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漁民出走也歸咎台塑?死魚事件恐怕不是起點,卻也不是終點

越南漁民出走也歸咎台塑?死魚事件恐怕不是起點,卻也不是終點
Photo Credit:林佳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前後資訊的矛盾,提醒我們難以斷言河靜鋼鐵的污染嚴重且持續地影響漁民生計。然而,無論越南本地或國外媒體對此一事件的再現,卻是當地漁民生計因此污染持續滑坡,這中間的落差,牽涉了南海的漁業競爭與越南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

文:林佳禾、胡慕情

編按:2016年4月,越南河靜省開始出現魚群死亡情況,而位於河靜省由台塑掌管的經濟區,其排出的廢水被視為造成魚群死亡的原因。隨後台塑在越分部的一位經理表示:「這是唯一可能的選項,要麼是魚或現代鋼鐵工業的發展?」此言論在越南引發民怨及一連串「反台塑」遊行。同年6月30日,越南政府召開記者會指出河靜鋼鐵廠的廢水就是元凶,而台塑也於28日坦承負責,並表示將提供五億美元(約台幣161億元)賠償給受害者。

而自事件發生後,媒體普遍把越南北中部漁民外流的狀況歸咎於台塑,本文作者則是透過數據與田調,表示難以斷言河靜鋼鐵的污染在持續影響漁民生計,還須考量南海的漁業競爭與越南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

漁民生計回不去了嗎?

為了弭平越南全國各地對漁獲安全的質疑,5月4日(2016年),越南政府宣布河靜、廣平、廣治和承天順化四省二十海浬內禁止捕魚活動、已收獲上岸的水產亦必須禁止銷售或加工處理。這項禁令,一直持續到9月才「部分」解除。

禁漁期間,在四省蒐集的海鮮樣品檢測結果顯示,只有沙丁魚、金槍魚、鯖魚等「迴游」魚類,體內沒有苯酚,屬可安全食用的魚種;至於蝦、螃蟹、魷魚等「底棲」魚種,則被檢測出有一百三十二個苯酚樣品,其中河靜省和廣平省的比例最高。因此,越南衛生部後來仍持續禁止四省捕撈二十海浬以內、高達一百五十四種的底棲魚類,直到2018年5月。

由於一開始沿近岸全面禁止捕魚長達四個多月,影響層面甚廣,當時越南勞動和社會事務部曾以專案「協助」四省受影響的居民前往臺灣、韓國與日本從事漁業、保健服務、養老院和家務工,據稱移動人數超過一萬人。

P156圖片
Photo Credit:汪佳燕
沿近海以供應加工為主的雜魚捕撈活動曾受到禁魚影響。

2017年初,我們在臺灣見到來自廣平省的阮春賢。當時四十四歲的他,原本擁有一艘二十三公尺長的中型漁船。死魚事件發生前,他每次出海一週,收獲足以養活一家大小、讓兒子出國唸書,甚至雇用六名船員。「但不能捕魚、原先捕的魚又賣不掉,實在沒法生活,我只好賣掉船,來臺灣當漁工。」

從自雇者變成移工,阮春賢不只收入驟降,連自由與尊嚴也不復存在。「來臺灣的仲介費至少是三千美元、一次付清,來臺灣以後,卻整整兩個月都沒工作。」他在2016年冬天抵達臺灣,天氣很冷,仲介卻只給一條薄被,要他住在窄仄、骯髒又惡臭的空間。「而且他一天只給我一百塊臺幣,幸好太太寄泡麵給我,才能過得下去。」於是,他選擇逃離仲介桎梏,尋求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協助。

理論上,阮春賢擁有的漁船要前往二十海浬以外作業應該不成問題。為什麼四個多月限制作業水域的部分禁漁,會讓一位原本買得起漁船、雇得起六名船員的船主,被生計所迫必須做出變賣生產工具、出國打工這樣的決定?

