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睹我爸爸是怎麼被射殺的」人權觀察:菲律賓掃毒戰使兒童深陷創傷與貧窮

「我目睹我爸爸是怎麼被射殺的」人權觀察:菲律賓掃毒戰使兒童深陷創傷與貧窮
Photo Credit: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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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毒戰的陰影下,孩子承受著心理壓力,貧窮和創傷使得他們不再上學或開始工作。有些小孩也因為失去家庭成員在校面臨霸凌、汙名或被退學,有些孩子則被迫在離家在街頭生存。

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27日發布一篇報告指出,伴隨著街頭上血腥的屍體,長期的掃毒戰讓孩子們在身體、情緒和經濟上都受影響,毀壞了他們曾經的「正常」生活。

2016年6月1日到2020年1月31日,菲律賓緝毒署(Philippine Drug Enforcement Agency)記錄了5601名掃毒戰中死亡的吸毒嫌疑犯。《Rappler》報導,杜特蒂(港譯「杜特爾特」)的掃毒戰因為導致許多人的死亡而廣受批評,人權團體估計死亡人數約在2萬7000人。

這份長達48頁的報告〈我們的快樂家庭已經逝去:掃毒戰對菲律賓兒童的影響〉,訪談23組、來自6個地區受到掃毒戰影響的家庭。當中詳細探討了在家長或監護人被殺害後,留下的孩童所面臨的困境。

許多孩子承受著心理壓力,原先的經濟困難更雪上加霜,貧窮和創傷使得他們不再上學或開始工作。有些小孩也因為失去家庭成員在校面臨霸凌、汙名或被退學,有些孩子則被迫在離家在街頭生存。

目睹親人被殺造成孩子心靈上的劇變,也使得他們的行為和與人互動的方式出現變化。Karla的爸爸在2016年12月被槍殺,他說,他們的快樂家庭已經不在,「事發時我在現場,我爸爸中彈時,我目睹我爸爸是怎麼被射殺的。」Karla的哥哥不再對任何人笑,也變得易怒、對人喪失信任。

另一名受訪者Zeny丈夫的屍體在馬尼拉( Manila)湯都區( Tondo)被發現,頭被裹在包裝膠帶裡裡,身上有19處刀傷。Zeny兒子的性情因父親去世發生巨大變化,他曾威脅要殺掉別人或用膠帶捆住朋友的頭,也經常將憤怒發洩在母親身上,Zeny說,「他變得暴戾,我很害怕,不知道他長大後會怎麼,我擔心他會誤入歧途或入獄。」

大部分掃毒戰受害者都來自低收入家庭,報告指出,「許多孩子別無選擇所以出外工作,最後流離失所、在街頭生活,暴露在危險暴力和犯罪活動中。」

Robert是3個手足中年紀最長的,在父親2016年12月被殺後,成為家庭的經濟之柱。家裡3個孩子都不再上學,打臨時工以求溫飽。「父親過世後我必須更努力工作,我成為兄弟姊妹的父親,因為我不想看到他們受苦……所以,我將做任何我能做的。」Robert說,「我強迫自己工作,即使我其實並不想。為了自己、為了我的手足,我強迫我自己。」在沒有親友能讓他們借宿時,Robert和手足們以市場為家,睡在紙箱上。

孩子們承受恐懼

「因為總統杜特蒂的決定,警察濫權並毆打有使用毒品嫌疑者,孩子們在承受恐懼。」人權觀察菲律賓研究員Carlos Conde說,「政府需停止無止盡的暴力那使得孩子們的生活漂泊不定,並應提供被傷害的孩子們協助。」

有的孩子因為心裡創傷不敢向執法機關尋求協助。報告指出,政府不願有效率並公正的調查掃毒戰的受害者,而目前菲律賓社會福利與發展部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and Development)也缺乏特別專案給予受影響的孩童直接協助。

美聯社》報導,人權觀察呼籲聯合國最高人權機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OHCHR)對掃毒戰發起獨立調查,希望人權理事會將此排進下個月會議的議程。

此外,在疫情中掃毒戰也持續進行,也因管制措施規範不清,引發警方濫捕等行為的質疑。菲律賓國家警察 (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仍然運作著同一套處理罪犯的規則,並沒有因疫情的管制措施而調整。《Rappler》報導,機構間新發傳染病工作隊(Inter-Agency Task Force,IATF)被批評為模糊的、零碎的守則,讓地方政府和警方有空間得以遂行他們的目的。

從管制開始的3月15日到4月29日,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CHR)收到368則有警察濫捕相關的控訴。「警察暴力事件數量增加跟封城缺乏清楚的守則有關。使他們在管制措施上過度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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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徐卉馨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