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一直在搬家》:走出殖民、與窮人為伍,拉美解放神學如何發展?

《上帝一直在搬家》:走出殖民、與窮人為伍,拉美解放神學如何發展?
弔念薩爾瓦多大主教羅梅羅(Oscar Romero)的遊行|Photo Credit: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解放神學以不同的形式鼓勵信徒投身政治鬥爭,清楚表明教會不再是站在壓迫者一邊。這個運動在一些高壓社會帶來了實質的政治後果,而天主教的激進派甚至始終與馬克思主義團體保持活潑對話。

文:菲立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

南方基督宗教

「以主之名,以那些哭聲震天的受苦難者之名,我央求你,我命令你:停止暴行。」

——薩爾瓦多大主教羅梅羅(Oscar Romero)

我們可以對南方基督宗教的信仰與實踐作出若干預測,但上帝與世界未來的關係又會是怎樣呢?在深受啟蒙運動影響的西方人的想法裡,基督宗教未來最大的轉變應該是單獨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與日常生活無涉。在這種西方式的觀點裡,靈性生活主要屬於私領域,只與個人的心靈有關。特別是在美國,人們普遍相信教會與國家、神聖與世俗的領域應該像油與水,完全脫離開。不過,這種二分法卻是西方歷史大部分時期都不存在的,甚至是人們無法理解的。歷史學者指出,在中世紀的歐洲,任何在「宗教」與日常生活之間畫一條界線的嘗試都會受到嚴厲譴責,也沒有中世紀的歐洲人能夠明白教會與國家這種現代的二分法。

就此而言,「全球南方」的許多社會要更靠近中世紀的歐洲,而非現在的西方。近幾十年來,非洲、拉丁美洲、亞洲許多地區的政治局勢,都深受教會中人態度的影響,神職人員一再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這種現象在現代西方不是未曾發生的,如金恩博士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譯註:德國基督宗教神學家,因為反納粹而被處死)就是代表性的例子,只不過這類人的出現頻率要遠低於南方。南方的基督徒社群裡,樞機主教和主教往往是全國性的精神領袖,而類似的情形自17世紀以後就沒有在西方發生過。一如中世紀的歐洲那樣,南方神職人員對政治的干預具有明確的宗教泛音,他們會援引古代的先知傳統和透過對《聖經》的重新解釋,佐證自己的政治立場。由此可知,並不是只有伊斯蘭世界才會利用宗教的意識形態來爭取政治上的效忠者。

儘管不容易想像,但在50年後,不只基督信仰會在第三世界繁榮昌盛,基督信仰的政治力量也會如此。既然接下來幾十年基督徒人口與文化影響力勢必大增,我們就有理由去問,這種信仰是否也將為世界大部分地區提供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我們甚至可以想像會有新一波基督宗教國家出現,它們的政治事務是與宗教事務緊密聯結在一起的。如果真的是這樣,南方很快就需要面對一些傳統基督信仰中心爭論已久的問題,諸如政教關係的問題和敵對教會的法律地位的問題。其他在這種環境下無可避免會出現的問題還包括寬容與多樣性的問題、少數宗教社群與多數宗教社群的關係的問題,以及應不應該用宗教性的法律來規範個人道德或行為的問題。不管這些問題是以什麼方式解決,南方教會的政治向度都一定會進一步拉大北方與南方之間——也就是世俗化社會與宗教化社會之間——的巨大文化鴻溝。

走出殖民

在全球南方,教會與國家攜手同行的歷史為時久遠。在殖民統治時期,教會享有國家的扶助,而它們則用強烈的政治保守立場來回報國家。這時期的教會,事實上是政府的武器。在拉丁美洲,天主教會的獨尊地位一直持續到各國獨立以後許久,在一些國家甚至持續到現在。以智利為例,要晚至2000年,政府才立法廢除了天主教會在文化和教育領域的法定霸權,哪怕該國的新教只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一個少數派。此前,只有天主教徒才能被任命為軍中的神父,也只有天主教的組織才享有財產稅和捐贈稅的豁免,而學校裡的宗教課程教的清一色是天主教的教義。在20世紀初,天主教的思想家曾引入過「整體論」(integralism)的觀念,這是一個中世紀天主教觀念的翻版,主張天主教的社會思想應該應用到國家包括社會、經濟和政治在內的每一方面,換言之是主張神職人員在世俗事務上發揮廣泛的影響力。後來,這個主張雖然因為與極右思想和狂熱反共主義靠攏而受到摒斥,但仍繼續存活在檯面下。

在拉丁美洲的政治衝突中,天主教一向都站在統治階層那邊,甚至達到贊成鎮壓的程度。在1970與80年代的阿根廷危機期間,天主教會因為默許當局的暴力而臭名遠播。站在衝突另一邊的往往是些強烈反對天主教的激進派。在墨西哥,天主教會於20世紀前半期激進派當權時曾受到激烈的迫害。非洲的情形也一樣,曾經受殖民當局扶持的傳教士教會在群眾起義期間一再受到攻擊。

然而,自20世紀開始,第三世界教會認同改革大業甚至革命大業的情況卻愈來愈多。儘管教會的意識形態傾向變得與以前大大不同,但一個傳統的觀念仍然繼續發揮作用:教會應該全面介入政治,甚至領導國家。20世紀初,政治立場激進的教會主要都是從傳教士教會分離出來的,其領導者多是奇倫布韋和哈里斯一類的非洲先知,或者像巴西傳奇的西塞羅神父(Father Cicero)一類極端派天主教教士。然而,自50年代開始,同樣的觀點滲透到了包括歐洲、北美和第三世界在內的主流教會。新教信徒對於該教會未能奮起抵制納粹德國的記憶猶新,為了補贖前愆,推動反種族主義與反南非隔離政策的運動不遺餘力。這些觀念也在世界基督教協進會裡找到一個要塞。自1970年起,該會開始幫助一些激進和左翼的政治運動。然而,對於該會應該支持反對不義國家至何種程度,卻引發了激烈的內部爭論。爭論在1970年代白熱化,當時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定期用該會的特別基金,資助反羅德西亞白人政權的游擊隊。在批判者看來,這樣的資助是過頭的做法,讓該會從積極份子一變而為好戰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