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應該從新冠疫情危機中吸取什麼教訓?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新加坡人有理由為他們強大而稱職的政府感到自豪;民眾對政府的充分信任也是當局極為重要的優勢。但同時不可缺少的是一個強大社會的存在——一個能夠核查、質疑並要求強大政府承擔責任的社會。
文:劉浩典(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高級講師)
過去三個月內由於疫情原因,我一直在香港,這給我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從外部觀察新加坡,觀察一貫表現出色的新加坡政府如何在抑制新冠病毒傳播的戰役中掙扎,尤其是對眾多低收入勞工居住(現已封閉隔離)的宿舍疫情防控的失敗。新加坡人民行動黨(PAP)政府應該為日益嚴峻的疫情承擔什麼責任?
到目前為止,很明顯,新加坡政府做了三個重要的,且事後看來是錯誤的決策(包括不作為的決策)。
第一個決策是初步評估,判斷Covid-19新冠病毒的嚴重程度更接近豬流感(或H1N1),而不是非典(SARS);這一初步評估促使政府決定既不關閉學校,也不採取任何停工停業措施,而到現在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採取了這些措施。第二個決策是倡導民眾不戴口罩。第三個決策(暫且認為這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策)則是不採取強制性的、果斷的方式來管理外籍勞工宿舍,儘管非政府組織客工亦重(TWC2)已經警告過這些生活環境擁擠的宿舍會成為新加坡疫情防控的弱點。
我們從這場危機裡看到許多自相矛盾之處,其中矛盾之一(至少在我看來)是,儘管只有上述第三個決策應該被歸咎於政府,但新加坡人似乎更傾向於批評政府做出了前兩個決策。與此同時,有些人仍然為外籍勞工在新加坡的待遇做辯解。
即使是在當下這個階段,正確地釐清責任也很重要。因為我們現在對於哪裡出現問題的認知將會影響到我們從本次危機中能吸取什麼教訓,以及在危機後我們將做出怎樣的政策改革。
「已知的未知」 (Known unknown)
前兩個錯誤決策源於美國前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所稱的「已知的未知因素」。這些決策往往是在缺乏完整信息的情況下必須做出的(因此是「未知」);與此同時,決策者們知道,他們必鬚根據有限的、不完整的現有信息來做決定。
關於第一個決策,新加坡跨部門抗疫工作小組負責人、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黃循財(Lawrence Wong)曾表示,不要求社交距離,且不停學停工的決定是一種無法衡量其正確性的主觀判斷,他也提到如果這些措施很早就開始施行,民眾可能會產生疲勞情緒,影響措施的實際效果。
行為疲勞是心理學上一個公認的現象。長期以來,行為學家一直認為,依靠人們的意志力可能會帶來短期的依從性,但除非這種改變被固定下來(即成為一種習慣),否則這種改變是無法持續帶來長期存在的行為變化的。目前對於「人們是否能在疫情長期存在的情況下,堅持保持社交距離並儘可能待在家裡」這一議題存在不少爭論和分歧,但這最終是一個實證問題,並沒有什麼科學研究可供參考。
上週我曾接受了《南華早報》的一次採訪,採訪內容與保持社交距離相關,我是這麼說的:「保持社交距離會是個大難題。一個多月內都保持社交距離,在家工作,不能見朋友和親戚,且沒有其他替代行為或替代習慣,這是非常累人的,人們最終還是會恢復他們以前的習慣。」
因此我並不驚訝地看到,在這個陽光明媚的復活節週末,許多已經在家中待了兩個多月的香港人,到香港的各個海灘和郊野公園遊玩。
正如黃循財所說的那樣,政府根據當時所掌握的(最佳)信息做出了判斷和決策。判斷這類決策時不應事後諸葛亮,而應根據決策者在決策時所獲得的信息來判斷決策是否合理。在疫情早期,大多數流行病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的共識是,就其嚴重程度而言,本次新冠病毒Covid-19更接近於H1N1或季節性流感,而非SARS非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新冠病毒Covid-19的致死率為1% - 2%(如果將無症狀病例統計在內,致死率可能更低),而季節性流感的致死率為0.1%,SARS非典為10%。但由於絕大多數感染Covid-19病毒的人症狀較輕甚至無症狀,它也具有遠超流感的高度傳染性——這讓我們對它無法產生群體免疫。
新冠病毒的高傳染性不容忽視,因為人們(包括專家)對指數型增長並沒有清楚的認識,我們總是以為增長是呈線性的。為了理解指數型增長,不妨問問你自己:如果感染病毒的人每三天翻兩番,一個月後病例數量會是當前的多少倍? 50倍,還是100倍?正確答案是1千倍!
