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的中國(一):香港的不同並非標榜資本主義,而是政府追求社會公義

例外的中國(一):香港的不同並非標榜資本主義,而是政府追求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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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香港的例外不是例外於共產政權,而是例外於儒家文化建構的政治文化。香港人所以與中國不同,是指他們對於這個中國的專制傳統是「例外」的,他們有的是南方中國,特別是廣州及香港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在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歷史裡,注定了她的「例外」性。

文:李弘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1974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那一年我還不到30歲。我一共在香港住了17年,它是我人生最寶貴的時光。我的兩個孩子都在那裡出生、成長,他們對於這個稱為「東方之珠」的香港,也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記憶,更認為香港是他們的故鄉。

對我個人來說,香港最可貴的資源就是法治和自由。法治是比較容易瞭解的觀念,雖然不容易做到;自由則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觀念,特別是對中國人來說。我下面用三篇文字,從中國傳統、我個人的經驗、和世界史的觀點來說明為什麼香港不能繼續自外於中國的命運和專制統治的悲劇和原因。

從1842年英國官員正式入駐香港,到現在已有178年。香港在這些年間,一直扮演了「中國的例外」的角色,或許說她是一個「例外的中國」更為合適。現在中國共產黨政府決定越過《香港基本法》訂立香港的國安法,他的結果將要結束這個將近兩個世紀香港所扮演的「例外的中國」的角色。

本來《香港基本法》雖然屬於中國的國内法,但是它卻由《中英聯合公報》所保障,由中國政府所答允的,而且公告給國際社會。理論上,香港的「例外性」可以因此繼續維持,它是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可以「馬照跑,舞照跳」的由來。

但是香港的「例外性」是什麼呢?我們都知道香港長年享有選擇東西方思想、價值及生活方式的自由,而因為西方實行資本主義,以賺錢為人生的價值,香港模仿這樣的經濟理論,因而變得這麼繁榮。經濟的繁榮帶給香港富裕,而富裕就帶給人滿足和幸福。對實行共產主義的中國看來,長期推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竟然能帶來多數人滿足的幸福感完全不可解。

我認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不是解釋香港的特殊性的最好解釋。我這麼說有三個基本的原因。第一,資本主義並不是二戰以來香港政府的基本經濟政策;第二,今天的中國經濟制度不是用共產主義所可以解釋的;第三,就是香港以及南方中國(華南)本來就有它的特殊性,只有這一點傳統特色才可以解釋香港近兩百年的「例外性」。

我從第三點開始分析:香港的歷史是從她割讓給英國開始的。簡單地說,這之前,香港人本來就沒有中國的記憶。雖然基本上是廣東的一部分,但是她實際上連澳門都比不上,她只有人家替他寫的歷史。嚴格來說,廣東這個地方在唐朝以前,與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是沒有關係的。雖然現代中國的史學家竭力提倡說廣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源頭,但是這種說法目的是在服務政治。

唐代以後,由於打通了分隔江西與廣東的大庾嶺,中國的統治才真正在廣東地區開展出來。而即使如此,廣東的「他者」性質仍然保存得很濃厚。廣東人與伊斯蘭文化的接觸根本遠遠贏過與北方中國文化的交流。那時候阿拉伯人的船隻和航海技術都勝過中國,每有阿拉伯或南洋的船來到廣州,全城的人會跑出來看,因為船很大,用梯子上下樓,是中國船隻所不能比。可見廣州對外貿易的重要。

甚至於杜甫寫的詩也有很多是提到廣州的。大約從宋代以後,中國從海上商貿所收到的商稅就常常有多過從農桑所收到的賦稅為多的情形。因此對廣東人來說,海上貿易才是他們真正的生活世界。

有人說中國近代史不幸開始於廣州(鴉片戰爭),造成連連不斷的戰爭。他們說如果第一次中英的衝突是開始於上海,那麼可能就不相同。我不認為這個說法是對的,但是它卻反映了大家普遍持有的印象,那就是廣東人與上海人或其他的北方人有很大的不同。這個不同非常重要。它最後造成了孫逸仙推翻兩千多年中國帝制的空前大事。香港過去生存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她這個「例外」。

