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漁民出走也歸咎台塑?死魚事件恐怕不是起點,卻也不是終點

越南漁民出走也歸咎台塑?死魚事件恐怕不是起點,卻也不是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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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前後資訊的矛盾,提醒我們難以斷言河靜鋼鐵的污染嚴重且持續地影響漁民生計。然而,無論越南本地或國外媒體對此一事件的再現,卻是當地漁民生計因此污染持續滑坡,這中間的落差,牽涉了南海的漁業競爭與越南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

文:林佳禾、胡慕情

編按:2016年4月,越南河靜省開始出現魚群死亡情況,而位於河靜省由台塑掌管的經濟區,其排出的廢水被視為造成魚群死亡的原因。隨後台塑在越分部的一位經理表示:「這是唯一可能的選項,要麼是魚或現代鋼鐵工業的發展?」此言論在越南引發民怨及一連串「反台塑」遊行。同年6月30日,越南政府召開記者會指出河靜鋼鐵廠的廢水就是元凶,而台塑也於28日坦承負責,並表示將提供五億美元(約台幣161億元)賠償給受害者。

而自事件發生後,媒體普遍把越南北中部漁民外流的狀況歸咎於台塑,本文作者則是透過數據與田調,表示難以斷言河靜鋼鐵的污染在持續影響漁民生計,還須考量南海的漁業競爭與越南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

漁民生計回不去了嗎?

為了弭平越南全國各地對漁獲安全的質疑,5月4日(2016年),越南政府宣布河靜、廣平、廣治和承天順化四省二十海浬內禁止捕魚活動、已收獲上岸的水產亦必須禁止銷售或加工處理。這項禁令,一直持續到9月才「部分」解除。

禁漁期間,在四省蒐集的海鮮樣品檢測結果顯示,只有沙丁魚、金槍魚、鯖魚等「迴游」魚類,體內沒有苯酚,屬可安全食用的魚種;至於蝦、螃蟹、魷魚等「底棲」魚種,則被檢測出有一百三十二個苯酚樣品,其中河靜省和廣平省的比例最高。因此,越南衛生部後來仍持續禁止四省捕撈二十海浬以內、高達一百五十四種的底棲魚類,直到2018年5月。

由於一開始沿近岸全面禁止捕魚長達四個多月,影響層面甚廣,當時越南勞動和社會事務部曾以專案「協助」四省受影響的居民前往臺灣、韓國與日本從事漁業、保健服務、養老院和家務工,據稱移動人數超過一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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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近海以供應加工為主的雜魚捕撈活動曾受到禁魚影響。

2017年初,我們在臺灣見到來自廣平省的阮春賢。當時四十四歲的他,原本擁有一艘二十三公尺長的中型漁船。死魚事件發生前,他每次出海一週,收獲足以養活一家大小、讓兒子出國唸書,甚至雇用六名船員。「但不能捕魚、原先捕的魚又賣不掉,實在沒法生活,我只好賣掉船,來臺灣當漁工。」

從自雇者變成移工,阮春賢不只收入驟降,連自由與尊嚴也不復存在。「來臺灣的仲介費至少是三千美元、一次付清,來臺灣以後,卻整整兩個月都沒工作。」他在2016年冬天抵達臺灣,天氣很冷,仲介卻只給一條薄被,要他住在窄仄、骯髒又惡臭的空間。「而且他一天只給我一百塊臺幣,幸好太太寄泡麵給我,才能過得下去。」於是,他選擇逃離仲介桎梏,尋求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協助。

理論上,阮春賢擁有的漁船要前往二十海浬以外作業應該不成問題。為什麼四個多月限制作業水域的部分禁漁,會讓一位原本買得起漁船、雇得起六名船員的船主,被生計所迫必須做出變賣生產工具、出國打工這樣的決定?

阮春賢的遭遇,即時提醒了我們:死魚事件恐怕既不是問題的起點,也不是終點。

魚群死亡,是整起事件的核心,卻也是謎團。迄今所有企圖整理這項數據的報導、文件,甚至學術研究,數據不一,從數十噸、一百多噸、兩百多噸、三百多噸、五百多噸到上千噸都有。綜合來看,較為可信的範圍,應該落在一至三百噸之間。

2015年,也就是事件發生的前一年,官方統計上四省的海鮮水產總產量,加起來一共是二十萬四千九百七十九噸,其中四分之三是漁業捕撈(包括海洋和淡水),另外四分之一則是水產養殖。2016年,受到污染和禁漁直接影響,總產量下滑到十六萬九千六百六十四噸,減少十七%,其中捕撈的減幅明顯比養殖來得大;但到了2017年,總產量就又回升到非常接近二十萬噸的水準。

