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失去的不是民主、自治,或抵抗的意志——香港正經歷第三次「心碎時刻」

我們失去的不是民主、自治,或抵抗的意志——香港正經歷第三次「心碎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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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84年,在《聯合聲明》簽署之前,一群香港大學的學生給中國總理趙紫陽寄了一封信,詢問他們在移交後是否可以期待一個民主的香港。差不多在36年前的5月22日,他是這樣回覆的:“這是理所當然的。”自此,香港的民主運動就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碎。

文:Wilfred Chan(住在紐約,從事寫作、編輯的工作。在香港擔任過記者,報導過《雨傘運動》及有關的新聞)

(本文英文版5月23日原刊載於《The Nation》雜誌,經原作者授權在此刊載中文版。若欲閲讀原文,連結於此

隨著中國準備立法將異見人士定為罪犯,香港人正面臨著一個黑暗的新時代。

在香港殖民統治結束23年後,中國政府宣布將對香港實施一項長期以來令人擔憂的「國家安全」法,實際上是要將異見人士入罪。國安法如何通過,就如同其內容一樣,令人震驚:該法律將由中國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單方面制定,而不是經過香港的立法機關。其實,香港的立法機關早已被親北京勢力所操縱。北京這個做法,是要宣示該法律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北京對香港及其人民擁有絕對的權力。

香港已失去一樣有巨大意義的東西。這東西不是民主,因為香港從未有民主;也不是自治,因為香港從未享有過完全的自治權。失去的,肯定不是抵抗的意志。在我撰寫本文時,社運人士已經計劃了一連串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決心戰鬥到最後一刻。

失去的,就是以為香港的前途問題,仍然是「懸而未決」的那種想法。看起來,中國政府已有了答案,這答案標誌著一個抗爭失去目標的開始。

在短期內,香港人最擔心的是安全。接近北京的官員表示,該法律可能由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執行,這個部門曾使未經審判的中國維權分子「被消失」而聞名。這將對香港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這個城市不僅是民主運動人士的家園(也是近期工會運動迅速發展的地方),且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勞工組織和持不同政見者的避難所,還是保護在香港和跨境移民、難民、同性戀者、性工作者與其他群體的基地。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的媒體,也將總部設在香港。

即使是近期,這些人都依然在香港相對地自由工作。他們能夠批評政府,而不必擔心政府的報復。但是,如果新的法律與內地的法律類似,那這段自由日子將很快過去。已經有香港人預見監控會增加,急著下載VPN、關掉他們的社交媒體帳戶,並清理其公開個人資料,不留下任何政治反抗的痕跡。

這股危機並非空談,最近幾週,在新冠病毒疫情的掩蓋下,香港警察逮捕了數百名支持民主的抗議者,以及知名的社運人士,罪名包括從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到違反防疫「限聚令」的措施。警察向報導示威的記者噴胡椒噴霧,迫使他們從馬路走上人行道,一位攝影記者說她被「嗆喉」。

在此之前的將近一年的抗議活動期間,有八千多人被捕,其中包括一個只有十歲的孩子(編按:事件發生於2019年9月21日,警方後來指該被捕少年13歲)。一些示威者後來指控,他們在拘留中遭受了酷刑和性侵害。

值得重申的是,香港抗議運動的核心「五大訴求」相當卑微。抗議運動由要求香港政府撤回了一個構思不當的引渡條例開始,該法案會使香港人被引渡到中國,受其不透明的法律制度審判。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動用警力鎮壓,反使抗議者凝聚力量,成為席捲全港的群眾運動。他們要求調查警察的暴力行為、要求政府停止將抗議活動定性為「暴動」(這使被捕示威者面臨暴動罪指控,可以受到長達10年監禁的懲罰)、對被拘留者特赦、以及實行北京早已承諾的自由選舉。

這些要求完全不激進。民意調查顯示,他們得到了決定性多數香港人的支持。這削弱了中共新版《國安法》的法理依據,即抗議運動是代表著分離主義甚至是恐怖主義。實際上,香港當前的危機完全是當局拒絕參與解決香港人關切的問題,反之鎮壓所造成的產物。