第二點是關於中國的共產制度是不是香港「例外」的原因?不是的。

幾十年來大家總是說中國是西方的敵人,因為中國是一個共產國家。從宣傳的角度來說,這是不錯的,因為美國是一個創造近代民族制度的國家,對於傳統君主制度的國家,不管是帝國或封建貴族國家都不認同。這就是美國人自豪的所謂「美國特殊性」(American exceptionalism)。所以西歐各國在世界推動擴張,建設殖民地,美國就不是特別熱衷。中國從辛亥革命以後標榜要實行民主制度,孫逸仙還以引述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而受到美國人的熱心支持。

然而,數十年之後,雖然美國許多進步人士曾經大力支持毛澤東的「共產革命」,毛澤東卻在建國以後,就驅逐美國勢力,不行美式民主。再三十年,共產國家先後垮臺,改弦更張,中國卻仍然屹立不倒,令全世界大感困惑。中國政府因此就在這個當頭宣傳他們的帶有「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這下大家才驚覺到中國雖然號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但是骨子裡就是兩千多年來沒有斷過的天子專制國家。

香港的例外不是例外於共產政權,而是例外於儒家文化建構的政治文化。這個政治文化的核心信念就是天子應該行仁政,由知識人輔佐監督。這樣的政府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時,覺得與實際情形並不符,因此下令乾脆把《孟子》書中所有「行仁政」的話都刪掉,不許人研讀。他還進一步殺了不少讀書人。雖然刪節《孟子》的措施只推動了很短時間,但是畢竟只有皇帝才有這樣的力量,十足反映中國極權政治的本質。

香港人所以與中國不同,是指他們對於這個中國的專制傳統是「例外」的,他們有的是南方中國,特別是廣州及香港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在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歷史裡,注定了她的「例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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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第一點來說明一下香港的特殊性。很多人說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與中國的共產主義社會不同,所以當時協議要讓香港有自己的《基本法》,與中國實行不同的「制度」,好讓香港可以維持她的資本主義。

香港這幾十年來實行的當然是資本主義的政策,但是資本主義有各樣的定義,不能一概而論。例如馬克思(Karl Marx)所定義的資本主義以及它的缺點,實際上已經根本不存在於1990年(東德解體)以後的世界了。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研究香港的人用馬克思的觀點來批判香港,因為香港的經濟政策不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

韋伯(Max Weber)對資本主義也有不同的說法。他寫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雖然可以做很多的解釋,但是不能否認的就是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精神就是勤勞,而這個勤勞的態度是因為新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所選定要救贖的人,因而產生勤勞工作的動力。這樣的資本主義精神的確是香港人近幾十年來的繁榮動力。但是這樣的資本主義是建立在自由經濟上面的,與馬克思的意見南轅北轍。

大約四十年前,名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曾經拍過一個有關香港的紀錄片,大為稱讚香港的自由經濟。然而,過分放任的自由經濟往往會導致社會貧富不均。香港當然有極端貧富不均的現象,但是她卻有強大的社會公義政策。從1949年中國變成共產專制國家以後,香港多次大量收納由中國來的難民,1976年後幾年,也曾大量接受越南的難民。每一次就要安排讓難民們有地方住,所以只好推動各樣公屋政策。

1978年本來已規劃到了世紀結束前可以完成所有的居民都有房子住的目標(「居者有其屋」),但是由於難民一再湧入,加上人們的住屋選擇取向及社會繁榮,所以無法達成。但是有一點不變的就是政府花在提供市民住屋的經費非常的多,簡直就是社會主義的政府。相同的,醫療方面,香港實行的是公醫與私人保險並行的制度。政府負擔的公營醫療費用高達95%,投資很大。對於香港醫療保險的好壞,說法不一,我不是專家,但是有一點很清楚,就是政府的醫療政策也是比較接近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如果說香港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並不為過,但是政府其實制定許多社會政策,絕對不能說是一個自由放任的經濟。相對之下,中國的共產主義也已經變質太多,離開馬克思的理想已經太遠。香港的不同因此不是因為她不標榜共產主義,而是因為香港政府有追求社會公義的表現。這一點正是香港所以是「例外的中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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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