從以上數字可明確得知:死魚事件的確造成衝擊,但並非魚群直接暴斃,而是二十海浬內禁漁四個多月造成的產量下降;若同時參考兩年統計一次的人均收入資料,比較2014年和2016年,四省居民在農林漁業的人均收入額,除了承天順化省持平之外,其他三省竟然都成長了至少二成以上。除非這兩年之間四省的農業和林業有非常顯著的增長,否則人均漁業收入並沒有因死魚事件而下降,幾乎是可以直接得出的推論。

此外,查閱越南於2017年4至5月間的漁情報導,我們還發現描述海上漁撈活動恢復情形述中的數字顯示,2017年第一季海上作業的船隻大約比2016年同期減少兩成, 這說明先前四個多月的禁漁確實可能造成部分漁船不再出海,阮春賢的狀況並非特例;然而,2017年漁獲量比起2016年同期卻只下跌不到十分之一,這表示海上漁船減少之後,單位生產力其實不減反增。

前後資訊的矛盾,提醒我們難以斷言河靜鋼鐵的污染嚴重且持續地影響漁民生計。然而,無論越南本地或國外媒體對此一事件的再現,卻是當地漁民生計因此污染持續滑坡,這中間的落差,牽涉了南海的漁業競爭與越南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

互相擠壓的漁業生態

南海雖然是資源豐富的漁場,但取用者眾,正因棲地破壞、底拖漁法、嚴重過漁,以及全球暖化、海水酸化的影響,面臨重大威脅。根據一項研究推估,1990至2004年之間,這些狀況可能讓越南在南海上損失了超過一百萬噸的漁獲。這對漁業相關收入可達年度GDP三至五%份額的越南來說,當然是不小的影響。

然而,無論是哪個國家,發生這樣的損失通常並不無辜。

在越南,捕魚是歷史悠久且有其文化傳統的活動,在法屬印度支那時代,海洋捕撈一直低度發展,基本上都是小規模的家庭生計活動,不被殖民政府視為值得經營的獲利產業。兩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越南的漁船開始機動化並使用尼龍漁網,受限於長年戰亂,漁業規模增長仍有限。南北越統一後,社會主義政府全面實施集體制,漁船成為社坊合作社或公營漁業公司的共有財,造船由政府提供補貼,但原本某些地方仍存在組織自我管理的傳統,也因此逐漸凋零。1986年以後,「革新」帶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開放漁船自有自營並銳意鼓勵出口,動力漁船從此便快速而不受控制地增加。

根據2005年越南漁業部(Ministry of Fisheries,MoFi)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聯合發表的《漁撈與水產養殖部門研究》,自1990年代起,到2005年前後,越南動力漁船的總馬力數增長超過五倍,年平均增長率達到十二%;漁船平均規模也持在擴大,四十五匹馬力以上漁船的佔比,也從一成提升到了三成左右——儘管二十匹馬力以下的小型漁船仍為多數。從海洋資源管理的角度來說,這樣的捕撈能力已明顯過度擴張了。漁獲增加的速度,遠比不上漁船規模膨脹的速度,單位努力漁獲量(Catch Per Unit Effort, CPUE)一直持續下滑,在2000年以後只剩下1980年代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事實上,越南的漁業部門並非沒有資源管理和保育的意識,只不過漁業一定程度上背負著提升沿海鄉村人民收入水平的重任,因此一直沒有實施禁漁期或限量捕撈的制度。直到2003年《漁業法》通過,越南才首次出現漁業發展的總體計畫。然而,中央政府設定的目標,與地方政府迫於地方現實或追求數字成長而實際推動的方向,還是經常發生不一致。

另一份由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與越南規劃與投資部於2010年發布的策略報告,則一針見血地指出,越南的海洋捕撈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有太多漁夫在追逐太少的魚」,而這種狀況在沿岸(in-shore)和近岸(near-shore)的水域尤其嚴重:有八十六%的漁船,集中在經濟海域最靠近海岸的四分之一範圍內作業,而這些漁船必須爭搶全國六成左右的漁獲。

漁船總噸位數不斷飆升,除了開放市場競爭、引入商業化經營,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1990年代末以後越南政府主力推廣離岸漁業。從保全海洋資源並提升漁業經濟價值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合理的方向,但相應地必須做好減船(淘汰馬力較低的舊船)政策、劃分並有效地引導不同捕撈能力的漁船各自在適當的水域作業。

