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牆》:成吉思汗厭惡築有垣牆的城市,且恨屋及烏地看待採取此種生活的人們

《城牆》:成吉思汗厭惡築有垣牆的城市,且恨屋及烏地看待採取此種生活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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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朱元璋對子孫的遺訓是,後世皇帝不可企圖擴張,而須維持強而有力的防禦;明初的朝廷恪遵以上原則,重建被蒙古人摧毀的城垣。成千上萬座的城牆遂重現於中國版圖內。

文:大衛.弗萊(David Frye)

成吉思汗的影響

下一個新朝代貶抑隋煬帝的城牆,某位唐朝皇帝曾表示,「隨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

唐朝皇帝則偏好利用草原突厥戰士來保衛帝國。華夏帝國繼續如同過往一般分分合合,新皇朝帶來新的專制君主,新的專制君主則一如既往地帶來新城牆。

一直要到十三世紀,致命的生死存亡威脅終於降臨中國的邊境,意外地證實過去背負汙名的皇帝們的觀點——有比徵召民力更恐怖的厄運。蒙古入侵的震撼讓中國必須重新衡量其政策之取捨。如果新建城牆卻導致五十萬人喪生呢?「比起眾城市陷入火海而居民死於刀斧之下,那種代價還真是小兒科!」如果人民過度勞役或超收重稅呢?「至少這樣人們還活著吧!」城牆是否可以保護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呢?「也許這次可以吧!」一幫曾經因強化中國邊防而被唾棄的皇帝們,此時正在九泉下微笑。

這個對中國造就重大影響的民族,是中國北邊草原眾多部落中較為晚出者。在十二世紀之前,蒙古人與其他起起落落的草原游牧戰士幾乎無法區別,他們隨著牲口而遷徙,永遠和鄰居有嫌隙,就像是「韃靼人」(Tatars)一樣,後來人們確實也將蒙古人與韃靼人弄混了。亞美尼亞人認為蒙古人是「弓手的民族」;西方人認定他們是「韃靼人」,從地獄「韃靼魯斯」(Tartarus)來的民族。幾乎與所有現代之前(premodern)的不築牆民族相同,蒙古人將人力全數投注於軍事。一位現代歷史學者曾論道,蒙古人的「一生就是軍事訓練的過程」。每個蒙古男性都得學習戰鬥技巧,年幼男童就要學著騎馬與射箭,同時還有艱苦的訓練,教他們忍受飢渴與凍寒;連蒙古人的年度大狩獵活動都是一種紀律的鍛鍊,由整支軍隊圍成一個大圓形,慢慢地將獵物包圍。

成吉思汗(1162-1227)曾說道,男人最大的喜悅就是砍殺敵人、奪其財產、使其親人痛泣、姦淫其婦女。不知他說的是否為真,我個人缺乏親身體驗。至少,成吉思汗的宣言代表了他所汲取的游牧戰士精神,並將其注入他的軍事體制中。成吉思汗知道,蒙古人的力量奠基於其打鬥競爭之生活方式,而他在「大札撒」法典中嚴禁族人遷徙至城鎮區改採定居的生活。似乎是為了支持這道敕令,成吉思汗還禁止蒙古人採納任何特殊的宗教信仰,因為宗教是城市的產物,神廟、清真寺、書籍等事物對蒙古戰士而言都是毫無裨益的。成吉思汗厭惡且遠離都市生活,他要求族人亦必須維持此道,他認為蒙古人永遠都應該是「有毛氈下擺的帳棚所保護之民族」,而他會以「從牆垣城市所奪來的事物」嘉獎族人的忠誠。

