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失去的不是民主、自治,或抵抗的意志——香港正經歷第三次「心碎時刻」

我們失去的不是民主、自治,或抵抗的意志——香港正經歷第三次「心碎時刻」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84年,在《聯合聲明》簽署之前,一群香港大學的學生給中國總理趙紫陽寄了一封信,詢問他們在移交後是否可以期待一個民主的香港。差不多在36年前的5月22日,他是這樣回覆的:“這是理所當然的。”自此,香港的民主運動就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碎。

這個問題說明了一個世界危機。香港日益絕望的處境,反映了中美關係惡化,這是絕非偶然的。自從香港成為殖民地貿易站以來,它一直是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中國對後殖民地的香港,委婉地賦予「一國兩制」地位,正表明了香港存在的理由:成為中西方資本的交接點。香港的穩定,從來沒有被容許從其自身的資源或利益去建立,而是通過於其他國家的斡旋而來。香港在世界上的地位,取決於它在大國之間進行調解的能力。同樣地,香港在生存困局中的掙扎,是一個更大崩潰的症狀。

香港上一次面臨類似的危機是在五十多年前,當時是在冷戰最激烈的時期,也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開始:1966年,從中國外溢的動亂刺激了香港勞工的不滿情緒,引發了反殖民地主義的暴動,將港英政權推向了邊緣。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一種殘酷的倒轉:英國當年為壓制左派異議人士而制定的殘酷警務策略和專制法律框架,已被中國當局重用於民主派港人。中共對外宣稱自己為西方的帝國主義對抗者,但是中國官方媒體現在又說,香港新的國家安全法將在「脆弱的」英國安全法框架的基礎上改善。換言之,它是希望加強,而不是拆除殖民地的鎮壓機制。

今天,香港陷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矛盾之中。這個世界性的新自由主義——甚至在1990年代(也是香港鼎盛的時期)是烏托邦式的——都屢次因為金融危機而潰散。結果是這個世界依然沒有否定市場的意識形態,但更多的是陷入了日益激烈的民族主義的競爭中,強大的國家為控制日益減少的利益而進行搏鬥。國際社會本可共同應付新冠肺炎疫情,相反地,美國和中國高級官員在社交媒體上抛出陰謀論互相辱罵,只加劇了疫情帶來的禍害。

香港所處的中間地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穩定,因此新增了一些香港人認為要與外部勢力結盟的壓力。去年秋天,香港民主派人士採取了直接遊說美國尋求援助的新步驟。美國議員們熱切希望藉此機會象徵性地再棒打中國,去年9月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該法案旨在「維護」香港的自治,但使用了一種自殺式的邏輯:當前美國在貿易和移民方面的政策,視香港和中國為兩個不同的主體。但如果中國破壞香港自治,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便可能完全撤銷這種特殊的待遇。不言而喻的假設是,中國不敢傷害其通往全球資本的寶貴渠道,也就是香港這隻金雞母。然而,隨著新的港版國安法頒布,中國已表明美國只是虛張聲勢而已。

香港人如果繼續遊說美國政府,助長更多衝突,究竟可以得到些什麼,尚未可知,而香港人在這個衝突中將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要香港人民和中國人民一起反抗中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中國內地的中國人也面臨類似的國家鎮壓。中國嚴厲的審查制度,使我們難以衡量中國人民對香港民主制度的同情程度。連中國活躍人士、藝術家、作家和普通互聯網用戶,因只對香港的抗議活動表達了溫和的支持,都被拘留。而且,中國的官媒似乎決心繼續不真實地將香港民主人士,描繪成若不是外國特工、就是分裂國家的叛徒,這也是旨在煽動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宣傳。甚至連香港的勞工權利團體、社會活躍分子也發現,由於黨中央對非政府組織的鎮壓越來越大,在中國展開工作的可能性也變得越來越小。

更糟的是,一些本土主義強硬派的香港人(佔抗議者的小部分)騷擾、甚至毆打中國的移民、遊客和工人。這一切把香港抗爭者團結在一起的可行性之門都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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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逃生路線也可能是我們所有人的逃生路線,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地方是一個如此戲劇性的交匯點。在這裡,相互競爭的慾望一直沒有消失過。香港抗拒雙頭地緣政治,但為他們提供了難得的談判空間。肯定的是,香港的特殊性,是它為殖民者、買辦、金融家、寡頭政治當權者而設計,令他們世世代代都富裕。

此外,移民和社會異類者、尋夢者、和異見者的掙扎,也在互相爭論和塑造香港這個空間。這也是被壓迫的人經常做的,利用不同的體制的交匯作為起點,作出各自的反抗行為,這不會是一條容易的出路。香港要從任何法律或國家權力,和從互相衝突的歷史中解放出來,將需要同時消除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這既是香港面臨難以應付的挑戰,也是香港從中得到解放潛力的泉源:不只是站在相互競爭的兩極的中點,而且要另闢生存的途徑。

我們短暫地瞥見了這些新世界。在雨傘運動期間,震耳欲聾的行車天橋變成了寧靜的營地。在持續的抗議活動中,年長的香港人站在前線,保護年輕的抗議者免受警察的傷害,而志願醫務人員則為陌生人的眼睛清洗催淚煙。就是這種精神,使香港人儘管在疫情期間,政府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時,也能迅速組織起來,戴上口罩而生存。這種意識常常感覺像是一個看不見的新社會,覆蓋在既有的舊秩序之上。這個感覺很難向經濟學家、黨官或是美國國會議員描述,讓他們明白。我相信,這也是人們對香港深愛的真正原因。

我們的生活不能變成長期的政治運動。如果不能以我們自己的方式贏得香港的未來,我們至少可以用我們的故事使它更豐富。香港人將關鍵的週年紀念日期變成密碼:說8-3-1、7-1、6-4,和現在的5-2-1。其中一些日子代表著痛苦的政治悲劇,另一些代表著欣喜的共患難時刻——每個時刻都加深我們的集體自我認知。諸如此類的數字語言,並不是為避過審查制度,更多是為了防範遺忘。有感於中共會竭力利用如泥沙般的假訊息,把類似事件的紀念埋沒,我們需要有更富想像力的戰略,來應對未來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