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新月集》：最耐人尋味的是「新月」一詞在華語世界留下的影響

文：余淑慧、余淑娟

中文現代詩的「新月」：從月刊到新月詩派

二十世紀初，現代詩的初期實踐深受域外詩學的影響，譬如冰心即說過泰戈爾是她「青年時代最愛慕的外國詩人」[1]。不過，最耐人尋味的是「新月」一詞在華語世界留下的影響：或許「新月」一詞竟是新月詩派得名之緣起。

一九二七年，徐志摩提議創建新月雜誌。第二年，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三人主編的《新月》月刊問世。據梁實秋回憶，「新月」之命名是徐志摩的意思，而當中的關鍵正是泰戈爾[2]。徐志摩與泰戈爾情誼深厚；泰戈爾生病時，徐志摩曾感嘆詩人老去，惋惜詩人遭受世人排斥的悲哀，並把詩人與孔子相提並論[3]。如此深切的感悟，足見徐志摩對泰戈爾的認同，以及泰戈爾在他心中的地位。

除了與泰戈爾有所聯繫之外，「新月」還另有一層意義。根據徐志摩在《新月》月刊創刊號上的說法：「新月」之得名，不是因為「新月社」，不是因為「新月書店」，而是因為「新月」雖然「纖弱」，卻「懷抱著未來的圓滿」[4]；換句話說，在現代文學多變的二十世紀初，《新月》月刊以未來為念，不僅刊載新詩，也刊載散文、小說、評論、思想與翻譯，顯示月刊的格局宏大，是一個結合了文藝、學術與理想的園地，希望為「時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輝」。[5]

以上是《新月》月刊的創建始末。至於現代詩壇之出現新月詩派，《新月詩選》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一九三一年，陳夢家承徐志摩之託，精選十八家詩人的八十首作品，編成《新月詩選》。陳氏整合一九二○～三○年間的詩歌，指出這類詩歌具有雙重創造的涵意：一是表現手法上的創新；二是靈感方面新印象的獲取，並主張詩歌當追求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這當中的新印象和新手法之創造，似乎與「新月」的起始意義脫離不了關係。

《新月集》的寫作方式與翻譯策略

泰戈爾六部英文詩集中，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漂鳥集》和《新月集》。二○一八年，我們翻譯了《漂鳥集》，如今接續翻譯《新月集》。兩相比較之下，深感兩部作品的創作風格差異極大，迥然不同。

在形式上，《漂鳥集》都是短詩，從一行到三行不等。行數雖少，種種文學技巧如文字與意象的對稱、用韻、文字遊戲等卻用得極為頻繁，幾乎每一首每一行都施以文學技巧的魔術，使之形象鮮明、讀來朗朗上口。但是《新月集》不同；收入《新月集》的四十首詩，大部分都是十行以上的長詩，其中最短的一首也有六行。

相對於《漂鳥集》在文學技巧方面的機關用盡，《新月集》這部抒情的散文詩顯得天然流暢，平易近人。除了行數長短不一，在語言和意象的使用上亦顯得十分節制，只有少許的對稱，少許的文字遊戲，少許的頭韻，而且幾乎不用尾韻。真要論及技巧，唯一比較明顯的是每隔幾行就會重複某個句子，有時是整句重複，有時是部份重複，頗像《詩經》裡的複沓手法。這樣的重複與部份重複，除了形成自然的段落或詩節（stanza）之外，也創造了意義的連續與語言的流動，形成某種詠嘆歌吟的閱讀效果。

確立《新月集》的寫作風格之後，我們擬定了兩個翻譯策略。第一是尊重泰戈爾對詩的看法──詩的「怎麼寫」有時候比「寫甚麼」更為重要，因此在形式上我們極力追摹，可以保留的形式盡量予以保留，例如維持散文詩長長短短的形式，行文中若遇到詩人有意創造的重複或複沓亦極力保留。至於那些無法保留與追摹的部份，我們則沿用泰戈爾本人對翻譯的看法，亦即讓譯文在譯語世界裡藉譯語文字的固有特質「重生」（rebirth），在譯語世界另行創造新的生命。[6]

之所以如此制定這第二個策略，我們得回到泰戈爾本人的翻譯經歷與翻譯觀。據泰戈爾的回憶錄，我們知道他早年曾與兄姊、同輩親戚組織劇團，合辦報刊雜誌來發表他們創作或翻譯的劇本、小說、詩歌或評論。其中有一篇文章特別提到他每日下午四點放學回家，晚上七點就有家庭教師來給他上英文課，其中一項功課就是把《馬克白》（Macbeth）翻譯成孟加拉文。

第一次訪英留學，他隨身帶著自己英譯的詩集，並且在海旅途中，日日修改潤飾。這部翻譯詩集本來只是一份送給英國友人的禮物，沒想到竟然引起英國友人的讚嘆，將之推薦給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更沒想到葉慈大為感動，為之潤稿作序並推薦出版，因而種下了日後詩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因緣。這是一段人盡皆知的文壇與譯壇佳話。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泰戈爾對翻譯始終深感興趣。除了創作，他同時也持續兼做翻譯，鍛鍊自己的詩藝。從他的書信與散文來看，他不但在英國期間時常為友人翻譯自己的詩作或印度文學作品，返回印度之後，他一有空就到書店找書，把他認為簡單的英詩譯成孟加拉文，從中學習英詩的創作技巧。一九一八年，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裡，我們看到他對譯詩的看法︰

