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面對一個前所未有、完全不熟悉的威脅時，我們現存的經驗和機制可能都不足以應對，這使得政府倡導多元化變得更為重要，或者至少要對各種異議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論是關於這種新冠病毒到底有多致命，還是戴口罩是否有助於控制病毒傳播，在這些議題上都要保持開放的心態，要意識到你自己可能是錯的，而你的批評者可能是對的，這能給你更多迴旋的餘地，讓你在想要或需要調整政策方向時能擁有更多「政治空間」。在當下如此一場迅速演變的危機中，中途調整和改變策略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樣。

有些阿諛奉承的人試圖通過壓制異議，來製造一致或團結的假象，這顯然是無益的。在這次特別的危機中，我們看到人民行動黨在網絡上用各種手段影響輿論：攻擊持有異議的人，妖魔化那些批評者，嘲笑其他政府，並試圖製造群體性的趨同思維。然而，這些手段並不能使得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共同應對危機；我們甚至不清楚這樣做是否有利於執政黨，因為這些手段似乎只能吸引到執政黨核心支持者的注意力。

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的甘迺迪政府是一個經典案例，很好地說明了政府在危機中應該如何包容、甚至歡迎多元化和持不同政見者。這場危機持續了不到兩週。但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裡，甘迺迪請來了前共和黨政府的顧問，廣泛地諮詢和考慮多種方案（其中有些方案失敗或者未達到預期效果）。如果這麼大程度的多元化和這麼多的不同意見能夠在短短13天內就得到協調和解決，那麼新加坡政府在這場可能曠日持久的危機中也同樣能做到。

正如武漢的李文亮醫生在去世前曾說：「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個聲音。」事實證明，那些一直呼籲政府為外籍勞工改善惡劣生活環境的人是正確的；我們早應聽取並重視他們的建議。這些人就如李文亮醫生一樣，扮演著吹哨人的角色，儘管這些人的觀點不見得被廣泛認可，但若能認識到他們在社會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得更加強大。

第二個我希望新加坡人從這場危機中學到的教訓是保持謙遜的態度。我認可新加坡政府對Covid-19病毒做出的早期評估，的確有必要優先保障醫護人員和一線工作人員有充足的口罩，但讓我憂慮的是，對於當時已經陷入困境的香港及其政府，出現了很多不必要的惡評，相當幼稚，且頗顯刻薄。

在這樣的危急時刻，落井下石是極其不合適的。我的好朋友蘇希爾•托馬斯•瓦達克思（Sudhir Thomas Vadaketh）那段時間勇敢地寫了一篇值得反复閱讀的文章，大意是新加坡人不應自鳴得意，不應在此時表現得自以為是。

更重要的是，面對一個全新的、無人了解的威脅時，我們不應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優勢，也不應肆意批評其他國家或社會應對這一威脅的舉措。情況越是複雜、越是變化多端，就越應該保持謙虛和低調。我們當時認為其他政府的應對措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愚蠢的，但這些措施也正是我們現在必須要採取的。

如今新加坡政府表示，由於疫情持續惡化，現在必須採取之前被認為是沒必要的嚴厲措施，而人們需要理解並支持政府態度的這一轉變。正如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說：「當事實改變時，我也會改變自己的想法。而你又會做出什麼選擇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摒棄掉多年來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表現出的——自以為是，傲慢自大，和很強的自我優越感。

原文刊載於2020年4月16日《南華早報》，中文版請見HKUSTMPP。

關於作者：劉浩典是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的實踐教授，兼任該校領導與公共政策高級行政項目主任。他為公共政策碩士項目（MPP）的學員講授公共政策複雜系統、金融與經濟危機、顛覆性技術及公共政策等課程，同時也擔任《行為經濟學與政策設計：以新加坡為例》（Behavioural Economics and Policy Design： Examples from Singapore） 一書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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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杜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