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洛梅《焦慮的意義》:當成功是「比鄰人更有錢」,現代人就難以倖免於焦慮與過勞

羅洛梅《焦慮的意義》:當成功是「比鄰人更有錢」,現代人就難以倖免於焦慮與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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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儘管當代個人主義強調個人有無上的自由,卻導致越來越多人必須為少數資本家工作。這種情境會導致無所不在的不安全感和焦慮,因為個人不只面對了自己無法完全掌控的成功標準,他的工作機會更相當程度地在他的掌控之外。

文:羅洛・梅(Rollo May)

當代西方文化的焦慮問題,在文藝復興時期便已定調:人際社群(心理、經濟、倫理等等)是如何發展起來?又是如何與個人的自覺價值整合在一起?又如何因此讓社會一份子得以避免孤立感,以及因過度的個人主義而來的焦慮?

工作與財富中的競爭性個人主義

西方社會的個人競爭傾向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便大大受到經濟發展的慫恿與強化。中世紀公會(公會中是不可能存在競爭的)的分裂,為個人的激烈經濟競爭開啟了一扇大門。這是當代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重要特質。因此,要緊的是去探究當代人性格結構中的個人競爭野心,是如何與經濟發展交織在一起的。我們將遵循唐尼(Richard Tawney, 1880-1962,譯註:英國社會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對文藝復興以降數百年來之經濟發展的討論,也會特別參照工業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心理隱喻。在這一節中,我們的重點是前述文藝復興時期新興原則的應用與運作。

當代工業主義與資本主義受到許多因素牽制,但是在心理層面,毫無拘束的個人新權力觀至關重大。一般在合理化當代的工業主義與資本主義時,總是強調個人積聚財富並化財為權的「權利」。唐尼指出,個人的自身利益和擴張的「本能」,已被神化為社會所能接受的經濟動機。十八、十九世紀工業主義的基礎,更「否認任何比個人理性更優越的權威〔社會價值、功能〕。」這「使得個人自由遵循自己的利益、野心或嗜好,不會因為臣服於任何共同的忠誠核心而受到拘束。」就這點而言,當代「工業主義是個人主義的誤用。」

唐尼口中的「經濟自我中心主義」立基於下列假說:個人自我利益的自由追求,會自動帶來社會全體的經濟和諧。這種假說的功效,在減緩社會內在孤立所帶來的焦慮,以及因經濟競爭而來的敵意。競逐成功的個人便可相信自己的努力擴張能夠讓社群更為強大。這種假說在當代多數時候都是個具實用性的真理。從這點來看,個人主義的成長確實大大增加所有人的物質需求的滿足管道,這點戲劇性地得到證實。但是從其他角度看來,特別在獨佔性資本主義的後期發展階段中,個人主義式的經濟發展,會對個人內在以及人際間的關係,具破壞和分解的反效果。

然而,個人主義經濟的全面性心理隱喻與結果,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浮現了出來。特別在最近的發展上,個人主義的心理成果之一,便是工作(work)對多數人而言已失去實際意義。工作已經成為一項「苦工」(job),其價值標準不在生產活動本身,而是相較下的偶爾勞力所得──工資或薪水。這麼一來,社會尊嚴與自我尊嚴的基礎,也由創造性的活動本身(真正能增加個人自己的力量,並因此務實地降低焦慮的滿足感),轉變成財富的攫取

工業系統所被賦予的最高價值,便是財富的擴張。因此,工業體制的另一個心理結果便是,財富成了公認的特權和成功標準,也就是唐尼口中的「公共尊嚴的基礎」。財富的擴張本具競爭性;成功便是比鄰人更有錢;別人財富的縮水等於我們自己財富的增長。唐尼從經濟觀點看到的,我們稍後會從心理學的觀點來指出──換言之,以財富的攫取來定義成功是一種惡性循環。我們的鄰人或競爭者永遠可能更有錢;我們永遠無法確定自己的地位是否無懈可擊,因此便會受到不斷增加財富的需要所驅策。琳德夫婦在對美國小鎮第一次研究的「為什麼他們這麼認真工作?」(Why do they work so hard?)這一章中特別指出,「商人和工人似乎拼了命要讓賺錢的速度,跟上自己主觀金錢需要的成長速度。」我們公平地推論這些「主觀需求」多屬競爭性的動機,如「跟上鄰人的腳步」。

重要的是,財富的取得如同成功的既定標準一樣,並不是為了要維持生計或增加享樂而擴張物質財產。財富反而是個人權力的徵兆,成就和自我價值的證明。

儘管當代個人主義經濟的基礎,是因為強調自由個人有無上的權力,它卻導致越來越多人必須為少數擁有大筆財產(資本)者工作的現象。這種情境會導致無所不在的不安全感,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因為個人不只面對了自己無法完全掌控的成功標準,他的工作機會更相當程度地在他的掌控之外。唐尼寫道:「安全感是最根本的需要,西方文明最大的罪便是大眾並不擁有安全感。」因此,實際的經濟發展,特別在資本主義的寡佔層面,是直接違背工業主義與資本主義所立基的個人努力之自由這項假設

