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若無法理解氣象預報的「科學不確定性」,媒體該如何報導?

民眾若無法理解氣象預報的「科學不確定性」,媒體該如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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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時常將不確定性,誤解為科學家對該項議題的無知或忽視。相反的,科學家則對科學不確定性持正面看法,因為不確定性才會帶來更多的研究。

文:江淑琳(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什麼是科學不確定性?

「科學不確定性」(scientific uncertainty)在一般狀況下,指的是某個還處在曖昧不明、複雜、不可預測或是機率性的科學事件,其細節與相關知識尚無法被完全掌握(註1),因此資訊尚未被釐清、資訊不完整、不清楚、有衝突或還在變化中(註2、3)。

公眾替每天的生活下決策時最怕遇到「科學不確定性」,對公眾而言,不會注意到、也不願接受許多科學存在不確定性。就如佩因特(James Painter)於2013年的研究提到,公眾時常將不確定性,誤解為科學家對該項議題的無知或忽視。相反的,科學家則對科學不確定性持正面看法,因為不確定性才會帶來更多的研究(註4)。

以與一般人息息相關的氣象預報為例,專家與非專家之間就存在著對科學不確定性的認知差距。筆者2015年(註5)曾經研究過「莫拉克風災」(八八風災)新聞報導中,專家與非專家對氣象預報「準/不準」的爭議。

對氣象預報專家而言,氣象科學本身就存在雙重不確定性(註6):

  • 本體上的不確定性(ontological uncertainty):指氣象本身是一種不確定性很高的科學,時間越接近,預測才會越接近當下的狀況
  • 認識上的不確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指氣象專家的經驗與專業背景,會影響對氣象資料的理解與詮釋

除了這兩種不確定性,即使氣象預報結果準確,不同地理環境、不同的防災策略,也可能產生不同的災害,不應歸責於預報不準確。因此,對氣象科學家而言,氣象預報或許不存在「準」或「不準」,而是依據越來越多的可得資料,持續預測。

但對於需要運用氣象預報,來判斷商業行動或日常生活的公眾而言,關心的不是氣象或氣象預報的不確定性,而是希望氣象預報專家將預報的不確定性,轉為可以運用在日常生活中,明確指引生活行動的確定性資訊。

媒體報導「科學不確定性」對公眾的影響

因為存在上述認知的差距,科學新聞就更顯重要。眾多的科學議題中,與人類健康或與環境相關的科學議題,包含了公眾迫切需要知道的訊息。但不同的科學領域,可能影響公眾是否想知道科學不確定性。

例如,氣象預報是一種預測,公眾期待預測的結果與實際相同,可能會認為瞭解科學不確定性,無法幫助他們為日常生活下判斷,因此不在乎科學不確定性。食品安全領域則不同,因為牽涉較多個人利益,公眾會比較希望被告知食安的科學不確定性,以據此判斷食用前、食用期間應該注意的事項。

媒體因此被賦予了重要的轉譯(translate)角色,是提供公眾科學不確定性相關資訊的管道,被視為專家知識的「近用點」(access points)(註7、8)。不過,媒體通常忽略了科學的不確定性,而傾向以確定的方式報導科學研究的初步結果。

傅利曼(Sharon M. Friedman)與艾格沃夫(B. P. Egolf)2011年的研究(註9)發現,英國與美國在2000到2009年這10年間,媒體報導奈米科技這個相對新興且具爭議性的議題時,只有約一半的報紙報導內容,提及這項科技的不確定性。海德曼(Ilona Heidmann)與米爾德(Jutta Milde)2013年的研究(註10)也指出,2010到2011年間,德國的報紙、科學期刊與電視科學節目中,只有三分之一提及奈米科學的不確定性。

媒體是否報導科學不確定性,存在不同的原因與考量。首先,與新聞產製的特性有關。新聞報導要旨通常是提供具有新聞性、閱聽眾能夠理解的簡化資訊,具有不確定性的訊息一方面缺乏新聞性,難以見報或播出,不確定性的訊息也可能不受公眾青睞,影響接收意願。

其次,傳播科學不確定性給公眾,也可能影響到公眾信任科學專家的程度。這些可能的負面結果,導致媒體報導科學議題時,甚少提及不確定性。

然而,媒體並不是不能報導不確定性,尤其當不確定性可能影響公眾接收資訊後的日常行動時。例如,在藥物相關報導,或醫療性談話節目提及某項新藥發明時,應該要提供更多有關使用對象與使用情境的脈絡知識。例如在什麼樣的人身上、什麼樣的使用過程,可能會有何種副作用。這樣的不確定性,可以讓公眾便於吸收並接受,也不會影響公眾對科學專家的信任,反而有助於科學家與非科學家的溝通。

媒體如何報導科學不確定性

媒體傾向報導已知且確定的資訊,但對科學本身而言,不確定性卻是其本質,不容輕忽。記者在科學新聞報導中,會採取一些手段來折衷新聞與科學的特質。如何在報導中使用與風險相關的用語(language of risk)即是一例。

媒體越來越商業化、越來越講究即時、記者越來越多工,讓養成科學記者變成奢侈的想望,但並非完全不可能。佩因特2013年(註11)分析氣候變遷報導之後,有三項主要建議:

