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鐵「全面禁止坐下」到林佳龍髮夾彎,反映公共空間正是政治問題

台鐵「全面禁止坐下」到林佳龍髮夾彎,反映公共空間正是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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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回到本題,要保持開放性、同時要避免造成不便的負面感受,在台鐵的角度上,正本清源之道至少也該是透過規劃研究來找到各方可接受的基準,例如以流量來推估不同日期或時段適當的使用人數與密度,有必要時透過站方的協助,引導使用者在人潮過多時能去到其他替代的公共空間。

文:曾稚驊

近日台北車站大廳是否該禁止坐下的問題吵得沸沸揚揚,但細看許多爭點卻仍有待釐清、也還未能促成對話或凝聚解決方案。

台北車站大廳的空間使用爭議早非新聞。2013年,在移工齊聚歡慶開齋節後,黃姓檢察官就曾發文表示車站的外籍移工吃飯、野餐、睡覺「不僅有礙觀瞻,也會出亂子」,引發各界爭論;許多論者都曾指出,自從2018年10月起我國外籍勞工人數已過70萬、且多數處在高度受管控的勞動體制下,便利、具可及性的車站或廣場自然成為移工們社交或辦活動的公共空間。在2020年的當下,隨著開齋節在即,台鐵以防疫之名打算永久禁坐的舉動,自然很容易被認定是針對東南亞移工與移民的歧視行為。

公共空間本身就是政治性的,這次的事件不只是針對特定族群與宗教的歧視,更是剝奪了所有市民與使用者的權利。台北車站大廳充滿了自發性、易於參與的使用方式;這些正是讓公共空間保持開放與包容性的基礎(Hou 2010)。會在車站大廳席地而坐的並不只移工,台灣人更可能才是大宗:根據台鐵的公開資料,台北車站近兩年每日進站與出站幾乎各有5-6萬人之譜,來去台北的上班族、學生、旅客,無論是坐下等待友人、簡單飲食、閒話家常與小憩,或是團體在此集合、宣講、快閃活動,與來來往往的民眾開啟對話,實現民主生活的許諾,共同構成了車站大廳的景觀;更遑論除了族群之外還有更多不同的人會使用這個空間,跨越性別、階級、年齡、身心障礙等等的界線不一而足。

早先台北車站就曾為了避免街友使用,而拆除了大廳原有的座椅;現今出了大廳,台北車站內的公共空間就相當有限,僅剩周邊極少的座椅,空間與動線上對於團體來說也並不便利。台鐵「全面禁止坐下」的禁令,因循過去爭議歷史最明顯的受害者是外籍人士,然而事實上是所有使用者都共同受到影響。

疫情的特殊時刻提供管理者一個加強控制公共空間的理由;這就猶如九一一事件以後美國對公共空間以社會安全之名,採取更多監視手段來做管理,很大程度地限制了人們移動的自由與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Low and Smith 2005)。然而,防疫所建議的身體距離,可不是針對我們的屁股與地板的距離;更何況台鐵從今年二月開始早已以防疫之名限制在大廳群聚與坐下,在指揮中心都稱疫情暫且趨緩的此時宣布永久禁止坐下(甚至不是保持身體距離),實在難以想像與防疫有何關聯,更像是藉著天賜良機來強加不合理的使用管制。

林佳龍部長從支持開放到找尋中間解方的態度轉移,反映公共空間正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之中認知即是現實,支持管制的人們認知到的公共空間品質低落,當然也是要審慎面對的問題。細看許多支持禁令的民眾,論述的重點普遍集中於美觀與便利,也許對一些民眾來說,現階段的主觀體驗以及能夠穿行而不用迴避坐下的人群,是重要的品質依據。

社會住宅政策的推行足供本次事件借鏡,畢竟提升公共空間的品質就是社會住宅突破鄰里反對的策略之一,而社會住宅的經驗中最重要的提醒就是應該要妥善結合民間力量、包括建築師與民間團體等,才有可能達成目標。回到本題,要保持開放性、同時要避免造成不便的負面感受,在台鐵的角度上,正本清源之道至少也該是透過規劃研究來找到各方可接受的基準,例如以流量來推估不同日期或時段適當的使用人數與密度,有必要時透過站方的協助,引導使用者在人潮過多時能去到其他替代的公共空間。此外,主觀的美感也並不是無可質疑的、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體驗而累積的結果,那麼身為主責單位的台鐵是否能更積極經營,不是當成死板僵硬的出租展場,而是促成藝術家、策展單位與社會團體的合作,讓大廳能拓展出更多元的美學感受,鬆動黑白格紋與繽紛彩虹之間的界線?

退萬步言,即便台鐵毫無頭緒,針對台北車站的公共空間也可以引入其他共同管理的單位進行更整體的規劃。筆者去年曾有機會參加身心障礙團體對於台北車站的引導設施會勘,其間台鐵針對改善設施的要求,若不是稱現有措施足矣、便是以台北車站站體結構複雜,有必要邀請其他單位進行整體規劃的方式推託其詞。當台鐵被要求進行空間改善時,就會說整體規劃是必要的、其他單位也必須分擔責任;然而當台鐵打算禁止人們使用公共空間時,卻是不需整體規劃、有問題就以付費區代之,剝奪民眾公共使用的權利。

台鐵如果無力單獨負擔公共空間的維護與營運責任,那麼是否也該與站體內其他管理單位、諸如台北市政府共同構思,如何提供充足且便利的替代選擇與維運資源?台北車站不只是台鐵所有,更是全台灣人潮最密集的車站、國人與旅客共同的記憶,本就值得相關單位共同構思;更別忘了,從總統、交通部觀光局到台北市政府都曾宣示要打造穆斯林友善環境,這次適逢開齋節正是各方對於承諾的試金石。

台北車站大廳爭議的根源,在於怎麼樣打造更好的公共空間品質,在爭議的當下更有賴於主責的台鐵拿出決心審慎規劃、以及交通部持續監督所屬國營事業,而不是在推卸給商品化、擺爛怠惰或權威管控之間得過且過。當人們主觀上感受到公共空間的品質提升時,也會有更強的社群認同(Francis, Giles-Corti, Wood, and Knuiman 2012);在自發的活力與反動的管制、在全面開放與全面禁止之間,還有很多關於公共空間可以如何共好的可能性是值得被探索的,找到其中的共通點正是我們身為民主的共同體成員必須投入的公共生活。

參考資料

  • Hou, J. (Ed.). (2010). Insurgent public space: guerrilla urbanism and the remaking of contemporary cities. Routledge.
  • Low, S., & Smith, N. (Eds.). (2013).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pace. Routledge.
  • Francis, J., Giles-Corti, B., Wood, L., & Knuiman, M. (2012). Creating sense of community: The role of public spa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2(4), 4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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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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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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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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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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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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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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