但是正如唐尼所指出的,這些個人主義假設根深柢固於西方文化,讓為數眾多的人不顧它們與真實處境的矛盾,而牢牢攀附其上。當中產與中下階級都經驗到焦慮時,他們便會在個人(財產)權利──儲蓄、不動產投資、退休年金等──的相同文化基礎上,加倍努力以得到安全感。這些社會階級成員的焦慮,經常成為他們努力維護個人主義假說的附加動機,卻不知道這種假說正是他們沒有安全感的部分肇因。「安全感的渴求是如此急迫,以至於那些因財產濫用〔以及做為財產權基礎的個人權利假說〕而苦的人⋯⋯會忍受甚至保衛它們,以免修剪死東西的利刃反過來給生者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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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尼也指出下列重要觀點:為改善中低階級生活的革命(如十九世紀的各種革命)基礎,與統治階級的主張並無二致,那就是由個人權利的統治權以及財產權衍生出來的假說。這些革命的價值在確實擴展了個人的權利。但是對唐尼而言,它們立基於同樣的謬誤假設:個人的擴張自由凌駕社會功能之上。這一點對於下列問題至關重大:當代初始數百年間所發生的革命和社會變革,與當前衝擊西方文化的革命與騷動,有什麼差異嗎?

唐尼認為,自文藝復興以降一直是經濟發展特徵的個人主義,缺少工作與財產的社會功能觀。個人主義式的假設「無法讓人們合作,只有共同達成目標的羈絆,才能促使人們合作,個人主義就是要否定這種羈絆,因為重權利而輕勞役正是個人主義的精髓。」這一點和本書的前提一致:競爭性個人主義不利於社群經驗,社群的缺乏更是當代焦慮極為重要的因素

唐尼針對下列事實提供多種解釋:多數當代工業發展的矛盾,一直被牽制到十九、二十世紀才得到釋放。原因之一在工業主義似乎具有無限擴張的能力。另一個理由是工人的飢餓與恐懼動機,使得制度得以有效運作。但是當資本主義的寡佔面,以及它所立基的個體自由假設,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顯現出來時,個人主義經濟中的固有矛盾,也成了公開的秘密;同樣情形也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因為工會的成長,而讓恐懼與飢餓的威脅稍微緩和。

佛洛姆:當代文化中的個體孤立

我們現在來看看詮釋這些發展之心理與文化意義的二位作者:佛洛姆與卡迪納。佛洛姆的重要關懷在當代人的心理孤立,這是隨著文藝復興時期所浮現的個人自由而來的。他的討論針對此孤寂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係,也特別令人信服。他揭露:「當代一般工業制度的特定因素,又特別在它的寡佔層面,造就了無能、孤獨、焦慮、沒有安全感的人格發展。」孤寂經驗不辯自明地正是焦慮的近親。更確切地說,心理孤寂超越臨界點後就成為焦慮。佛洛姆所面對的問題為:既然人類是在社會母體中發展成個體,擁有自由的個體如何與人際世界產生關聯。這就像十九世紀時齊克果從個體性、自由與孤寂的觀點來看焦慮問題一樣。

首先要注意的是佛洛姆對自由本質的辯證概念。自由常常會有兩個面向:在消極面上,那是免於壓抑與權威的自由,但是在積極面上,自由必須能夠被運用到新關係上。個人孤立只會得出消極的自由。

這種自由的辯證本質見諸於孩童的出胎,也可以從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化的性格結構系統發生學中看出。孩童自生命初始,便因為「初始聯結」(primary ties)而受到雙親的羈絆。他的成長便在脫離對雙親的依賴而增加自由──這個過程便是個體化。但是個體化會帶來潛在或實際的威脅;個體化也會逐漸打破與初始聯結的原始結盟;孩子逐漸覺察到自己是個分離的實體,自己獨自一人。

對照個別的實存,這種強而有力的與世分離如排山倒海般,往往危險又具威脅性,會產生無能感和焦慮。我們只要是外在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去覺察個別行動的可能性與責任,我們便不需要害怕。