事後諸葛亮總是很容易的。這意味著,我們或許不應指責政府在頭兩個月推行有針對性的遏制政策,來盡量降低經濟和社會損失,不應批評政府在當時未採取停工停學和封城措施。封鎖和封城是一種極少見的、較為激進的措施,在本次疫情之前,任何地方都沒有採取過這種手段。
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第二個決策,即鼓勵民眾不戴口罩,除非他們身體不適。政府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目的在於優先為醫護人員和一線工作者提供外科口罩。話雖如此,我當時就覺得,不應對戴口罩的壞處做如此武斷的判斷。的確,戴口罩可能會造成心理暗示,使人們放鬆警惕,忽視了那些能有效預防病毒傳播的習慣,如經常洗手、不觸碰我們的臉、盡可能留在家裡、保持社交距離;因此我們要在戴口罩帶來的這種心理效應,和它同時帶來的良好的公共衛生及個人衛生行為之間尋求平衡。
2020年3月,BBC記者Tessa Wong曾採訪過我關於戴口罩持什麼態度,我回答她總體而言,政府應該呼籲人們戴口罩,這並不是因為戴口罩是保護我們免受感染的可靠方法,而是因為戴口罩能提醒人們更注重衛生:「每天在出門之前戴上口罩是一個儀式,就像穿上製服一樣,這類儀式會提醒你必須做出相對應的行為,那就是時刻注重衛生,不觸摸自己的臉,避免人多擁擠的地方,以及保持社交距離。」
「未知的已知」(Unknown 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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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是什麼?由新興產業持續創新與成長,所帶動的「舊經濟」變革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文將帶您了解什麼是新經濟、新經濟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探討台灣該如何在國際市場激烈競爭的環境下,發展新經濟產業,使台灣能與世界接軌,同時帶動傳統產業轉型成長。
經過前幾年病毒的肆虐,全世界一同承受了疫情時代封城、居家辦公、社交距離等種種衝擊,人們在工作模式與市場經濟行為上,都受到了不小影響與起伏動盪。然而,即使疫情期間面臨著層出不窮的挑戰,新經濟產業成長的勢頭並未減緩,甚至更加蓬勃尋找出路。長期致力於促進台灣產業發展的民進黨立委趙天麟表示,為了因應大環境不斷變動的市場需求,台灣需要積極創新與進化,把握迎面而來的機遇,才能為市場帶來新的希望與活力。本文將探討台灣該如何在國際市場激烈競爭的環境下,發展新經濟產業,使台灣能與世界接軌,同時帶動傳統產業轉型成長。
什麼是新經濟?新經濟定義介紹
新經濟一詞起源於1990年的美國,當時的美國景氣迎來空前盛況,各行各業呈現「高成長、高所得、低物價、低失業率」的現象。部分支持「新經濟理論」的學者認為,促成此現象的原因分別為以下6點:「全球化分工生產」、「金融市場變遷」、「僱用型態改變」、「美國贏得冷戰」、「開發中國家提供市場」、「資訊技術的發展」,同時高科技產業仍不斷創新,一並拉抬了其他產業的生產力,讓社會整體呈現欣欣向榮的氛圍。時間拉回到現在,「新經濟」一詞的定義變得相對模糊,目前主要意指能為傳統產業帶來革命性影響的新興產業或科技,像是近年來的大數據、5G、AI等,都可以視為新經濟的一員。
本文以大數據舉例,說明新經濟所帶來的變化。在還沒有大數據分析的年代,各行各業收集數據受到限制,只能透過人工統計整理,難以針對收集來的數據進行全面分析,更別說從資料中找出各個事件的關聯性,在下達決策時也一律以經驗來判斷。而大數據的誕生,讓所有產業的資訊處理能力有了飛躍性的提升,企業可以快速分析數以百萬筆的資料,並從數據中預測出未來的趨勢,提高各行各業的效率及競爭力,進一步發展出以數據為主的全新商業模式。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資訊科技產業外,近年來藝文、運動等新創產業,亦是開拓新經濟所關注的重點領域,例如由趙天麟立委號召的「大高雄38區公益慢跑」,除了成功突破台灣當時最高夜跑人數的紀錄之外,立委同時也邀請了全球6大馬拉松中的日本東京馬拉松總監、與德國柏林馬拉松總監一同共襄盛舉,並共同商討將高雄馬拉松推上世界舞台的可能,促進高雄運動新經濟的誕生。
新經濟影響巨大,引領全球經濟發展方向
新經濟的影響之所以巨大到能引領全球經濟的發展方向,主要與新興產業強勁的技術研發能力有關,不僅效率獲得大幅度提升,在技術層面更是改變了整個傳統產業結構,若無法跟上新經濟的腳步,將很可能會快速被市場淘汰,也正因如此,各國才開始逐漸重視新經濟的發展,積極投入資源,並將新技術整合進傳統產業中。
以美國為例,近年來積極發展「再工業化」,將重心放到新經濟產業發展上,以潔淨能源、健康醫療、電動車、生物工程、半導體等領域為首,提供特殊稅收抵免優惠以及各種補貼政策措施,爭取技術人才、資金回流美國,進一步推動新技術與新能源的應用,再造能兼具環保節能,且擁有高效產能的全新工業型態。在這樣的政策方向下,美國許多州都推出了鼓勵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其中包含減免相關產業的稅收和提供購電補貼,同時還為氫燃料電池與儲能技術提供大量的研究資金,促進潔凈能源技術的創新和應用。

既然新經濟勢不可擋,有哪些新經濟產業值得我們耕耘呢?
