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身影就這樣閃過了數位轉型的絕佳時機，我們還為此沾沾自喜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雖然台灣的防疫工作受世界矚目，但我們卻可能錯過了世代難得的數位轉型機會，當全世界的職場機制都在後疫情時代變得更進步時，我們仍然活在「舊的正常」，因為生活沒有被影響到要做出真改變。
譯：丁肇九
從紐約來台灣開始全職工作之前，我有三年時間都過著「數位游牧」的生活，當時遠端工作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因為疫情影響，在2020年的今天，遠端工作對全世界的知識工作者來說已經是個稀鬆平常的事——除了台灣。
還沒到《關鍵評論網》上班前，我對於這種朝九晚五的生活感到焦慮——我有沒有辦法融入這裡的企業架構（畢竟我連大學實習都不太用心）？我和文化背景非常不同的台灣同事會不會處不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忍受關在辦公室多久？
還好，我的公司環境舒適，同事人很和善，過去一年也活下來了。我學會接受「辦公室」這檔事，但辦公室的工作模式並沒有對我的工作有正向幫助。每天來回通勤耗費我兩個小時，雖然同事可能很開心能在辦公室看到我，但實際上，因工作性質我根本不需要出現在辦公室。
然後新型冠狀病毒出現了。
即使是「走得很前面」的數位媒體，面對數位轉型仍顯得舉止失措
這波疫情帶來少數的「好處」，就是在維持社交距離的規範之下，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嘗試遠端工作。不過在台灣因為疫情管理得當，大部分企業都沒想要認真經營這件事。
一直到台灣疫情越發嚴峻、還有同事疑似患上流感的時候，我的公司仍然不太願意宣布開放在家工作。
對此，我心中的美國靈魂覺得這根本是侵犯了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而我的亞洲靈魂則默默傳了一個輕鬆但不失禮貌的訊息給我的老闆，問公司有沒有考慮讓員工在家上班。之後沒多久，台灣境外移入確診案例增暴增，我們也終於實行了三個禮拜的遠端工作。我回到了我的舒適圈，工作效率也跟著上升，但也有些同事反應在家工作的時候比較容易分心或者缺乏動力，也有些同事持續到辦公室上班。
被老闆稱為遠端工作「實驗」的三個禮拜期間，我們光是決定要用Zoom還是Google Meet就來回切換幾次，進行會議時，還要討論要不要開鏡頭（要，除非你在馬桶上開會）、沒發言的時候該不該把麥克風關掉（請關掉，我已經說三次了）。
雖然我們的公司一直都在用Slack和Trello這類為商業線上商業溝通發明的軟體，但遇到真正要遠端工作的「危機」我們還是有點應付不來。數位媒體集團如我們都這樣了，更別說比較傳統的企業。
才剛過三個禮拜，台灣新增的確診案例開始變少，我們也馬上回到辦公室。管理階層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們不用再因應長期遠端工作規劃各種各樣的未知，甚至有些同事都覺得可以回到辦公室工作很開心。
台灣的身影，就這樣閃過了數位轉型的絕佳機會，我們還為此沾沾自喜。
「科技大國」台灣在職場文化的數位轉型，落後全世界非常多
每當說到台灣是「科技大國」，許多人的腦海中都會浮現美國矽谷的身影，但實際上台灣「科技」講的大多是半導體和電子產品的輸出，政府甚至到近年才逐漸營造出「新創友善」的產業環境。然而就算有這些技術和利基產業優勢，台灣的職場文化還是停留在那輝煌的1970年代加工出口歲月裡。