一般人無法無限期地忍受這種孤立感以及所伴隨的焦慮。理想上,我們會期望孩子在個體發展的力量基礎上,發展出新的正面人際關係,也就是藉由愛和有生產力的工作,逐漸長大成人。但是事實上,這個問題的解決永遠不單純,也沒有理想的方法;個體自由涉及每一成長階段的持續辯證。這個議題該如何面對?是要透過正向的新人際關係,還是放棄自由以避免孤立和焦慮;是要重新建立依賴關係,或形成無數可紓緩焦慮的妥協方案(「神經症模式」)?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人格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同樣的自由辯證也可以在文化層次上觀察到。文藝復興時期初次浮現的個體性,帶來脫離中世紀權威與規範的自由──脫離教會、經濟、社會與政治箝制的自由。同時自由也意謂割離提供安全與歸屬感的聯結。用佛洛姆的話來說,這種割離「註定帶出深深的不安全感、無能、懷疑、孤獨與焦慮。」

這種脫離中世紀箝制的經濟自由──市場自公會的規範中解脫了,高利貸的剝奪被拔除了,財富得以累積了──既是個人主義的新表現,也是它的強有力誘因。人們可以在能力(和運氣)範圍內,全心擴大自己的財富。但是這種經濟自由不可避免的個體孤立,以及歸順於新權力的傾向,會一直增加。

個人現在備受強大的「超人」力量、資本和市場威脅。因為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競爭者,人際關係既交惡又有敵意;他自由了──孤獨、孤立,備受各方威脅。

觀察這些發展對中產階級的影響更為緊要,不只是因為中產階級已漸漸成為當代的主流,更因為我們有充足理由去假定,當代文化中的神經性焦慮是中產階級的專屬問題。財富的累積最開始只是少數文藝復興時期的權勢資本家所關心的,後來卻漸漸成為都市中產階級的主要關懷。到了十六世紀,中產階級困在奢華權勢的極有錢人和極貧窮者之間,成了夾心餅乾。在新興資本家的威脅下,中產階級關心的還是律法的維護。他們可說是全盤接受了新資本主義下的潛藏假說。因此,中產階級在威脅處境下體驗到敵意,卻沒有像中歐農民那樣公開表達出叛逆來。中產階級的敵意多被壓抑,並成為憤慨和怨恨的形式。被壓抑的敵意會產生更多焦慮,這是廣為人知的現象,也因此產生增加中產階級焦慮的內在心靈動能。

減緩焦慮的手段之一便是從事瘋狂的活動。個人一方面要面對「超人」的經濟勢力,而產生無能感,另一方面卻仍對個人努力的效應抱持理論的信仰,焦慮便在這個兩難的困境中油然而生,並在過度的行動主義下成為病症。真的是這樣,十六世紀以來對工作的大力強調,已經成為緩和焦慮的一種心靈動能。工作本身便是一種美德,這點已經相當背離工作所帶來的創意與社會價值。(喀爾文主義〔Calvinism〕認為工作成就雖然不是得到救贖的手段,但卻是使我們成為神之選民的明確標誌。)這種工作無限上綱論,也讓時間與規則的重要性得到高度評價。佛洛姆認為「永不歇息的工作驅力是十六世紀的基礎生產力,其重要性不下於蒸汽與電力之於當代工業體制的發展。」

相關書摘 ▶羅洛梅《焦慮的意義》:當個人的存在價值受到威脅,焦慮便油然而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焦慮的意義:羅洛・梅經典(2019年版)》,立緒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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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洛・梅(Rollo May)
譯者:朱侃如

存在心理學大師羅洛.梅(Rollo May)學術奠基之作,繼弗洛依德之後,最重要的焦慮研究經典。

焦慮是我們的良師。人因為既有限又自由,既受限又無限,所以是焦慮的。自由與有限並存的弔詭情境,使人生而焦慮。

「面對焦慮」一直是人類的生存課題。

在人類祖先發展思考能力,以及運用象徵與工具來拓展保護範圍方面,焦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到了現代,人類的焦慮對象已不再是遠祖時代老虎和乳齒象的獵物,而是受傷的自尊,被自己的族群孤立,或在競爭中受到失利的威脅。焦慮的形式已經改變,但是焦慮經驗依然大體相同。

焦慮無所不在,如果我們能穿透政治、經濟、商業、專業或家庭危機的表層,深入去發掘它們的心理原因,或者試圖去了解當代藝術、詩歌、哲學與宗教的話,我們在每個角落幾乎都會碰到焦慮的問題,並以某種方式與之共處。

焦慮有它毀滅性的部分,但也有建設性的部分。本書主要討論「焦慮的意義以及它對人類經驗的價值」。

羅洛.梅在這個對「焦慮」的經典研究中,檢視不同的焦慮理論,也挑戰「精神健康就是沒有焦慮」的流行信念。他還引用齊克果的主張,認為焦慮是我們的「良師」,只要當新的可能性浮現時,焦慮就會在那兒。這些思考點出一個當代研究幾乎沒有碰觸的主題,那就是焦慮與創造力、原創性和智識的關係。

本書是為那些感受到今日社會的壓力和焦慮衝突的人而寫的,也是為那些尋求焦慮的意義、原因,以及可能的因應之道的人而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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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立緒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