  1. 首先可以加強關於「數字」與「機率」的理解及訓練,這將有助於記者報導氣候風險
  2. 向公眾預報電視氣象時,使用「機率式預報」(probabilistic forecasting)
  3. 可以多使用資訊圖表,來解釋氣候變遷的風險與其他層面的概念

其次,「平衡報導」也是記者報導不確定性的一個方式。「平衡報導」是新聞產業追求客觀公正與周延的一種慣例。透過平衡報導讓不同的聲音可以出現,也是記者保護自己的方式。

對於同一項科學發現,記者會採訪不同立場的科學家或學者,以達到形式上的平衡。然而這樣的做法也有爭議,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科學新聞,尤其如果記者自身無法判斷不同立場的科學專家所使用的證據,就可能為了平衡而失去新聞的準確性及可信度。(延伸閱讀推薦:失衡的平衡報導—以氣候變遷的科學爭議為例

以爭議性的方式報導科學不確定性,也是形式上的「平衡報導」會出現的問題。有時候,爭議不等於不確定,記者報導時,應該盡量區分造成爭議的部分,包括:不確定性已經獲得高度共識、有部分獲得共識,或者尚無太大共識而被高度存疑(註12)。不過實際報導時,媒體幾乎都模糊了這些差異,使原本在科學專業判斷中被允許存在的細微不確定性,在媒體報導中卻被誤解為嚴重的爭議了。

此外,媒體在報導科學新聞時,也傾向於以簡化、隱喻或類比的方式來報導。同樣以氣象預報為例,筆者2015年(註13)分析台灣電視台氣象主播的氣象預報時,發現主播具有專業背景與否會影響科學新聞的轉譯。

具有專業大氣科學、氣象預報背景的氣象主播,會以較為口語、譬喻的方式解釋可能的氣象變化。但是非專業背景的氣象主播,在播報時反而會複製較多的專業術語,或直接使用氣象局預報中心所提供的資料,較少解釋與說明。此種方式少了轉譯的過程,民眾更無法理解氣象預報資料中,所隱含的科學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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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科學不確定性,有助於公眾參與科學

雷茲巴赫(Andrea Retzbach)與麥爾(Michaela Maier)2014年(註14)整理相關文獻指出,媒體所報導的科學會顯著影響成人對科學的感知,尤其踏入社會之後,學校的科學教育便停止,媒體成為公眾獲取科學新知、科學爭議,或是科學家研究結果的唯一管道。

即便網路可以作為資訊來源,但傳統媒體如電視、報紙,依舊是一般資訊與科學資訊的重要提供者。媒體的科學報導,有助於改變接收者對於科學與科技的認知模式,進一步影響公眾對科學與科學家的看法,同時也會影響到公眾對科學與科學家的信任。

如果再從媒體研究的框架效果或涵化理論(註15)而言,公眾長期接觸媒體的科學報導,其行為會受到影響。雷茲巴赫與麥爾(註16)認為,媒體的報導,會進一步影響之後的公共參與行動或消費行為。因此,為了讓公眾能參與討論、引起公眾對科學的興趣、使公眾瞭解到科學可能的影響,以及使公眾在充分知情的狀況下,判斷是否採用某項科學或技術,讓公眾認知並理解到科學的不確定性,是促進公眾參與科學與科技的必要條件。

註釋
  1. Brashers, D. E. (2001). Communication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1, 477-497.
  2. Frewer, L. J., Miles, S., Brennan, M., Kuznesof, S., Ness, M., & Ritson, C. (2002). Public preferences for informed choice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uncertaint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1, 363-372.
  3. Weary, G., & Jacobson, J. A. (1997). Causal uncertainty beliefs and diagnostic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839-848.
  4. Painter, J. (2013). Climate Change in the Media: Reporting Risk and Uncertainty. I. B. Tauris.
  5. 江淑琳(2015)。〈探索氣象預報「失準」之爭議報導:非專家與專家對氣象科學與科學家角色的認知差距 〉,《新聞學研究》,第123期,頁145-192。
  6. Daipha, P. (2012). Weathering risk: Uncertainty, weather forecasting, and expertise. Sociology Compass, 6(1), 15-25.
  7. Giddens, A. (2007).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990: 90-91.
  8. 李明穎、陳春富、吳宜蓁(2020)。〈食品安全的風險溝通策略:初探專家與常民之對話與共識〉,《傳播研究與實踐》,第10卷第1期,頁19-50。
  9. Friedman, S. M., & Egolf, B. P. (2011).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newspaper and wire service coverage of nanotechnology risk. Risk Analysis, 31: 1701-1717.
  10. Heidmann, I., & Milde, J. (2013). Communication about scientific uncertainty: How scientists and science journalists deal with uncertainties in nanoparticle research.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 25, Article 25.
  11. 同前註4
  12. Hassol, S. J., & Katzenberger, J. (eds.) (1996). Characterizing and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Uncertainty. A Report on the Aspen Global Change Workshop. Aspen, Colorado, USA.
  13. Chiang, S. (2015). From science to journalism: How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is translated into TV weather forecasting? Montreal, Canada: 2015 IAMCR conference.
  14. Retzbach, A., & Maier, M. (2014).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uncertainty: Media effects on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3): 429-456.
  15. 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由George Gerbner和同事在1967年提出,是指媒體內容會影響觀眾對事件的認知與態度。
  16. 同前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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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