那築有垣牆的城市啊!成吉思汗是如此厭惡它們,且恨屋及烏地看待採取此種生活的人們;與眾多蠻族類似,成吉思汗不太了解他所垂涎的珍寶其實唯有他所鄙夷的城中居民才能製作。十三世紀早期,中國人敞開關門,讓成吉思汗兵不血刃地穿越邊界城牆,因為他們已想像不到比國內昏君暴政更糟糕的事了。說得委婉一些,中國人的這個決定可以名列史上失策排行榜的前幾名。成吉思汗一開始要求龐大的進獻——金銀、絲綢等奢侈品,但短短一年之後,他便失去耐心,刻意製造一起侮辱事件打破合約。此外,成吉思汗還自稱受到中國西北部的党項(Tanghut)人之侮慢,成吉思汗的一名謀士觀察道:「党項人會築城牆,這個民族的營帳已經不再遷移,他們無法帶著他們的城牆逃跑。」以上就是游牧民族對這些文明化的築牆者的定見:文明化的人民向優越的蠻族戰士進貢乃是天道,而這群待宰的肥羊竟敢偶爾延遲繳納財物,根本有違天道。

即便在眾多戰士民族之中,蒙古人的殘酷都是罕見的。攻城之際,蒙古的將軍無情地強迫中國俘虜充當部隊先鋒,他們知道守城人員若發現親友身在敵陣,會因此遲疑甚至不願發射箭弩殺敵。蒙古士兵會決不畏縮地貫徹屠殺的命令,對自己要達到上級要求殺害的平民人數毫不掛懷;蒙古將軍可能在攻打某城鎮時規定士兵每人要殺死五個居民,而在另一城鎮下令每人殺四十人,接著軍隊就會執行命令,然後移動至下一個城鎮。

持續二十年的平民大屠殺讓中國北方人口銳減。蒙古人圍攻北京地區許久,當地陷入人相食的慘況,其城破之後又遭蒙古人屠城,祝融肆虐整月,屍骨堆積如山,地面因死人脂肪而油膩不已。

一度,蒙古人考慮摧毀中國,他們有意夷平城鎮改用作牧草地,但一位中國士人建議他們不如保留這千百萬個屈服的納獻者。回顧之下,此事的結果似為一半一半,中國人口從一二○七年的一億二千萬,驟減至一二九○年的六千萬人。多數傷亡發生在兵馬倥傯的北方,此地區除了毗鄰草原的邊牆防線之外,尚有中國文化原生地的黃河流域。蒙古人可以吹噓,他們一路騎過了許多「曾經」是城市的地方,卻沒有遇到任何「廢墟」能絆住他們的馬蹄。成吉思汗繼續吃粗食、穿惡衣以證明自身的正當性,而他認定中國的滅亡早已預定,他說:「中國侈靡已甚,天厭之。」

重建的城垣

蒙古人作為中國的新統治者,他們對長城感到索然無味,包括成吉思汗那位信奉世界主義的孫子忽必烈。即便忽必烈對中國文化頗為欣賞,但他對這種中國傳統毫不動心,於是一百年之間,倖存的中國人終於可以免於這項大型勞役的荼毒;整整五代的百姓對「為暴君鏟挖黃土」的經歷一無所悉,他們只有己方的民間故事來與成吉思汗的傳說抗衡。中國人被蒙古人統治,而當他們最後忍無可忍之時,他們終究建立了新朝代,然後再度回復那城牆的工程。

中國明代(1368-1644)的出現,植基於中國人對蒙古日積月累的怨憤。開國君主朱元璋(1328-1398)相信自己有天命要來復原真正的中國,他企圖重建自己認知中的傳統中國:種族上與文化上的同質性,無意於「世界性大帝國」的擴張,重視其「有限」邊疆的防禦,在他展望下的中國會是一個封閉的國家。朱元璋對子孫的遺訓是,後世皇帝不可企圖擴張,而須維持強而有力的防禦;明初的朝廷恪遵以上原則,重建被蒙古人摧毀的城垣。成千上萬座的城牆遂重現於中國版圖內。後來,由於蒙古人的攻掠暫緩,某些明朝皇帝選擇忽略朱元璋的建議,他們甚至有意於海洋政策,這可能讓中國成為海上霸主或「新世界」(New World)的殖民者,中國的艦隊甚至曾經抵達非洲海岸。