實際情況如何呢?2018年,有一組越南研究者為探討死魚事件對四省漁業的衝擊,取得衛星影像系統「可見光紅外線成像輻射儀」(Visible Infrared Imaging Radiometer Suite,VIIRS)於事件發生前後所記到的北中部經濟海域成像,理論上這能捕捉到一定規模以上的夜間作業漁船所發出的光源,以用來估算海上漁船數量和密度。結果,成像顯示在事件發生前一年(2015年5月),二十海浬範圍內的漁船大多都集中在緊靠著海岸的一側,與二十海浬外離岸作業的漁船位置分布相對平均,有非常明顯的差別。

從統計數字上來看,2010年以來,越南沿海各省在九十匹馬力以上的動力漁船,無論數量或總噸位數都呈現全面且持續的大幅成長。即使是漁業相對不發達的北中部四省,2010年還只有三十艘、排名全國倒數第二的河靜省,到了2017年數量和總噸位數都成長了超過十倍,而承天順化省、廣平省也都至少達到倍翻以上;本來漁撈規模就相對比較大的廣平省,更是四省之中的異數,九十馬力以上的漁船總噸位數,在2017年已達到全國第七名。

漁船不斷變多、變大,但北中部四省沿岸的環境絕大部分是風積沙岸,能泊靠中大型漁船的漁港屈指可數,其中廣平省位於淨江(Sông Gianh)口的淨江港就是規模最大的漁業基地,要確認實際狀況不難。

我們在2018至2019年間考察過淨江中下游的產業活動,當時看到這一條三百多年前南北紛爭時代重要的界河,如今在寬闊的河口兩側都有相當成熟的港埠發展。公司化經營的離岸船隊,漁船進出狀況看起來十分正常;造船業也很熱絡,沿河兩岸都看得到建造中的新船,而且都是長度至少在十米以上的艙船。若非知道到河口附近的海岸曾是死魚事件主要的災區之一,光看港口狀態,應該不難相信廣平的漁業正在快速起飛。

然而淨江港畢竟是特例。若稍微往南走,來到坐落在日麗河(Sông Nhật Lệ)河口的省會城市洞海,情況又有些不同。

洞海這座小城是十七至十八世紀左右歷史大局的幾次重要戰役發生地,如今除了市區有一座當代復原的星型堡壘,完全看不出古戰場的痕跡。而鄰近山區十多年前發現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石灰岩洞群,靠著這個入選聯合國世界遺產的峰牙己榜(Phong Nha-Kẻ Bàng)國家公園,洞海的觀光收入近年快速成長,成為北中部在順化之外又一處能吸引國際旅人的停佇點, 也吸引愈來愈多的服務業地產發展。

如今,在日麗河兩岸,靠市區一側是水岸公園以及背包客出沒的商圈,另一側在海岸沙丘上則是繁忙的漁村寶寧(Bảo Ninh)社。寶寧社的漁船規模雖不如淨江港,漁業活動仍算熱絡。造船廠主黃國俊告訴我們,越南政府近年確實鼓勵漁民轉向離岸甚至遠洋捕撈, 但造一艘全新的船要價二十億越盾(約合兩百五十萬臺幣),一般小規模作業的個體戶漁民根本拿不出這筆錢。何況,就算真的有資本造船,也有其他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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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麗河口附近的傳統定置漁業。

黃國俊表示,目前北中部漁民的「遠洋」 捕撈範圍主要到達黃沙(西沙)群島、南海的中心海域,甚至長沙(南沙)群島一帶。然而,越南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長期對立,漁民在海上必須與中方競爭,「我們常被中國船攻擊,大部份都輸。」在污染事件發生前,跑遠洋的漁民一直不多,寧願在近一點的海域作業,既省油錢,也比較安全;污染事件發生後,「很多人出國當移工了,工人變得更難找。所以從死魚事件發生至今,我都沒去跑過船。」

作業成本與人身安全的雙重考量,黃國俊的苦水說明了為什麼「離岸漁船不離岸、遠洋漁業不遠洋」。只不過,這樣的選擇雖然情有可原,卻有可能引發連鎖的負面效應。首先,遠洋漁場通常比較能捕獲高價值的魚種,離岸漁船放棄這些進入門檻比較高的水域,獲利效率會變低,開銷會變得吃緊;因此,當他們轉而「入侵」近岸漁場,勢必會利用規模優勢做更大強度的捕撈,結果便造成近海資源加速枯竭,同時逼使競爭不過的近岸漁船也往沿岸移動。

大吃中、中吃小,每個等級的漁船都向下排擠比自己小的漁船,所有人的利潤都變薄、生計都損失、營運能力變得脆弱。在這種狀態下,一遇到死魚事件伴隨而來的價格崩盤和大範圍禁漁,就可能產生出如骨牌般應聲全倒的震撼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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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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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佳禾、胡慕情、郭育安、游婉琪、萬宗綸、賴奕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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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杜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