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噪音與「海洋聲景」監測:從小虎鯨再度迷航,思考鯨豚擱淺的預警系統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目前無法可管、無能力監督的情況,保育主管機關、研究單位或民間團體難以掌控水下噪音的源頭,僅能眼睜睜看著鯨豚受到水下噪音干擾而迷航、擱淺,然後再讓野生動物救援組織援救。
文:林子皓(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助研究員)、余欣怡(中華鯨豚協會理事)、姚秋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今年4月25日,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救援組織網(MARN)[1]接獲民眾通報,發現一群小虎鯨迷航、進入高雄港第二港口,並有五隻個體擱淺死亡、一隻後送安置。5月4日,至少有六隻小虎鯨再度出現於高雄港更為內側的中鋼100號碼頭,海洋保育署協調各方船隻,嘗試以多艘船舶將迷航的小虎鯨引導離港口,但仍未能成功。在首次通報小虎鯨後的兩週內,於高雄、嘉義等地沿海通報數起擱淺,至少16隻個體死亡。
所有的鯨豚種類在台灣皆列為海洋保育類動物,一旦鯨豚迷航進入港口,港務與航運單位未注意其蹤跡而對鯨豚造成傷害,則可能有觸犯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疑慮。在港口內待得越久,鯨豚越容易受到當地不適宜的環境條件而影響其生理狀況。即使保育主管機關想要展開救援行動,目前也沒有任何手段能夠有效引導鯨豚離開港口。
雖然過去曾使用船隻製造水下噪音來驅離鯨豚,但這種做法很容易使鯨豚受到緊迫,甚至在不清楚迷航原因的情況下額外增加風險。因此,如何避免鯨豚迷航進入港區,將是鯨豚保育的重要環節之一。
鯨豚集體迷航與擱淺
鯨豚為何會集體迷航、擱淺,可能與群體行為、個體生理狀況有關,也可能受到自然環境變化或人為因素干擾而降低其行動力。以目前的科學知識來說,這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更別說如何預防這些事件再次發生。回顧台灣近10年發生的鯨豚迷航與擱淺,平均每年約發生81.6次迷航或擱淺。
在總通報案例數中,兩隻以上的成年個體占了7.9%。但若以個體數來看,這種「集體」案例卻占總擱淺個體數的28 %,顯示集體案例雖然罕見,但一發生就可能需要耗費相當大的人力與資源來對應。

自1995年以來曾經發生過集體迷航、擱淺的案例中,共通報了14種鯨豚。我們篩選出通報四隻以上個體的案例(連續性案件以總隻數計算),觀察到共有七個主要的鯨豚種類,這些集體案例大多發生於台灣西部海域,其中又以糙齒海豚、熱帶斑海豚、小虎鯨占的個體數量比例最高(下圖表)。糙齒海豚在過去的海上調查極為罕見,目前也還不清楚其在台灣週邊的主要活動範圍,但經常在台中以北的沿海地區收到擱淺通報。熱帶斑海豚雖然常見於東部海域,卻分別在2000年和2007年通報十隻以上個體擱淺於新竹市和台北港。
這次事件的主角小虎鯨,每年僅在東部外海有零星的目擊記錄,主要活動於深水海域的種類。除了在夏威夷海域有少數較完整的研究報告之外,目前對小虎鯨的全球分布趨勢、生態習性仍缺乏研究。這種可以說是相當神秘的物種,卻在近25年來已經有12年都曾於彰化以南的沿海地區通報過集體案例,而且主要發生於每年的2至4月份,顯示春季的西南沿海應是小虎鯨集體擱淺的高風險地區。2009年,國內外鯨豚研究人員針對台灣發生的小虎鯨集體擱淺案例發布一篇分析報告,評估了氣候、電磁異常現象、感染性疾病、有毒性藻華、水下噪音等可能原因,認為水下噪音是最有可能引發小虎鯨集體擱淺的原因[2]。
(圖說:歷年在台灣本島發生的集體擱淺案例,可縮放地圖並移動滑鼠至各地點確認擱淺的隻數與種類。)
人為噪音:鯨豚擱淺的凶手?
在光線傳播效率不佳的水下環境,鯨豚主要仰賴聲音溝通、導航與覓食。高強度的噪音可能會導致聽力永久性或暫時性受損,也可能改變群體的行為模式,例如原本正在覓食的鯨豚因躲避噪音源而移動至平常鮮少活動的海域,或迫使正在下潛至深海活動的鯨豚在噪音暴露後改變潛水模式而患上潛水夫病。除了上述的急性影響之外,長期暴露於噪音底下,也可能會導致慢性壓力,降低個體的生理免疫功能[3]。
水下噪音衍生的生態問題,在海洋汙染防治中是經常被忽略,也相當難以處理的議題。主要的癥結點在於一般人無法看到水下噪音帶來的汙染,必須透過特別為水下環境設計的麥克風才能夠聽到水下噪音。高強度的人為噪音可以在海水中傳遞很遠的距離,很容易就突破海洋保護區的邊界干擾鯨豚。若要防治噪音的影響,不可能給鯨豚戴上降噪耳罩,而必須在海中設置隔音設備(氣泡幕、氣泡網),但耗費的成本相當昂貴。因此,水下噪音一旦發生就難以透過減緩,只能從源頭進行管制。
到目前為止,政府仍未發佈水下噪音的管制規範,只有環保署在2019年公告水下噪音測量方法 (NIEA P210.21B)。缺乏管制規範讓許多海域開發、利用行為都未將水下噪音對鯨豚生態的影響納入考量。即使在環境影響評估中要求開發單位將水下噪音納入環評承諾,但主管機關缺乏海上督察的能力,也鮮少要求開發單位公開噪音發生地點、影響範圍等相關數據。一般性的開發、利用行為都缺乏管理,更別提因國防需求而進行的眾多軍事演習與機密行動。
這種無法可管、無能力監督的情況,導致保育主管機關、研究單位或民間團體難以掌控水下噪音的源頭,而僅能眼睜睜看著鯨豚受到水下噪音干擾而迷航、擱淺,再透過MARN應對這些事件。

海洋聲景:港口安全監測網的新節點
如果無法從源頭管制水下噪音,我們還有哪些方法能夠預防鯨豚集體迷航、擱淺?海洋聲景監測,是一種透過擷取海洋中各種動物聲音、環境聲音、人為噪音,了解當地海域生態系現況的新興水下遙測技術[4]。
【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