不過,中國的命運並不是要在海權競賽中勝過葡萄牙人或建立歐亞的海路交通。蒙古的勢力於一四三三年再興,激起那舊時的恐懼,中國諸皇帝因而猛然遏止其海上雄心;朝中的孤立主義勢力高漲,此派大臣從無海上冒險的興致,他們指出中國水師在越南的損失,尤其強調如今必須面對蒙古威脅的重振。中國於是捨棄了當時全世界最壯盛的海軍,同時放棄對外探索的世界。同時,中國的工程師克服了各種技術困難,成功地全年提供水源至北方,中國官員決定將軍隊退守至「大運河」漕運補給尚可及之處,中國的疆界大約向內收縮了二百英里。

一次慘痛的軍事敗績導致中國終於全然退入城牆之內。一四四九年,蒙古再度來犯,明朝的年輕皇帝英宗(1427-1464)御駕親征,本希冀嚴懲敵人,結果蒙古人猛攻英宗所在的土木堡,殲滅多數明軍且生擒皇帝。「土木堡危機」將中國遠眺世界的可能性也一舉殲滅,此後中國已不會像是西方國家那般,派遣商旅、探險家去尋訪新天地;從此刻起,明朝人會謹遵祖宗教誨,他們把自己關得緊緊的,絕不妄想「世界主義」,堅守傳統、專注防守。明朝皇帝將國家的精力轉為投入城牆之興建,蒙古人的威脅讓中國別無選項。

明朝年間,古代那種熟悉的殘酷專制統治者形象竟然沒有出現,明朝皇帝允許地方官員興築新牆、整修舊牆、補蓋缺口處,而朝中官員們彼此就國家安全交換意見,他們完全不自覺——在這場拼拼湊湊的活動中——自己正在見證一座「世界奇觀」(Wonder of the World)的誕生。

萬里長城就在這種斷斷續續、零零星星的情況下逐漸成型。在較為偏遠的地區,延伸的城段彼此常不相連,每當蒙古人找到某個缺口入侵,中國人便隨後在此補上新的城牆。明朝年間,中國與蒙古人交鋒將近兩百次戰役。隨著長城的缺口處漸漸彌補,共同交織成明朝的防禦線,蒙古人愈來愈難以找尋突破口。即便現代有許多批評聲浪,但長城確實有效地執行了任務,它抵擋住成千上萬蒙古兵的攻擊。

一五七六年,一次小型的蒙古攻勢卻造就了長城最終的關鍵性重新設計。根據權威的長城學者研究,此次蒙古攻勢的大致原因本是源於一位備受蔑視的女性。這個女性以「大嬖只」(Great Beyiji)之名傳世,他是蒙古貴族「森格」(Sengge, 1522-86)始亂終棄的一百位妻子之一。僧格這個人「沉溺酒色,鎮日據床不起」。他這些受人蔑視的妻子們在族人支援下,經常侵擾中國邊境,並謊稱自己還與僧格勢力勾結,向中國要求大量獻財;大嬖只尤其令人憎恨,她堅持索取「成堆的」綢緞與其餘精品,以及「無數的」牛羊及穀糧。一五七六年時,中國拒絕她的勒索,大嬖只的一個男性盟友遂率領七十人沿著伐木小徑溜過長城,偷襲一座人員尚在休憩的中國兵營,稍後追擊的中國軍隊還遭到埋伏。隔年,該地區便開始新建磚造城牆——這就是今日受到世人盛讚的長城之最初原型。

以磚頭重構的明代長城,為舉世面對草原所建壁壘之中最壯觀者。人們對長城總長度的測量數據差異極大,三千英里?一萬英里?令人驚訝的是,整體邊界城牆的總長度從來沒有被調查完畢,但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計數字都可以反映整個工程的浩大。明長城最終獲得了「偉大」的封號,其吸引遊客的力量一如它往昔抵擋敵人的力量。橫貫群山的明長城——有時是磚、石結構——通常坐落在巨大的光岡岩脈上。

