榮的象徵，如光鮮亮麗的高樓、整潔的街道、繁忙的港口和造船廠、甚至乾淨的廁所，其實都是移工勞力的成果。一般新加坡人卻長期無視在身邊勞動的這一群人。處處可見指移工享有第一世界國家的環境，處境比他們家鄉來得優越，即使待遇和生活條件欠佳、染病，也只能怪他們的自願選擇等言論。這些帶有歧視的觀點忽略了移工與新加坡人生活在一起，分享的醫療資源、基礎建設和生活物資，忘了只有整個社會獲得保障的情況下，才有辦法顧到每個人的人身安危。

假如新加坡經濟在疫情過後，依舊依賴移工，新加坡社會就務必比移往更加關注這群人所享有的待遇。移工必須在有關他們的議題和決策上，擁有充分的主動，以及實質、活躍參與和發聲的空間。唯有在這樣的前提下，移工和新加坡社會才可能有應當的基本保障。

新加坡人和政府也必須了解，忽視公民社會組織和獨立媒體造成的風險。移工和這些團體在近十年內，多次向官方和民眾響應移工的居住條件、工作環境、和其他權益缺乏保障等問題。就今年3月底，民間移工團體TWC2（Transient Workers Count 2）才投書給流媒體《海峽時報》，指出許多移工宿舍因為壅擠、清潔狀況惡劣，大大提升了新冠狀病毒肺炎爆發的風險。不到兩星期後，移工宿舍果然發生了流行感染。很遺憾，這些公民社會團體和獨立媒體機構，卻長期在新加坡被視為不知感恩，帶有罪惡的麻煩製造者。

國際組織一樣因為移工居住和衛生條件不佳，多次向新加坡官方提出過警告。新加坡政府的回應中，甚至承諾自己會改善情況。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下的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現象特報員2011年對新加坡的報告，以及2011年和2016年的聯合國人權普遍定期審議（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個別都對新加坡低薪移工的生活狀況和權益提出關切。新加坡官方回應中，強調了移工滿意度調查、法律機制、和改善現況的允諾。在這些公開、對外場合，新加坡官方也很好奇地表示對非政府組織在移工議題上扮演的正面貢獻。

譬如，新加坡政府在《2016年聯合國人權普遍定期審議工作組報告》原文內稱：

調查顯示，大多數移徙工人對工作條件感到滿意並會建議家人和朋友在新加坡工作。《雇傭法令》等法律為他們提供了同當地人一樣的司法渠道。通過《外籍人力雇傭法令》和《職業介紹所法令》提供了額外的保障措施。這些法律規定，例如，雇主提供工資單，違反工人意願扣留其護照是非法的。新加坡職業介紹所可向工人收取的費用也受到限制......新加坡注意到，所有類型的外國工人住房必須遵守安全和健康規則。長期的方向是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實現設施完善的更大的宿舍。（頁12）

根據《聯合國人權普遍定期審議2018年非政府組織共同期中報告》：「新加坡政府部分接受『改進移工狀況，使他們能夠輕易改變雇主和取得適當居住條件』的建議。」（以上重點為筆者所畫）在這方面的進展包對移工居住環境立法，以及設立移工網上舉報、反饋平台。

從現在移工遭受新冠狀病毒肺炎的感染率來看，新加坡有關當局實行地移工政策，仍然不足以處理一些最基本的衛生和福利問題。在回應國會詢問時，新加坡勞工部長坦誠，從2016年《外籍員工宿舍法》開始實施後，每年有將近有一半的宿舍經營者違反許可規定。《外籍員工宿舍法》下，負責批准和檢查工作的外籍員工宿舍總監，身份至今也仍未對外公布。這些可以避免的情況，提高了每一個居住在新加坡的人需要承受地風險，使一般民眾在疫情下的處境更加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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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代價

在新冠狀病毒肺炎病例與日俱增的情形下，醫療設施和資源是否可以應付，是另外一件新加坡政府和社會需要操心的事。武漢、義大利和紐約的前例清楚顯示，醫療制度一旦無法應付，新冠狀病毒肺炎和其他病人無法接受需要的專業照顧，死亡率將會大幅度增加。

雖然新加坡擁有完善的醫療設施，但是資源有限。以每一千居民的比率來計算，新加坡與其他相等經濟條件的社會對比之下，醫生、護士、和床位數都偏低。這包括一些醫療設施被新冠狀病毒肺炎病例覆沒的國家。因為這些考量，連新加坡主流媒體都開始報導對醫療資源可能無法應付新增病例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