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沒有貧民窟,只有「鼠族」撐起的中國幻夢

北京沒有貧民窟,只有「鼠族」撐起的中國幻夢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北京不是加爾各答或墨西哥城,以及一切發展中國家的大都市——北京沒有貧民窟,光鮮亮麗,井井有條。那麼,沒有貧民窟的城市和國家,是不是比充斥著貧民窟的城市和國家更美好、治理得更成功?這是北京政府洋洋得意的宣傳,卻不是這個國家的真相。

「低端人口」是習近平的愛將蔡奇發明的敏感詞

二零一七年冬,北京市大興區一所簡陋住房發生火災,造成十九人死亡的慘劇。新官上任的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不僅沒有反思政府的責任,反而借機以「消除安全隱患」為由,落實習近平「疏散非首都功能」的指令,矛頭直接對準改革開放以來為建設城市付出巨大心血的農民工群體。北京當局展開緊急行動,調動警察使用暴力手段將超過十萬名「低端人口」驅離家園。

蔡奇的一段動員談話影片在網路上廣為流傳,這位「北京一把手」親口宣稱:「到了基層,就是要真刀真槍、就是要刺刀見紅,就是要敢於硬碰硬、就是要解決問題!」他還補了一句,再發生類似大興火災的事故,「大家就要把手剁下來。」其豪言壯語,好像出自蘇丹或索馬利亞殺人如麻的軍閥之口。

這場清理行動的範圍,涉及北京各區城鄉結合部、老舊小區、出租大院、工業大院、違法建築等場所。通告內容指出,清理對象是「低端產業從業人口」。英國《金融時報》蒐集了一百三十五張「清理低端人口」通告,繪畫出多張地圖,記錄了清理行動的影響範圍幾乎包括所有外來務工人員居住地區。覆巢之下,也傷及若干喜歡居住在老舊胡同裡面的「中端人口」乃至「外國友人」。

官方有關「低端人口」的說法引起中外輿論驚詫不已,被認為是將人分九等的種族主義。更有民眾將在冰天雪地中流離失所的農民工的照片與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的圖片並列,發現兩個場景驚人相似。有人評論說:「清理租房的場面就像電影《辛特勒的名單》當中,黨衛隊清理猶太區一樣啊,就差上大狼狗了。」

為了降低負面影響,「低端人口」四個字很快成為中國網路審查的「敏感詞」,在微博、微信的主貼及評語欄目均遭屏蔽。該年度台灣金馬獎頒獎典禮上,記錄東北精神病院的中國電影《囚》獲得最佳紀錄片獎,導演馬莉在領獎時說自己代表「待處理的低端人口」。話音剛落,中國直播金馬獎的網絡平台狠狠掐斷直播。拍攝警察驅趕農民工實況的藝術家華涌,也遭到警方全國追捕,最後被破門而入的警察抓走,直到最後一刻他還在堅持網路直播。「低端人口」的說法,明明就是作為習近平愛將的蔡奇的發明,蔡奇可以理直氣壯地在官方講話中使用,卻不准民眾談及,這是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與「低端人口」相對應的還有另一個更為形象的詞語「鼠族」。此前,中國學者廉思提出「蟻族」的概念,用來指稱領低薪、居住在條件惡劣的大學畢業生。而「鼠族」比之地位更低,他們是來自貧困地區、教育程度低、住不起出租房而住地下室甚至在橋墩下、廢棄建築的縫隙之間苟延殘喘的農民工。

法國最大報《費加洛報》駐北京記者派屈克・聖保羅(Patrick Saint-Paul)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發現,在他住的高級公寓的地下室,就有若干「鼠族」居住。同一棟大樓,樓上與樓下宛如天堂與地獄之差別。他驚覺自己正置身中國幻夢的風暴中心,正看著這巨獸大國最殘酷的一面。於是,他耗時整整兩年,帶著翻譯四處採訪北京城裡默默做工的人,數度遭遇被當局請去喝茶的危險,由此寫出第一部著作《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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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沒有貧民窟的城市,貧民都到哪裡去了?

初到北京,派屈克發現,北京不是加爾各答或墨西哥城,以及一切發展中國家的大都市——北京沒有貧民窟,光鮮亮麗,井井有條。那麼,沒有貧民窟的城市和國家,是不是比充斥著貧民窟的城市和國家更美好、治理得更成功?這是北京政府洋洋得意的宣傳,卻不是這個國家的真相。

派屈克發現,在北京,「苦難藏身地底,而苦難的人要是冒險浮出地面,就註定被榨得連渣滓都不剩。」北漂的勞工構成北京的日常風景,但在高房價、沒有北京戶籍的限制下,他們被迫無奈屈居於暗不見天日的地下室。他們有老有少,有為了籌措兒子結婚聘金千里迢迢到北京當清潔工的老夫婦;有為了在市中心高級飯店實習而住進地下,習慣了北京地底腐臭氣味的大學畢業生;有為了孩子的未來,離鄉打工的父母,孩子卻被迫留在老家、成為一年到頭難得見到父母一面的「留守兒童」。據估計約有一百多萬人潛居在北京最繁華、最富裕區域的地底,他們是首都能維持日常運作的基礎勞動力,從工地勞工、大樓清潔員到各類幹髒活累活的勞動人力。

在「中國夢」的急促催動下,多數中國人都有想拉著、依著中國經濟大躍進的東風往前滑翔、改變命運。但是,為了夢想中的好機會與好日子,許多從農村遷移到沿海或內陸都市的民工,連翅膀都來不及長出就已淪為「鼠族」。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盧暉臨指出,這些勞工跟老鼠一樣住在地底,他們的居住條件惡劣,沒有自然光,空氣潮濕而惡臭,這就是為何社會大眾用「鼠族」來稱呼他們。但人畢竟跟老鼠不一樣,在那樣的生活條件下,健康將受到極大的危害,不但可能染上皮膚病,心理負擔也會相當重。根據統計,這些「鼠族」中的許多人都患有抑鬱症。不過,派屈克在採訪以及跟「鼠族」的交往中發現了他們的另一面:「鼠族讓人不得不尊敬。他們面對體制,為了擺脫貧困闖出一片天而培養出的韌性、堅忍性格以及適應能力,怎能令人不欽佩?」

其中,生活境況最悲慘的一名「鼠族」是在北京一口井中住了十年、被稱為「井底人」的王秀清。二零零八年奧運會前夕,十年來王秀清賴以為家的下水道井口突然出現一群制服筆挺的警察,其中一名警察放出籠子裡的德國狼犬。於是,王秀清被發現了,並被關進狗籠帶走。這一天結束了王秀清長達十年的「井底人」生涯,卻也戲劇性地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當他的故事被媒體報導之後,他得到人們廣泛的同情,北京某大學聘他當雜工,包三餐和宿舍——學校公寓的地下室。他還是住在地下,但跟沒有暖氣的下水道相比,已宛如天堂般舒適。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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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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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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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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