當初我沒把那些詩譯成韻體，那是因為我對英文的掌握還不夠精熟。不過，現在我越來越能接受自己的種種侷限，而且我也漸漸了解英語散文的神奇力量。結構勻稱的英語散文所具有的清晰，力量和音樂性──這些特質使我的翻譯任務──把孟加拉詩譯成英語散文──充滿愉悅。譯詩的時候，我們應該坦然放棄重現原文詩歌在音韻方面的種種（情感）暗示，代之以（新的）表達工具所蘊含的新特質。英語散文似乎有一種魔法，使我的孟加拉詩歌轉化成另一種形式不同的原作。因此，我不僅感到滿意，而且非常樂於協助我的孟加拉詩歌，使之重生於英語散文之中，即使我並不十分確知這一任務到底有多成功。

這段話除了讓我們看到泰戈爾好學不懈的謙虛精神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對翻譯／語言所抱持的開放態度。經歷多年的翻譯經驗之後，詩人提出在譯詩的過程，我們「應該坦然放棄重現原文詩歌在音韻方面的種種（情感）暗示，代之以（新的）表達工具所蘊含的新特質」。

落在英中譯詩的情境裡，例如中文本無頭韻，與其強求，不如尋找中文這一新的表達工具所擁有的特質（例如尾韻），並坦然以之代換頭韻。這是一個長期生活在雙語環境，擁有豐富譯歷經驗的人才有可能說出來的話。

這種承認語言本身各自的差異與限制的態度，若就西方翻譯理論史的角度看，那已經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譯學（Translation Studies）發展起來之後的事了。所謂以新的特質代換原文音韻上的種種暗示，此說法與翻譯理論家勒弗維爾（André Lefevere）在一九九○年代所提到的「補償說」也頗有幾分相似之處；至於讓原文在譯語世界裡「重生」這一說法，則讓人忍不住想到班雅民（Walter Benjamin）：一九二三年，班雅民譯完波特萊爾（Baudelaire）的作品之後，寫了一篇譯序談到譯文是原文的「來生」（afterlife）[7]。如果有一個神奇的空間讓這三個人共聚一堂，真不知會相互激發出哪些譯論方面的光亮！

除了詩歌文本的翻譯，我們也為這部《新月集》增添了注解，舉凡涉及印度文化或文學典故的專有名詞，或具有特殊意義的植物，我們都儘可能地附上注解。另外無法納入文本的譯∕異文，也以腳注嘗試解釋其緣由。

[1]冰心，〈《泰戈爾詩選》譯者序〉，收在張光璘編著，《中國名家論泰戈爾》（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年），頁175。

[2]梁實秋，〈憶「新月」〉，徐志摩編，《新月選集．翻譯小說》（台北：喜美出版社，1980年），頁1-13。

[3]郁達夫，〈志摩在回憶裡〉，《新月選集．散文》（台北：喜美出版社，1980年），頁240-246。

[4]參見注4。

[5]同上註。

[6]「重生」是一九一八年，泰戈爾寫給安德森（James Drummond Anderson）的信裡所用的語詞。見Alam F. & Chakravarty R.. (ed. 2011). The Essential Tagore.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頁107。

[7]班雅民所譯的作品是波特萊爾的《巴黎群像》（Tableaux Parisiens），其所寫的譯序題為〈譯者的天職〉（“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這篇文章見Zohn, H (tr. 1968).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新月集（全新譯本，中英雙語 X 譯註賞析）》，漫遊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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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譯者：余淑慧、余淑娟、陳茂嘉

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是聞名國際的文學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改革家、畫家、音樂家和反現代民族主義者。一九一三年，他以英文詩集《吉檀迦利》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

【關於本書】

• 全新譯本傳達泰戈爾詩藝：自一九二O年代的名家鄭振鐸翻譯《新月集》後，市面上多以鄭的版本流傳。獲梁實秋翻譯文學獎的資深譯者余淑慧，繼《漂鳥集》之後，再次考究與追摹泰戈爾散文詩的真髓，在形式上保留原詩句子複沓的特色，在長長短短的詩行之間，形成歌詠的感覺。
• 添加譯註深入詩句背後的意涵：在文本之外，特別用註釋解析詩作的格律、中譯的遣詞用句，也說明涉及印度文化或文學典故的專有名詞，以及具有特殊意義的植物。
• 《新月集》的文學傳承：當《新月集》從印度流傳到中文世界，也影響了中國現代詩派。譯序也考察《新月集》在中文世界的翻譯淵源與詩學影響。
• 搭配精緻黑白插圖：特別邀請獲「全球插畫師200佳」的插畫家吳怡欣，為作品繪製插圖。

Photo Credit: 漫遊者文化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