我問了駐台北的新加坡籍研究員Roy Ngerng對台灣職場文化的感受。他說他的公司在遠端工作期間，要求員工每天用視訊「回報」三次，確保能掌握行蹤。
台灣的工作者總被期待要「看起來」把工作做完，所以在回報進度的過程中，他們總會很刻意的展現績效，這反而造成整體的效率低落。
此外，許多企業主都依靠古早的打卡制度來管理旗下員工，他們會說「依法打卡」是法規保障勞工的一環，但實際上，卻有更多企業用打卡時間來處罰員工，有些企業甚至會以十分鐘為一個單位計算，來扣晚打卡的員工薪水。
有個曾在國立台灣博物館工作的朋友跟我說，他們打卡系統用的是臉部辨識，讓他們連換眼鏡都不行，就怕來回之間耽誤到打卡。
在工作文化這方面，台灣的新創公司雖然稍微有彈性，但也沒有非常的不同。大部分的新媒體公司都會設定有限的「在家工作」額度（平均每個月一到四天），有些高成長的新創企業連這樣的規定都沒有，CakeResume的營運長謝威秤就跟我說，因為新創前期的過程中「速度」是關鍵，團隊一旦遠端工作就可能影響進度成效，缺乏管理遠端團體的經驗也是問題，但他也表示會考慮在公司穩定成長之後，嘗試啟用遠端工作的制度。
遠端工作，其實對勞方和資方都有許多好處
根據研究，遠端工作如果執行的妥當，可以提升員工的生產力、創造力以及士氣，企業主也能省下辦公室的租金，降低企業擴張的物理開支。
此外，就算沒有全球性的疫情，我們的辦公室還是很「有病」。在開放式的辦公空間裡，人們得到飛沫傳染疾病的機會很高，認知功能也會因為辦公室環境降低。如果企業讓員工有彈性的在家工作，反而能保障其他同事的健康，也能提高生產力。
然而，仍有許多人將遠端工作當成是一種員工福利，這樣的思維不只陳腐，而且大錯特錯。
在台灣，有78%的企業面臨人才短缺的問題，工資過低是其中一大問題，但本地雇主也沒有往外看的眼光。當然，雇主之所以不使用外國人才，居留證規範、較高的承攬稅則等成本和繁複法規是一大原因。但對這些雇主來說，採用遠端工作的員工就可以打破地域界限，大幅充足他們的人才庫。
Twitter日前宣布全體員工可以「無限期」在家工作，Facebook也在上週宣布未來至少一半的員工會遠端工作，擴張聘請員工的地區，不侷限於生活費用高昂的矽谷或紐約等城市。
我的好朋友Srivatsa Ray經歷了十幾年遠端工作的歲月，也是好幾家美國科技公司的顧問，他認為「遠端工作」的字眼常帶給人負面印象，反倒喜歡稱它為「分布工作（distributed work）」，讓人才可以超越地理疆域。
到頭來，戰勝疫情的台灣，卻在數位轉型上落後了全世界
即使台灣企業有心試行數位轉型，仍需面對台灣數位基礎建設的缺乏和政策法令的繁瑣。例如當全世界都在往「無鈔化」的數位金融邁進時，台灣仍停留在以現金為主的社會，像PayPal這種全球適用的國際支付服務也因為無法配合法規而撤離台灣。
在台灣，就連基本的銀行服務有時候都很可怕——開銀行帳戶要花幾個小時、網路銀行的介面令人厭世，開一間公司在新加坡只要三個小時，在台灣卻要花三個月。這也是外國企業會對在台灣開公司卻步的一大原因。如果一家公司需要落實數位轉型，必須先解決線上金融的問題，以便國際交易與工資自動化等等，這些挑戰卻不是三兩天可以完成的。
回歸主題，雖然台灣的防疫工作受世界矚目，這個大有潛能的國家卻可能錯過了世代難得、釜底抽薪的數位轉型機會。我們最近在慶祝台灣「回歸正常」，但比照全世界，我們仍然活在「舊的正常」，因為我們的生活沒有被影響到要做出真改變。
在此同時，那些正在受到疫情強烈衝擊的國家可能會在後疫時代變得更進步、完全改變原本的職場機制，住在台灣的我們，則繼續快快樂樂的享受村上春樹口中的那種小確幸。
本文原發表於 The News Lens International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