本來結果是可以截然不同的。1984年,英國和中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兩國同意香港的「生活方式將維持50年不變」,而香港居民最終將選出自己的領導人。當年,許多香港民主運動人士對中國的情況深表同情,並熱情地說要將自由進步的價值觀帶入中國,這一渴望得到了中國最高層改革者的回應。1984年,在《聯合聲明》簽署之前,一群香港大學生給中國總理趙紫陽寄了一封信,詢問他們在移交後是否可以期待一個民主的香港。差不多在36年前的5月22日,他是這樣回覆的:「這是理所當然的。」

自此,香港就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心碎的民主運動。第一次是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大屠殺。這一事件,基本上扼殺了中國民主運動以及和平示威者的生命。這種難以形容的暴力行為,使北京當局與香港受震驚的民主派人士之間,撕出一道大的裂痕,他們原來謹慎樂觀情緒被強烈的恐懼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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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令人心碎的事件發生在2014年,香港民主人士數年來為爭取通過自由選舉改革方案的努力,以失敗告終。為了重新啟動改革進程,學運分子作了最後的努力,在香港政府總部附近發動了長達79天的大規模街頭佔領的「雨傘運動」。當局並未有讓步,反而以武力清除了佔領場地。運動的失敗,開啟了加速鎮壓的大門:在隨後的幾年中,運動的領導人被抓去坐牢,反對黨的議員被剝奪席位。出版了批評習近平書籍的小書商,甚至遭跨境帶走「被認罪」。所以,去(2019)年提出引渡條例,被視為是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現在正經歷第三次心碎。從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到引渡條例的路途上,不祥的訊號不斷,現在,「港版國安法」就是一個不能回頭的標點。從現在開始,香港示威者將不再只是組織反抗香港政府,甚至是要反抗中共本身。但沒有人確切地知道如何去做。

這個問題說明了一個世界危機。香港日益絕望的處境,反映了中美關係惡化,這是絕非偶然的。自從香港成為殖民地貿易站以來,它一直是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中國對後殖民地的香港,委婉地賦予「一國兩制」地位,正表明了香港存在的理由:成為中西方資本的交接點。香港的穩定,從來沒有被容許從其自身的資源或利益去建立,而是通過於其他國家的斡旋而來。香港在世界上的地位,取決於它在大國之間進行調解的能力。同樣地,香港在生存困局中的掙扎,是一個更大崩潰的症狀。

香港上一次面臨類似的危機是在五十多年前,當時是在冷戰最激烈的時期,也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開始:1966年,從中國外溢的動亂刺激了香港勞工的不滿情緒,引發了反殖民地主義的暴動,將港英政權推向了邊緣。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一種殘酷的倒轉:英國當年為壓制左派異議人士而制定的殘酷警務策略和專制法律框架,已被中國當局重用於民主派港人。中共對外宣稱自己為西方的帝國主義對抗者,但是中國官方媒體現在又說,香港新的國家安全法將在「脆弱的」英國安全法框架的基礎上改善。換言之,它是希望加強,而不是拆除殖民地的鎮壓機制。

今天,香港陷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矛盾之中。這個世界性的新自由主義——甚至在1990年代(也是香港鼎盛的時期)是烏托邦式的——都屢次因為金融危機而潰散。結果是這個世界依然沒有否定市場的意識形態,但更多的是陷入了日益激烈的民族主義的競爭中,強大的國家為控制日益減少的利益而進行搏鬥。國際社會本可共同應付新冠肺炎疫情,相反地,美國和中國高級官員在社交媒體上抛出陰謀論互相辱罵,只加劇了疫情帶來的禍害。

香港所處的中間地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穩定,因此新增了一些香港人認為要與外部勢力結盟的壓力。去年秋天,香港民主派人士採取了直接遊說美國尋求援助的新步驟。美國議員們熱切希望藉此機會象徵性地再棒打中國,去年9月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該法案旨在「維護」香港的自治,但使用了一種自殺式的邏輯:當前美國在貿易和移民方面的政策,視香港和中國為兩個不同的主體。但如果中國破壞香港自治,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便可能完全撤銷這種特殊的待遇。不言而喻的假設是,中國不敢傷害其通往全球資本的寶貴渠道,也就是香港這隻金雞母。然而,隨著新的港版國安法頒布,中國已表明美國只是虛張聲勢而已。