阮春賢的遭遇,即時提醒了我們:死魚事件恐怕既不是問題的起點,也不是終點。

魚群死亡,是整起事件的核心,卻也是謎團。迄今所有企圖整理這項數據的報導、文件,甚至學術研究,數據不一,從數十噸、一百多噸、兩百多噸、三百多噸、五百多噸到上千噸都有。綜合來看,較為可信的範圍,應該落在一至三百噸之間。

2015年,也就是事件發生的前一年,官方統計上四省的海鮮水產總產量,加起來一共是二十萬四千九百七十九噸,其中四分之三是漁業捕撈(包括海洋和淡水),另外四分之一則是水產養殖。2016年,受到污染和禁漁直接影響,總產量下滑到十六萬九千六百六十四噸,減少十七%,其中捕撈的減幅明顯比養殖來得大;但到了2017年,總產量就又回升到非常接近二十萬噸的水準。

從以上數字可明確得知:死魚事件的確造成衝擊,但並非魚群直接暴斃,而是二十海浬內禁漁四個多月造成的產量下降;若同時參考兩年統計一次的人均收入資料,比較2014年和2016年,四省居民在農林漁業的人均收入額,除了承天順化省持平之外,其他三省竟然都成長了至少二成以上。除非這兩年之間四省的農業和林業有非常顯著的增長,否則人均漁業收入並沒有因死魚事件而下降,幾乎是可以直接得出的推論。

此外,查閱越南於2017年4至5月間的漁情報導,我們還發現描述海上漁撈活動恢復情形述中的數字顯示,2017年第一季海上作業的船隻大約比2016年同期減少兩成, 這說明先前四個多月的禁漁確實可能造成部分漁船不再出海,阮春賢的狀況並非特例;然而,2017年漁獲量比起2016年同期卻只下跌不到十分之一,這表示海上漁船減少之後,單位生產力其實不減反增。

前後資訊的矛盾,提醒我們難以斷言河靜鋼鐵的污染嚴重且持續地影響漁民生計。然而,無論越南本地或國外媒體對此一事件的再現,卻是當地漁民生計因此污染持續滑坡,這中間的落差,牽涉了南海的漁業競爭與越南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

互相擠壓的漁業生態

南海雖然是資源豐富的漁場,但取用者眾,正因棲地破壞、底拖漁法、嚴重過漁,以及全球暖化、海水酸化的影響,面臨重大威脅。根據一項研究推估,1990至2004年之間,這些狀況可能讓越南在南海上損失了超過一百萬噸的漁獲。這對漁業相關收入可達年度GDP三至五%份額的越南來說,當然是不小的影響。

然而,無論是哪個國家,發生這樣的損失通常並不無辜。

在越南,捕魚是歷史悠久且有其文化傳統的活動,在法屬印度支那時代,海洋捕撈一直低度發展,基本上都是小規模的家庭生計活動,不被殖民政府視為值得經營的獲利產業。兩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越南的漁船開始機動化並使用尼龍漁網,受限於長年戰亂,漁業規模增長仍有限。南北越統一後,社會主義政府全面實施集體制,漁船成為社坊合作社或公營漁業公司的共有財,造船由政府提供補貼,但原本某些地方仍存在組織自我管理的傳統,也因此逐漸凋零。1986年以後,「革新」帶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開放漁船自有自營並銳意鼓勵出口,動力漁船從此便快速而不受控制地增加。

根據2005年越南漁業部(Ministry of Fisheries,MoFi)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聯合發表的《漁撈與水產養殖部門研究》,自1990年代起,到2005年前後,越南動力漁船的總馬力數增長超過五倍,年平均增長率達到十二%;漁船平均規模也持在擴大,四十五匹馬力以上漁船的佔比,也從一成提升到了三成左右——儘管二十匹馬力以下的小型漁船仍為多數。從海洋資源管理的角度來說,這樣的捕撈能力已明顯過度擴張了。漁獲增加的速度,遠比不上漁船規模膨脹的速度,單位努力漁獲量(Catch Per Unit Effort, CPUE)一直持續下滑,在2000年以後只剩下1980年代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