新經濟產業的興起,大多與科技發展和滿足人們的需求有關,而能讓台灣有機會成為領頭羊的新經濟產業有4種領域,分別為健康醫療、能源科技、電動車、數據相關產業。這些產業之所以能成為新經濟的契機,主要是他們擁有以下特性:
- 有新技術誕生,或是技術有重大突破
- 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 政府重點關注發展的產業
- 投資人一致看好,願意挹注資金
- 順應國際市場趨勢
舉例來說,各國為了降低交通運輸產生的碳排放量,正在積極發展使用電力驅動的交通工具。而為了提高用電效率,過去不被看好的氫能,於近年來也逐漸受到關注。相較於鋰電池來說,使用氫燃料電池效率更高,且能提供更多的能量,許多專家都認為氫能未來很可能會發展成能影響整個電動車市場的產業,甚至有機會成為各行各業不可或缺的能源供應技術。身為台灣氫能發展重要推手的趙天麟立委也表示,台灣的氫能供應鏈,從上游製氫到下游氫燃料電池的供應,已佈建得十分完整,甚至包括工業餘氫或家庭廢水,都能成為供電循環系統之一,讓工業、家庭用電能與氫能串接起來,大幅降低台灣的碳排量。因此政府與民間應更重視對氫能的投入,讓台灣在能源科技新經濟領域得以佔據領先地位。

如何推動台灣新經濟?從趙天麟立委的「運動新經濟概念」啟發
台灣仰賴出口貿易,容易受到全球經濟環境的影響,且疫情與國際經貿情勢的動盪,讓各行各業的工作型態發生巨變,在穩定發展的前提下,台灣目前仍需依賴強勁的半導體產業帶動整體發展。不過,考量到分散風險對於穩健經濟體的重要性,台灣公家機關與各大企業也沒有停下腳步,積極推動產業升級與轉型,除了關注工業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之外,運動產業與藝文產業也是值得我們關心的領域。
立法委員趙天麟在過去高雄市長初選期間,便曾提出「運動新經濟」政見,希望將高雄馬拉松提升到世界頂級馬拉松之列,成為「世界第7大馬拉松賽事」,以此來吸引參加比賽的國際遊客,間接帶動高雄的觀光熱潮。另外,趙天麟立委也注意到,日本沖繩做為日韓兩國職棒的「春訓基地」,每年為當地帶來非常可觀的觀光產值。然而,高雄不只春季雨量較沖繩少,氣溫也更平均,相較之下擁有比沖繩更優越的氣候條件,很適合打造成新的職棒春訓基地,若能結合當地旅遊景點的優勢,帶動棒球迷前來朝聖,將能透過發展運動新經濟為高雄帶來十分可期的觀光效益!
在藝文新經濟方面,也可以發現台灣近年來積極建設文化中心,循序漸進地推廣藝文產業,例如趙天麟立委曾到瀨戶內海藝術季參訪,希望能效仿「藝術帶動觀光經濟」的模式,邀請頂尖藝術家在原住民古獵道或是海岸線等地,設置裝置藝術或進行藝術表演,用藝術吸引全世界的遊客來訪,讓藝術不僅療癒人心,還能為地方創造新經濟貢獻。
現在世界各國正急於加速復甦經濟,一方面希望能妥善因應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另一方面則期盼能降低通貨膨脹帶來的衝擊,為此各國都想站在新經濟的浪頭上,掌握新經濟產業的主導權,其帶來的不僅是新商機,甚至可能影響到10幾年後的經濟局勢。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找到適合發展的新經濟產業,並善加經營,才有機會在國際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
本文章內容由「趙天麟國會辦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