香港人如果繼續遊說美國政府,助長更多衝突,究竟可以得到些什麼,尚未可知,而香港人在這個衝突中將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要香港人民和中國人民一起反抗中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中國內地的中國人也面臨類似的國家鎮壓。中國嚴厲的審查制度,使我們難以衡量中國人民對香港民主制度的同情程度。連中國活躍人士、藝術家、作家和普通互聯網用戶,因只對香港的抗議活動表達了溫和的支持,都被拘留。而且,中國的官媒似乎決心繼續不真實地將香港民主人士,描繪成若不是外國特工、就是分裂國家的叛徒,這也是旨在煽動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宣傳。甚至連香港的勞工權利團體、社會活躍分子也發現,由於黨中央對非政府組織的鎮壓越來越大,在中國展開工作的可能性也變得越來越小。

更糟的是,一些本土主義強硬派的香港人(佔抗議者的小部分)騷擾、甚至毆打中國的移民、遊客和工人。這一切把香港抗爭者團結在一起的可行性之門都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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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香港的逃生路線也可能是我們所有人的逃生路線,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地方是一個如此戲劇性的交匯點。在這裡,相互競爭的慾望一直沒有消失過。香港抗拒雙頭地緣政治,但為他們提供了難得的談判空間。肯定的是,香港的特殊性,是它為殖民者、買辦、金融家、寡頭政治當權者而設計,令他們世世代代都富裕。

此外,移民和社會異類者、尋夢者、和異見者的掙扎,也在互相爭論和塑造香港這個空間。這也是被壓迫的人經常做的,利用不同的體制的交匯作為起點,作出各自的反抗行為,這不會是一條容易的出路。香港要從任何法律或國家權力,和從互相衝突的歷史中解放出來,將需要同時消除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這既是香港面臨難以應付的挑戰,也是香港從中得到解放潛力的泉源:不只是站在相互競爭的兩極的中點,而且要另闢生存的途徑。

我們短暫地瞥見了這些新世界。在雨傘運動期間,震耳欲聾的行車天橋變成了寧靜的營地。在持續的抗議活動中,年長的香港人站在前線,保護年輕的抗議者免受警察的傷害,而志願醫務人員則為陌生人的眼睛清洗催淚煙。就是這種精神,使香港人儘管在疫情期間,政府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時,也能迅速組織起來,戴上口罩而生存。這種意識常常感覺像是一個看不見的新社會,覆蓋在既有的舊秩序之上。這個感覺很難向經濟學家、黨官或是美國國會議員描述,讓他們明白。我相信,這也是人們對香港深愛的真正原因。

我們的生活不能變成長期的政治運動。如果不能以我們自己的方式贏得香港的未來,我們至少可以用我們的故事使它更豐富。香港人將關鍵的週年紀念日期變成密碼:說8-3-1、7-1、6-4,和現在的5-2-1。其中一些日子代表著痛苦的政治悲劇,另一些代表著欣喜的共患難時刻——每個時刻都加深我們的集體自我認知。諸如此類的數字語言,並不是為避過審查制度,更多是為了防範遺忘。有感於中共會竭力利用如泥沙般的假訊息,把類似事件的紀念埋沒,我們需要有更富想像力的戰略,來應對未來的情況。

去年秋天,當抗議活動仍在街上進行得如火如荼,香港互聯網一名用戶發起了一個臉書帖文,詢問朋友,如果這座城市有一天真正的自由時,他們將如何生活。當抗議者只能戴著口罩互睹對方時,該帖文(現已刪除)瘋傳一時。一些人的回答既平凡又清新,有人說:「我想開魚蛋檔,因為我喜歡吃咖哩魚蛋。」許多其他人表示希望成為講故事員、檔案員、博物舘管理員、圖書館員,以保留抗爭的故事:「我想告訴孩子們,他們的兄弟姐妹如何為他們而鬥爭。」

有一天,可能是在來生吧,這些夢想可以引著香港人回到他們的家。

原文發表於《The Nation》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