明代的其他防禦工事長期籠罩在「萬里長城」威名的陰影下,時至二十一世紀,史學家仍在繼續發掘明代其餘的防禦建設。舉例來說,在距離草原遙遠的南方邊境,中國人也在那裡築牆。十六、十七世紀時,中國朝廷將越南地區的高地苗族視為極大威脅,為此蓋起數百英里的壁壘,這麼做或許是明智的,因為苗人曾在十七世紀時摧毀一座邊界城牆;遲至一八○五年時,中國人仍然在此區域興建石造屏障。

相較起來,明朝皇帝「推銷」服役蓋城牆觀念予百姓的功力,實在沒有比那些古代君王好到哪兒去。秦始皇的長城已經是兩千年前的事蹟,但百姓實在是對這件事深惡痛絕,所以明朝皇帝皆刻意避免使用「長城」一稱。表達此種怨恨的詩詞流傳極廣,民間故事訴說整個國家如何被長城壓垮。光是人類自身怎可能造出這麼巨大的建築物呢?這顯然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一位幫助監工的老者編織荊棘化作了城牆;或工人們看見絲綢從天而降,以此靈感移動花崗岩塊滑下巨大的冰坡。而顯然地,這些超自然力量的協助並沒有延伸至戰場上,在十七世紀時,一位不忠的中國將軍把滿州蠻人放入了長城之內。

滿州人和其他草原民族一樣,他們對中國文明感到陌生。一開始,這群征服者幾乎無法忍受任何形式的城牆,當他們占領一座建築物,有時會將其垣牆拆除,只留下支撐屋頂的柱子。他們也拒絕像傳統中國的蠻族般同化入中國社會,滿州人和古代的斯巴達人類似,他們希望自己的原鄉不要受到太多文明的「汙染」,他們保持自身習俗不變,甚至強迫中國人改成滿人髮型。滿州人嘲笑中國人,尤其嘲笑中國城牆,一位滿清史家這樣寫道:「秦人備胡築長城,長城一築天下傾,至今笑齒猶未冷。」滿人為萬里長城寫了一幅墓誌銘:

無止境乎眾築牆,不停息乎民勞苦,

自朝至暮役不休,築長城兮竟何用?

曾經有位中國士人回顧歷史,其消極宿命論(resigned fatalism)油然而生,其言曰:「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後來的文人將這段話放進十四世紀的名著《三國演義》序言之中。觀其歷史,這種「循環史觀」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次又一次地,中國人屈服於上述格言的循環性;一次又一次地,蠻夷擊潰中國而控制華北地區。有時候,這些入侵者本是中國的傭兵,卻反過來對付自己過去曾保護的百姓。當中國一統被打破,數百萬人向南竄逃,而北方的防禦問題如今則落入新興的蠻族皇朝手中,而這群新防禦者現在也要學習建築城牆。

長城就像「中國」本身一樣,其存在比「帝國」還要長久,這並非由於長城是永恆的,而是因為一旦蓋了城牆,城牆遲早要陷落,而一旦城牆陷落,城牆遲早要重建!城牆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三國演義》序言的作者窺見中國歷史的循環,而歷史學者必須以更廣博的脈絡來看待這些循環現象,其中某些循環顯較其餘的更重要,明朝撤守至長城之內並不是另一次的循環。「西方的興起」須歸功於明代城牆的興建,因為此事限制了中國,使其無法與西方的擴張行動相競爭;此外,「西方的興起」或者更須歸功於另一重要區域城牆之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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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城牆:從萬里長城到柏林圍牆,一部血與磚打造的人類文明史》,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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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衛.弗萊(David Frye)
譯者:韓翔中

從羅馬帝國到蘇聯、從秦始皇到川普
城牆有多老,文明就有多久,人類的故事就是劃界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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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杜克大學歷史學博士大衛.弗萊結合史料文獻與考古經驗,帶領讀者漫步牆頭,走入這場古今城牆巡禮。爬梳5千年歷史長河中,城牆如何左右政經局勢、思想文化、日常生活,並形塑現代社會的樣貌。並思考在新保守主義盛行的當代,我們該如何自處?

或許,築起藩籬的從來都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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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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